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倭乱验证了中朝两国唇亡齿寒的关系，明朝不希望自己的国土成为战场，特派援军助朝鲜抗日。明朝的帮助使朝鲜国土得以保全，朝鲜感谢明朝的救国之恩，壬辰倭乱后朝鲜的大多数有识之士也开始对明朝表达了尊敬之意。同时，这种意识在明亡以后则以“对明‘义理’论”的形式展开。
因此，我们可以说壬辰倭乱不仅带来了朝鲜对明朝认识的变化，也成为中国文化流入朝鲜并得以传播的契机。从文化层面上看，通过壬辰倭乱，一方面流入日本的朝鲜文化引领了日本近世文化的潮流；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对朝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史无前例的朝、中、日三国战争也成就了意想不到的文化交流。
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朝鲜与中国的主要交流有阳明学的传播、关羽信仰的形成、中国小说的流入及朝鲜汉诗的传入中国等。众所周知，阳明学是明朝中期以王守仁为代表建立的一门学说，批判了朱子学说，排斥朱子学的教条化与形式化，重视实践性，主张“心即理说、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王守仁（阳明）的思想很早就传到了朝鲜，却在尊崇朱子学的朝鲜吃了闭门羹，未能在朝鲜得以扎根。
然而出战朝鲜的明武将中却有不少是阳明学者，他们让朝鲜改变了自朝鲜王朝建立以来向朱子学一边倒的学问风气。例如，明朝最高指挥官宋应昌的参谋袁黄，曾对朝鲜人宣讲当时的明朝学风，并将朝鲜人看作异端的阳明学推到了议论的风口浪尖。再有，丁酉再乱时，派遣军官万世德曾向朝鲜朝廷提出，要求在朝鲜文庙供奉阳明学的创始人陆象山和王阳明（王守仁）的铜像。
明朝的武将探究了曾经兴盛的朝鲜、足以击退隋唐两朝攻击的朝鲜衰落的原因，决定通过阳明学的思想建立一种新的风气。这给当时重形式、疏实事、重文轻武的朝鲜敲响了警钟。但处于战乱中的朝鲜王朝无暇接受他者对其学风的批判。在独尊朱子学为正统的世风下，朝鲜朝廷并不关心是否接受阳明学的争论，而更加希望明朝的将帅们取消与日军的议和，在决战中尽快击退日军。
在这样的险境中，朝鲜国王宣祖的心理可见一斑：无论什么思想，只要能击败日军就是好思想，就能给予肯定。对于崇尚义理的朝鲜社会，主张与侵朝日军议和的宋应昌的阳明学很难为朝鲜社会所接受。大部分朝鲜时代的官僚，在壬辰倭乱后仍维持着向朱子学一边倒的态度，他们否定阳明学，视之为异端。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名为郑齐斗（1649—1736）的学者应势而出，他是构建知识、行动统一（知行如一）的阳明学思想体系的朝鲜第一人。虽为少数，但以郑齐斗为中心始见的江华阳明学派潮流，为之后近代朝鲜对抗日本的侵略、为朝鲜的近代化和独立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朝鲜朱子学的优点暂且不谈，朝鲜阳明学的接受过程也证明朱子学独霸天下的思想体系是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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