諸神之戰
哪種文明可以生存壯大，哪種文明會滅亡？
哪個民族可以征服掠奪，哪個民族只配當亡國奴？
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一個民族的興起，首先會選擇一種秩序。然後採納一種宗教，來解釋這個秩序。並告訴人民日常的行為準則。
在宗教的基礎上，演化出政府結構，契約精神，民俗，道德，文化以及歷史故事。
國力的起伏，朝代的興衰，往往對應著制度的好壞。
優良的制度，國力才會越來越強。制度的選擇，則是全民族的共識。也就是說，有什麼樣的宗教觀點，就會選擇怎樣的制度。是“民心所向”。
制度的競爭，其實是“意識形態”的競爭。其背後是神的影子。
穩定還是效率
神---宗教---制度---國力。所謂文明的興衰，無非諸神之戰。
下面，我試圖將幾種文明秩序加以比較，看看哪個神更強一些。
在這場較量中。我們從穩定和效率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效率意味著國力。
越有效率的制度，則國力增長越快。如果運氣不太壞的話，一般都能成長為大帝國。
但是有些制度，並不能在原始社會使用。譬如“全民公決”出現的前提，必須要有無線電。
另一方面則是穩定，這裡的“穩定”，並不是社會的穩定。而是統治者自己的利益。
穩定往往和效率衝突。歷史上，統治者為了自己的權力寶座，一再扼殺社會的進步。此類事也是屢見不鮮的。我是說隔壁的朝鮮。
馬克思說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別的不說，這句話是對的。
從邏輯上講，假如生產力極大發展，生產力導致生產關係重構，生產關係不適應。
那統治者豈不是要從寶座上退下來。
所以，任何一個政權都不歡迎社會變革，不歡迎社會進步。
儒
首先來看看我們的儒家，之前的文章分析過，儒家是等級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如果加入一個匈奴，這個時候，在儒學的框架內，是完全無法解決“二個平等的政治實體”如何共存，這一高難度的問題的。
- 中原的官員遇見匈奴，等級應該如何排列？比知縣高，還是比知府低？
- 一旦發生糾紛，該如何仲裁？
那體制就會產生混亂。
中國人一般採取的辦法是：
- 把匈奴滅掉。
- 禁止溝通，或僅限於少量的邊境貿易。
有很多人很難理解，為什麼中國古代喜歡搞閉關鎖國。
- 宋，就只有泉州作為通常口岸。
- 明清二代海禁，片帆不得入海。
- 晚清1839年前夕，只有廣州作為通商口岸。
閉關鎖國，並不是為了逮捕前朝餘孽。
因為在朝廷士大夫的心目中。他們其實知道，大食商人，阿拉伯商人，不列顛。是一個強大的文明。並不是中華文明的僕奴。
只不過中央朝廷實在想不出，該如何面對這一個“平起平坐的巨人”。
那這事又不緊迫。
乾脆將全部的對外接觸，收縮到一個小口，然後整個華夏帝國，就當沒有這事好了。
這樣的一套邏輯，在中國古代的很長時間都是行之有效的。
可是到1840年英軍炮艦敲開了沿海的城防，士大夫們就慌了。整個朝廷混亂了。
誰都沒有經驗應該如何面對一個“平起平坐的巨人”。
而且這個巨人既不想毀滅你，你也沒辦法毀滅他。他只想和你同時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於是掀起了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說句題外話。1949年之後，隨著西方文明的傳入中國，技術手段也獲得了質的提升。
那時的中國構建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體制內”，把全社會99.99%的行為，都歸入體制內。
其完成度，比所有王朝都高。
1971年“批林批孔”。其實真正懂儒學的人，一眼可以看出，這才是儒學在中國登峰造極的時刻。
因為全社會都在等級制內。
儒學的效率
儒家很穩定。可是效率極差。
1840年，當歷史把中華民族重新拋入競爭中去，士大夫們發現儒家制度就是渣。
儒家的問題，是“資源無法自由配置”。
儒家的制度產生於2500年前，當時的社會99%是種植業，識字人口不到0.1%。
孔子設計的這套等級制，非常簡單，很適合當時的生產力水平。
可是今天，社會早已不是99%的種植業。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適應”市場經濟的制度。老朽的儒教被拋棄並不可惜。
“儒”是一種非常低效的制度。應該被歷史淘汰。
雖然我對儒學略知一二，可我依然認為儒學就此成為廢紙，沒什麼可惜的。
古歐洲和中國是二個截然不同的文明。他們從“底層”規則開始就分道揚鑣了。
具體是什麼，下次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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