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市籍制度下商贾的社会地位，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才是国家稳固的基础，商人带来的交换反而是国家安全的隐患，所以商人是很不待见的，所以没有身份经商不行，有身份不经商也不行，反正地位不高！
- 市籍与重农抑商的关系
秦汉时期统治者利用市籍制度来推行其抑商政策，那么为什么要实行抑商政策、压制商人呢？
1、保护小农经济，维护封建统治。封建制度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正所谓“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所以说农业是衣食之源，富国之本。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但由于农业生产收益低，不像从事工商业那样容易迅速发财致富,农民纷纷弃农从商。于是“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 农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发展牵动着国家的命脉，农业搞不好难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正如 “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栗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再者，“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富商大贾利用他们经济上的权利，盘剥农民，严重侵害小农经济。因此只有实行抑商政策，控制商人数量，才能把农业发展上去，“抑商”就是为了“重农”。 “重农”就是为了发展封建经济，稳定封建统治。
2、防止商贾兼并土地，争夺国家劳动人口。富商大贾不仅剥削农民，还利用高利贷来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农民失去田地而不得不受他们差遣。晁错形容农民说：“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氓者也。”富商大贾以兼并小农来招徕劳动人手，直接导致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流失，威胁到统治者的封建统治根基。
3、防止官商勾结，维护国家统一。秦汉时期，“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他乡，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富商大贾利用他们雄厚的财力，勾结地方割据势力，干涉国家政权，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巩固，所以实行抑商政策势在必行。
- 商人的社会地位
正因为抑商政策的出台，市籍制度的存在，致使秦汉时期的商贾社会地位普遍偏低。
1、谪戍制度中的贾人。《汉书·晁错传》载: “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 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 后以尝有市籍者, 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 后入闾, 取其左。”为了打压商贾，法令规定被贬官吏、赘婿和商人以及父母曾经有市籍的，都被强制戍守边境。《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汉代的“七科谪”: “吏有罪一, 亡命二, 赘婿三, 贾人四, 故有市籍五, 父母有市籍六, 大父母有市籍七, 凡七科也。”这说明商人已区别于一般平民户籍，被列为贱籍。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必须服从国家徭役的征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谪戍中的商人的待遇是非常低的，《秦简》中有一条律文《魏奔命律》：“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谴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肴。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湮豪(壕)。”这条法律是把商贾客旅、赘婿等发配充军，让他们去为国家“奔命”服劳役，生活非常艰苦，不仅没有肉吃，而且只能吃三分之一斗的饭。
其次，秦朝期间统治者多次将大手工业者迁到边远地区，“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引文中的“不轨之民”指的就是商人，其中不乏大手工业者。这样不仅可以消除了他们在各地的势力，解除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同时还能将他们的不动产收归国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2、 受限制的政治权利。传统的中国官本位根深蒂固，很多人寒窗苦读，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入仕当官。但是在秦汉时期，不仅是商人本身,就连其后代也是不能为官做吏的。汉高祖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汉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孝景二年，法令规定：“有市籍不得为宦”。汉武帝时，“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 当时除了不允许商人参政，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之外，还规定商人不许占有田地。《史记·平准书》载：“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哀帝时“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 由此看来，商贾及其家属是没有权利占有田地的，可见当时商人的地位有多低。
此外，官吏也不允许经商，“事末业”。对擅自经商的官僚贵族是要进行严惩的：①收监。汉武帝时，“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壖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丞相李蔡盗卖田地，从中牟取巨利，按照当时的法律是收监；②免官。西汉梁期侯“侯当千嗣，太始四年，坐卖马一匹贾钱十五万，过平，臧五百以上，免”；③没收财产。成帝时 “是时起昌陵，营作陵邑，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者,方进部掾史覆案,发大奸脏数千万” ，财产全部收归国有；④斩首。西汉湘成侯“侯益昌嗣，五凤四年，坐为九真太守盗使人出买犀、奴婢，臧百万以上，不道，诛”。统治者把官商划清界限，不许有身份的人和商人接触,从侧面说明从事商业经营者地位低下，目的是要打压商人,控制从商人口。
3、财产权无法得到保障。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私人财产是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的，但在国家和专制皇权面前，商人的私人财产却无法得到保障。首先，对商人征收的税种名目繁多，而且税额苛重。商鞅认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 此外，汉高祖下令对商人“重税租以困辱之” ，这些做法都是通过重征商税来变相压榨商人的财产。其次，多次改革币制。从秦朝至清代，虽然历朝历代都是使用圆形方孔钱，但是其大小轻重却不断变化着。王莽八年里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几乎每次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又或者是改变金属成分来搜刮商人的财产。再次，封建政府无偿剥夺商人财产之事时有发生。汉武帝时颁发“算缗令”和“告缗令”，使大多数商人陷入困境，纷纷破产。
4、经营权受到限制。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大夫君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国家统一组织盐民生产，采取民煮官卖的办法，通过由国家统购统销来实行盐的专卖。而铁的专卖则是从生产到销售,一律由官府独家经营。总而言之，国家用权力干预社会经济，除了一些对国民经济毫无影响的民间零星商品交换外，其它能牟取暴利的重要工商部门收归政府，由国家垄断经营，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违者要处以严刑,可见政府对商贾的打击之大。
5、平等权受到剥夺。从上面四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商人受到不平等待遇，他们甚至备受歧视,就连生活享受都要受到限制。汉高祖刘邦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贾人毋得衣锦绣绮毂絺纻罽,操兵，乘骑马” 统治者从服饰车乘上面限制商人的权利，进一步打压商人和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
这种对商人禁锢的制度，至唐代中期即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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