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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和林語堂兩位中國現代文學大家關係密切，他們的友情與交往不僅在彼此的文章日記中有所見證，還體現在一本小小的外國詩歌小品集——周作人簽名本《陀螺》上。這本珍貴的周作人題贈林語堂的《陀螺》毛筆簽名本，如今為著名學者、作家、藏書家陳子善所收藏，引出了一篇絕妙好文，可謂物得其所。
原文標題為《周作人譯：陀螺》，載於《簽名本叢考》，海豚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林語堂
一九三六年年八月十日，林語堂攜全家登上“胡佛總統號”郵輪離開上海前往美國。這標誌著林語堂大陸文學活動的結束和旅美創作生涯的開始。林語堂藏書頗豐，臨行前加以整理，除了隨身帶走各類必備書，還留下十大箱書刊寄存在商務印書館（施建偉《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文化》，一九九一年八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初版《林語堂在大陸》）。這十箱書此後的命運我們一直不得而知。到了二十多年後的一九五七年，大陸新政權早已建立，這批林語堂舊藏第一次神秘地出現，而且經“上海市公證處”公證(當時大陸還有“公證”也出人意外)，其所有權發生變更，歸屬新的主人。又經過二十多年，特別是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它們竟得以奇蹟般地倖存下來。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這批林語堂舊藏終於散出。其中最為珍貴的當屬一冊林語堂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間的日記，是研究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文學創作和文人交往的不可或缺的真實記錄，不僅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也已具備了文物價值，故而進入拍賣，為一位因愛子喜讀林語堂小說而參拍的實業家所得，現在還靜靜地躺在他的保險櫃裡，等待著有朝一日走出深閨與廣大讀者和林語堂研究者見面。
除了這部珍貴的日記，林語堂留在大陸的舊藏中還有不少同樣值得寶愛的名家簽名本，其中周作人譯“詩歌小品集”《陀螺》是我特別喜歡的。林語堂與周氏兄弟的關係極為密切，也極富喜劇性。他與魯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軒輊於其間也”（林語堂《悼魯迅》）。而與周作人則一直頗為相得，他編《論語》、《宇宙風》、《人間世》三大雜誌時，周作人始終是不遺餘力的支持者。他肯定“周作人閒逸清順，是散文應有的正宗，白話文應有的語調”。當然，林語堂對周氏兄弟也有批評，認為“魯迅極熱，周作人極冷”，“熱可怕，冷尤可怕”（《記周氏兄弟》）。這些都是很可注意的意見。
周作人
林語堂與周作人的交誼可追溯到《語絲》時期。周作人主編的《語絲》週刊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時，時在北大英文系執教的林語堂就與魯迅、錢玄同、孫伏園、顧頡剛、江紹原、章衣萍等一起列名為“長期撰稿人”，後來也一直是語絲社的中堅分子。林語堂的赫赫文名正是從“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周作人《〈語絲〉發刊詞》)的《語絲》開始的。周作人題贈林語堂的這部《陀螺》是一九二五年九月北京新潮社初版本，正值這一時期。
該書開本12.7×18.6cm，平裝。封面設計別緻，在白底上配以淺綠色書名、譯者名、出版社名、出版年份和圖案，簡潔淡雅。前環襯有周作人的毛筆題字:
贈
語堂兄 作人
十月一日
十個字字跡端正，時隔八十多年，墨色仍濃黑如新。更令人驚喜的是，全書書品完好，除了紙張略有泛黃，幾乎像新書一樣。我翻閱摩挲，忽發奇想，對這部簽名本的來龍去脈，有沒有可能作一番並不複雜的查考呢？
幸好周作人一九二五年的日記已經公開，查《周作人日記》中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大象出版社初版)，當年六月二十三日周作人日記雲:“晚伏園來，與川島□（此字難以辨認——作者注）共宴玉堂、紹原。”玉堂，林語堂另一大名也。這是林語堂在周作人日記中首次正式出現，比最初出現在魯迅日記中還早半年（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魯迅日記雲“寄林語堂信”，系魯迅為新創辦的《莽原》向林語堂約稿）。次日周作人日記又云：下午“鳳舉來，贈書一本。六時同往公園長美軒，周錢孫章李五人為主，來客為玉堂夫婦、紹原、申府、平伯、頡剛、鳳舉，共十一人。”此後還有與林語堂通信的記載。到了十月一日，周作人日記果真有了與這部《陀螺》簽名本直接有關的記載:
上午在家。下午往太和春赴“語絲”之會，《陀螺》出版，先取五冊，贈玉堂、紹原、平伯、衣萍各一冊，十時返。
這則日記確切無誤地告訴讀者，周作人是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得到剛剛印出的《陀螺》樣書的，當即分送四位《語絲》同人，自留一冊。林語堂是獲得贈書的第一位。江紹原、俞平伯是周作人“四大弟子”中的二位，章衣萍當時也常在八道灣走動，他們均名列林語堂之後。這部《陀螺》簽名本由此“驗明正身”，也就這樣見證了林語堂與周作人之間非同一般的友情。
周作人是在“語絲”之會上贈予林語堂《陀螺》的，對“語絲”之會，也即有名的“語絲”聚餐會，林語堂後來有過不止一次的生動的回憶，雖然細節與史實不無出入:“我們是每兩週聚會一次，通常在星期六下午（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是星期四，而且據周作人日記可知，聚會一般是每月一次——作者注），地點是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的茂密的松林之下。周作人總是經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學筆調兒一樣，聲音迂緩，從容不迫，激動之下，也不會把聲音提高”（林語堂《八十自述》）；“每逢語絲茶話，兩位（指魯迅和周作人——作者注）都常來，而作人每會必到。作人不大說話，而泰然自若，說話聲調是低微的，與其文一樣，永不高喊。”（林語堂《記周氏兄弟》）
《陀螺》扉頁註明此書是“詩歌小品集”，列為“新潮社文藝叢書之七”，這套叢書實際上是周作人自己主編的。“之一”是冰心的《春水》，“之三”是魯迅的《吶喊》，“之八”是李金髮的《微雨》，“之九”是馮文炳（廢名）的《竹林的故事》，“之十”是周作人的《雨天的書》，都在新文學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吶喊》更是劃時代的。這套叢書也很重視翻譯，“之二”就是魯迅翻譯的愛羅先珂童話劇《桃色的雲》，因此，收入《陀螺》也是理所當然。
對《陀螺》的內容，方紀生初稿，傅芸子増訂，並經周作人本人審定的《周作人先生著作年表》（一九四五年七月定稿）又是這樣介紹的：“《陀螺》外國詩二百七十八篇之語體散文譯述，內計希臘三十四篇，日本百六十二篇，其他八十三篇，北京新潮社印行，新潮文藝叢書之一”，頗為仔細、鄭重，可見《陀螺》不但在周作人翻譯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在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史上也值得一說。
周作人在《陀螺》中以分行散文的形式翻譯了古希臘、日本、法蘭西等國的詩歌小品，尤其開首的“希臘小篇”收錄了從希臘文直接譯出的古希臘牧歌、擬曲、對話、小說和古詩共三十四篇，是周作人譯介他所認為具有“一陣清風似的祛除力”的古希臘文學的首次集中展示。他在序中解釋為什麼採用本不相干的“陀螺”作為書名:“我用陀螺作這本小書的名字，並不因為這是中國固有的舊物，我只覺得陀螺是一件很有趣的玩具。”這本小書“實在是我的一種玩意，所以這名字很是適合。我本來不是詩人，亦非文士，文字塗寫，全是遊戲，——或者更好說是玩耍”。周作人“玩”出的這本《陀螺》，可稱作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沉悶又沉重的中國文壇上少見的輕快明亮的音符。她的問世說明周作人開始將古希臘文學、日本文學特別是日本古代文學試探性地介紹到中國，也說明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由此開始注意域外古老的看似已經“死亡”的文學，更說明像周作人這樣卓有遠見的譯家有意識的、主動的從中心走向邊緣，而對新文學的理解也從片面走向廣大，其意義是多方面的，啟示也是多方面的，可惜至今未受到周作人研究者和翻譯文學研究者應有的關注。
《陀螺》初版即絕版，至今沒有重印過。《陀螺》譯者親筆簽名本目前所知也僅存二冊，另一系周作人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贈“斐君川島二君”即“語絲”另一同人、散文家章川島夫婦者，但是鋼筆題字。因此，我擁有周作人題贈林語堂的《陀螺》毛筆簽名本，贈書者和受贈者都是新文壇大家，怎不令我心滿意足？
（原載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上海《文匯讀書週報·書人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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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本叢考
出版社: 海豚出版社
出版年: 20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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