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虽然社会在转型，但现实的婚姻仍然是以包办为主。当时的婚姻形式中，早婚、童养媳、一夫多妻、典妻等等不平等的婚姻比比皆是。留学生则不同，他们目睹国外的婚姻，为封建婚姻观提出了新的参照，因而渴望改良传统婚姻的呼声十分高涨。
1901 年留学日本的陈独秀回国后，于1904 年在安徽芜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是一份以通俗语言向民众传播新思想的小报。报纸设有论说、新闻、历史、地理、教育等栏目。报纸创办后，陈独秀在《恶俗篇》中对包办婚姻表达了不满。
在陈独秀看来，将一对互不认识，互不了解，志趣不同，不了解性格，毫无爱情可言的男女安排成为夫妻，这是一种不道德的婚姻。对于那些不道德婚姻，为什么不能像西方社会那样也选择离婚呢？但是，中国的婚姻，自包办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两个人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陈独秀抨击包办婚姻带来的危害，因为他就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因而，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有着同样的感受。但是他毕竟是接受过新思想的人，后来也冲破世俗，与妻妹高君曼一见钟情并走向婚姻的殿堂。
陈独秀与高君曼产生恋情是在1909年，高君曼是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1908年底，陈独秀37岁的哥哥陈庆元在东北病逝。陈独秀将哥哥的灵柩送回老家安庆。当时，他年迈的继父陈衍庶已经从辽宁新民府道员任上退休告老还乡。陈衍庶实际上是陈独秀的叔父，很有些家财。陈独秀幼年时很讨他这位做官的叔父的喜爱，叔父身边又没有子嗣，便将他收养为养子。
陈独秀回乡时，继父陈衍庶正卧病在床，陈独秀看到病中的叔父，于心不忍，为尽一份孝道，便在家中居住了一段时间。
1909 年年终岁尾的时候，陈独秀原配妻子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来到家里。高君曼1888 年生，比陈独秀小10 岁，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学校里，高君曼常以姐夫的革命活动和留学生涯引以为豪，常常在同学们中传说。此番见到陈独秀，高君曼不免有些青睐之情。因为陈独秀和高晓岚是包办婚姻，价值观的不同使二人的婚姻并不和谐，用陈独秀的话说，他与高晓岚两个人仿佛相差了一个世纪。高君曼作为一个新女性，很快便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两人很喜欢一起聊天，两人的谈话常常是陈独秀滔滔不绝，高君曼听得认真。
一天，陈独秀与高君曼谈到婚姻问题。陈独秀说：“中国的婚姻就是不如西洋、日本，洋人别的不好，有一条好，婚姻男女双方可以自己作主，不像我们中国，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男女双方自己一点也作不了主。”陈独秀的见解，高君曼认真聆听，像一个真诚的小学生。
二人聊天时常常不在意高晓岚的存在。时间久了，高晓岚也感到和自己话语不多的丈夫是喜欢上自己的小妹了。她嘴上虽然不说，但是内心之中还是产生一丝不快，也有些危机感，便盼着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早一日离开。陈独秀与高君曼在陈家书房里的话题，从社会责任到包办婚姻，从诗词歌赋到市井新闻，二人可谓无话不谈。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话不谈的二人渐渐产生了感情。终于有一天，勇敢的高君曼扑进了姐夫的怀抱。就在陈家的书房里，他们有了石破天惊的第一次，第二次……一个是旧礼教的挑战者，一个是接受过新思想的时代女性。他们大胆地冲破传统人伦道德的底线，恪守三从四德的姐姐无意中成了他们追求自由婚姻的搭桥者。
在当时，他们这种大胆的举动，无疑是违背“人伦”的“苟且之事”。于是，指责和风言风语铺天盖地而来。陈家、高家甚至提出与二人断绝关系。继父陈衍庶更是以“退继”相逼，但对于一心革命，根本无意于继承遗产的陈独秀来说，封建家庭的干预已经无济于事。
但是，高君曼思想再新潮，她毕竟是一个女性，面对姐姐的大闹，亲人的指责，她渐渐感到难以承受。然而，陈独秀被爱情燃烧着，并不愿顾及人言隐身而退。于是，他决定带着高君曼私奔。1910 年冬天，陈独秀与高君曼以留学为名双双踏上前往杭州的轮船。在高晓岚的哭声里，陈衍庶捏紧拳头怒目大骂道：“今生今世，再不准这孽种跨进我陈氏家门半步！”此时，高晓岚已有身孕，第二年孩子生下地，是个男孩，陈衍庶取谱名陈遐松，即陈独秀的第三子松年。
陈独秀与高君曼到杭州后，二人在西子湖畔结为伉俪。他们在“众数”嘴里成了“有伤风化”之徒，只有在“少数”眼里是冲破包办婚姻的壮举之士。在外界的非议中，他们在婚姻自主与爱情甜蜜的巨大喜悦中，享受了十五年的快乐时光。
以上内容节选自《少年行：1840—1911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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