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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不能也，不為也。
教育改革之所以難，在於勇氣的喪失。
堂·吉訶德單槍匹馬，向魔鬼衝去，雖然那不過是風車。然而，如果明知是風車也非要說是魔鬼，掉頭逃跑，那不是瘋子，是孱頭。
十幾年前，面對應試教育的洶湧浪潮，教育界幾乎無法應對，因為這股潮流是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的綜合體現，影響遠遠超出教育專業領域。
也有人自作聰明地提出“第三條道路”，試圖有別於不體面的“應試教育”和艱難的“素質教育”：不敢公開反常識反教育，也無力改變應對高考的嚴酷現實；順應民粹，但又不敢赤膊上陣；貌似不偏不倚，實則自欺欺人。
這個“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試圖迴避矛盾，既無法緩解升學壓力，也不可能保存學校的體面。歸根結底，國家的教育路線只能有一條，即全面提高學生綜合素養。
教師應當尊重學生接受正常教育的權利和願望。
雖然目前社會形勢逼迫一些學校去做違反教育常規的事，多數教師對此難以接受，畢竟他所接受的專業教育中沒有這類反教育的“理論”闡述，可是，因為有人鋸短了木桶的一塊木板沒受懲罰，甚至獲得體制嘉獎與社會讚許，就把原本脆弱的教育推向萬劫不復的死地，也讓相當一部分教師喪失判斷力。
在一些地方，借教育改革之皮，破壞教育法規，破壞教育平衡，用各種低劣惡俗手段攪亂教育秩序，毀壞教育聲譽。
各種反教育行為的層出不窮，多數情況下，是少數人追求“政績”“名聲”的行為，而問題長期得不到糾正，則是為了利益集團的長久“收成”。行政不作為，疏於監督，一些官方媒體也在其中推波助瀾。每年高考結束，媒體大肆炒作，製造轟動效應，完全無視教育本質，迎合民粹，擁立落後文化，不惜把民族教育品質拉低、再拉低。
業界悲嘆“積重難返”，但教育界每一次的熱熱鬧鬧改革，都會換來更瘋狂的應試浪潮干擾，絕大部分學校都是被浪潮裹脅，卷著走的。
非不能也，不為也。許多困難，完全是社會病，不作為造成的。
目前，在這樣的局面下，學校所能做的往往只能是設法減輕對學生的傷害，力圖以比較小的代價為學生獲取深造機會——就這麼個低目標，也必須克服巨大的阻力，學校既要費盡口舌向社會解說，還得應對主管部門的行政壓力，甚至還得面對教師和學生的懷疑。
要儘可能保持學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慾，使他們保持良好的學習品質，在未來社會能從容應對任何困難或複雜的局面。精神品質的“底子”要在基礎教育階段打好，如同植物的成長，不能忽略“時”。教育誤了“時”，學生失去最佳生長期，不僅會加大“差異”，而且有可能“變異”。基礎教育不能犧牲人的全面發展去獲得考試分數的提升，不能犧牲學生的精神品質，讓他們在未來社會淪為庸人或幫閒。
科技文化界批評中國教育出不了“大師”“傑出人才”，難以獲得諾貝爾獎等等，其實，和全面的“人的教育”發展狀態相比，“大師”“傑出人才”或幾個諾貝爾獎未必能說明太多問題，教育要做的是為未來社會培養“人”。中國教育改革需要正本清源，真正以人為本，讓所有的人都能在學校接受正常的教育，走出學校，在社會能“合理地做人”。
一個有創造激情，有改革活力的社會，也必然是人們有自尊、有教養的文明社會，我們無法想象，通過價值觀混亂的教育可以實現那樣的夢想。未來社會的人的品格，要靠今天的教育培養；如果社會無力，家庭無力，那麼學校和教師就必須當仁不讓，來承擔這份責任，儘可能地多做有益的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盡力而為。只要教師還有擔當，一個民族就能有進取心，不會放任自流地墮落。
一百多年，外禍內亂加災荒，中國基礎教育靠一批批堂·吉訶德式的有識人士，不計個人得失，拼命硬幹，忘我工作，才有了後來發展的基礎；正是那一批人的執著和堅守，奠基了今日中國的基礎教育。
期待新一代堂·吉訶德式教師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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