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第八奇蹟”、國人向來引以為傲的兵馬俑，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成的十二金人到“分天下為三十六的郡”的郡縣制，乃至“書同文、車同軌”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政體，竟然都是我們的老祖先秦朝人從古波斯人那裡學來的？
近日，陳民鎮《秦帝國是否受到波斯的影響》一文引起了軒然大波。陳先生不但肯定了上述天方夜譚般假說的真實性，並聲稱“秦帝國的物質文明與制度文明，都有若明若暗的波斯烙印”。
居魯士圓柱上記載著居魯士大帝征服巴比倫的豐功偉績。圓柱上有“He constantly sought oftenorder and equity for the black-headed people”的銘文
陳民鎮遠非第一個拋出上述“驚世駭俗”說法的學者。與季羨林齊名的偉大學者饒宗頤在上個世紀末時就已經撰文指出過中國古代“黔首”一詞可能源出於波斯帝國對人民的稱呼Black-headed people “黑頭”：
波斯帝國的崛起與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所謂Black-headed people者，即秦人之“黔首”也。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天下，刻石頌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頗疑遠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響，而“黔首”一名則承襲西亞之舊稱。（《中國古代“脅生”的傳說》）
此後，段清波、林梅村等學者相繼指出收天下兵器、鑄造金人，其實也是一種“西方經驗”，秦人模仿的是希臘戰神阿瑞斯鑄造的十二尊青銅像。
與十二金人相比，中國先秦時期從未有過類似雕塑的兵馬俑，這更顯得疑點重重，因為它們不可在秦代無緣無故產生，所以只有可能是與羌戎雜交的秦人受到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帶來的希臘化影響的產物。
已經有歐美學者在比對過包括粟特、大夏、于闐，甚至也門、基輔羅斯和英格蘭等歐亞大陸不同時期和地點出土的木簡後，認為它們都跟古波斯木簡屬於一個系統。
這個節骨眼上，哈佛大學近東系伊朗學博士張湛則以一項更加匪夷所思的“發現”推波助瀾。他在豆瓣上發表了《古波斯帝國與秦帝國的關聯：木簡刻痕》一文，並指出裡耶秦簡與阿富汗出土的古波斯阿拉姆語木簡、和田出土的于闐語和藏語木簡上均有用於計數的刻齒。雖然措辭謹慎，但他顯然在暗示這些不同地區的簡牘間是有相互影響的。
實際上，這些說法的濫觴可以追溯到已經盛行了一個世紀之久的“中國文明西來說”。17世紀以來，歐洲的東方學家一直關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諸文化與文明的起源和由來問題，任職於大英博物館的拉克伯裡即其中之一。他認為華夏文明的源頭是巴比倫，在其學說被譯介到中國之後不久，著名考古學家安特生就在仰韶村發現了大量與歐洲、西亞相似的彩陶，安特生從考古學上也做了這些彩陶都是從西方傳入的論斷。頓時“中國文明西來說”在學界與輿論中都產生了轟動，就連諸如章太炎這樣的國學大師都將之奉為圭臬。
在《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一書中，考古學家陳星燦詳述過民國時期中國文化西來說是如何盛行一時的
或許中國文化西來說畢竟還只是一個幼稚的“前現代錯誤”，但晚近考古學與分子人類學、歷史語言學的發展都證實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文明應該是一個複數名詞，而且切實受到過多種域外文明的巨大影響。 王明珂《華夏邊緣》、易華《夷夏東西說》、張經緯《四夷居中國》均試圖以考古學和人類學的角度，力圖說明東亞大陸古代文化與人種的複雜與多樣性，著名語言學家橋本萬太郎的《語言地理類型學》則證實了古漢語與阿爾泰語系、南島語系諸語言有著遠比人們想象中緊密得多的聯繫。
橋本萬太郎是日本天才語言學家，因胃癌英年早逝
如果說上古史還有些像陳寅恪所謂的“鬼畫符”，那麼這位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則在另一個時段的研究中用更細密嚴謹的研究坐實了晚近新清史一直在強調的“中國的內亞性”。
所謂“漢唐雄風”，漢唐一直都被認為是漢民族歷史上最為強大的兩個政權，然而陳氏竟把李唐崛興的原因歸結為“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雖然每個字背後都是如此鮮明的“舊染既除，新機重啟”的時局影射，但陳氏撰寫《隋唐政治史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論述稿》，以李唐皇室的血脈、風氣開篇，又舉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數端，凡此種種，犖犖大端，無一不是列舉鮮卑等北方族群的政治傳統對於中原的影響。
陳寅恪中年後專治中古政治史，但他早年的學術志向則主要在於“殊族之文，塞外之史”
《中國伊朗編》和《唐代的外來文明》是研究中國外來文化的雙碧。勞費爾和愛德華·謝弗以他們驚人的博學能力指出中國與域外——尤其是伊朗的文化交流有多麼密切與廣泛：從駱駝、大象、獅子、孔雀到葡萄、石榴、胡椒，再到木材、食物、香料、藥物、紡織品、顏料、金屬等等等等……
以往學者總是強調遼金元和滿清時期中國政治傳統的中斷與毀滅，現今學界更多強調的則是它們在中國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中曾起到的積極作用。那套完全不同於中國內陸中央集權文官官僚體制的國家建構模式，被姚大力稱之為“內亞邊疆帝國的國家建構模式”，此一模式完全是內亞的政治傳統，並“萌芽於遼，發育於金，定型於元，發達於清”。
“新清史”與傳統“中國中心論”的眼光最為大相徑庭，晚近數年以來也一直都處於輿論風口浪尖上。雖然幾乎和所有隻是被外人定義為學派的團體一樣，歐立德、柯嬌燕、羅友枝、路康樂等海外學者被認為屬於“新清史”這個學派，但他們從未承認過這一點。他們不是一個有某些政治陰謀“利益集團”，只不過都堅決否認滿族漢化的傳統故事，並主張以滿蒙藏文檔案為基礎，在整個內陸亞洲的範疇上去重新思考清朝歷史罷了。
《走向世界》、《續編》叢書為著名出版人鍾叔河編集，共收錄了100種1911年以前國人考察遊歷西方的文獻，“反映了十九世紀中國由閉關自守到逐步開放的歷史”。歷時三十年，100種圖書終於出齊
顯然，並非所有這些強調中國的“非中國性”的學說都是正確的，但如果能多這隻“異域之眼”的話，不同文明之間密切多樣的文化交流，對國人來說也就不會那麼“聳人聽聞”了。恰如錢鍾書為鍾叔河《走向世界》所作的序裡說的那樣，“中國走向世界，也可以說是世界走向中國，咱們開門走出去，正由於外面有人推門，敲門，撞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走向世界，那還用說，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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