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裕生（哲學家，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德國哲學學會會長）
編者按：傳統文化應當學習、傳承，這應是共識。但是，學習、傳承傳統文化裡的哪些內容、哪些精神？以及如何學習、傳承？在學習、傳承傳統文化過程中，需要遵循什麼原則？又需要特別防止哪些可能危險？這些問題則存在分歧與爭論。比如，儒家倫理思想很強調孝道，自然也成為學習、傳承的內容。但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裡，孝道的內容有很多變化、附加，那麼，後人在學習、傳承中是否應當加以辨別？在一些地方，《二十四孝》被作為優秀傳統文被大肆宣揚，“埋兒奉母”、“割股療親”、“臥冰求魚”這些有違最基本人性的愚昧行為竟被作為孝道的楷模大加倡導，還有諸如“女德班“、跪拜禮等各種腐朽的沉渣不時泛起。所有這些都一再向人們提出警示，今天我們學習、傳承傳統文化需要鑑別，需要引導，需要門檻。特別是在讓傳統文化重新作為必修課程進入國民教育這一事項上，更需要謹慎，需要準備好必要的條件，否則，很可能事與願違。為此，我們刊發黃裕生教授最近發表在《南方週末》的一篇文章。原題目是“迴歸而不復古”，現題目為編者所加。
1912年1月19日，時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簽發《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宣佈“讀經科一律廢止”，儒家典籍從此退出中國中、小學生課堂的聖典地位。迄今正好過了一百年。現在，山東省在全國率先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納入中小學必修課程，並已編出多版教材供中小學生使用。這意味著，百年之後，儒家典籍又作為權威經典重歸國民教育。
如果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算起，那麼中國人把儒家典籍作為聖典來學習、實踐有2300多年；如果從通過科舉制而使儒家典籍成為所有學子必修的聖典算起，也有了1300來年。相對於這千年不斷的學習史，被廢止的這一百年，只不過彈指一揮間。不過，正如一百年前的廢止令並不簡單一樣，今天儒家經典迴歸中小學必修課堂，也並不是一件可以不周全慎思的事情。
在這一件事情上，我們首先要非常清醒、非常明確、非常誠實地面對並記住一個歷史事實，那就是：以我們的傳統文化經典修身立國的滿清王朝，修習儒家經典有千年之久的中國社會，在遭遇西方文化世界和西方政治社會之際，幾無自保之力，所有的抵制與反抗，都一敗再敗；在如此存亡之際，自新自救乃唯一出路，而僅靠傳統文化資源，卻幾無自新自救之力。讀經科廢止令的背後甚至認為，儒家典籍被作為經典學習有礙中國自新自救。
這個離我們並不遙遠的歷史事實向每個中國人擺明，單靠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無法應對現代世界。因此，讓傳統文化，讓儒家典籍作為經典，重歸國民教育，必須建立在誠實而勇敢地承認、反思中國近代史這個基本事實的基礎之上，以避免傳統在今天的迴歸演變成簡單的文化復古，進而演變為觀念與現實的倒退。為此，在這一事情上，我們至少首先要考慮以下這些問題。
一．傳統文化迴歸國民教育意味著什麼？
傳統文化作為必修內容重進國民教育，意味著傳統文化在國民教育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首先意味著傳統文化在國民性格的塑造、國民人格的形成、國民價值觀的確立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所以，這是一項需要特別慎重的事情，是需要對未來中國負責的重大事項。我們的編者，我們的教師，包括我們今天在這裡對這件事情本身的討論，都有必要抱著極其謹慎的精神與負責的態度，特別需要一種超越個人與集團的眼下利益的精神來面對這一事項。甚至需要超越個人與行業的眼光和見識，因而尤其需要傾聽不同的意見與擔憂，並針對這些擔憂做出預防性的安排。
有鑑於此，我們有必要回答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傳統文化進教材的必要性。
二．傳統文化迴歸國民教育的必要性究竟是什麼？
我們讓學生學習我們的傳統文化，究竟是為了什麼？有什麼必要？為什麼必要？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看這個問題，也不瞭解倡導者、編者怎麼看這個問題。但，在我看來，讓我們的學生學習我們的傳統文化，不是因為這些傳統文化是“我們自己的東西”，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東西。“我們自己的東西”很多，我們的祖先留下來的東西也不少，但是，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很多東西是要丟掉的，是要淘汰的。比如，我們的舊衣服，我們的茅草屋，我們的裹小腳，我們的“三綱”等等。
我們之所以有必要學習我們的傳統文化，重要的不應是因為傳統文化是我們的，是祖先留下來的；重要的是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是一種開闢了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東亞世界的文化，是與另外三大文化共同規定了世界史發展基軸的文化。我稱它們為“本原文化”。
雖然世界有各種文化傳統而有各種“國學”，但是，並非所有文化傳統體系都具有世界性影響而具有世界史意義。如果從長時段歷史來看，那麼也許我們可以說，有四大文化傳統規定了世界歷史的基軸。這就是古希臘文化、希伯來文化、印度文化與華夏文化。
這四大文化之所以具有長時段的影響力而塑造了世界歷史的基本格局，乃在於它們在兩個方面實現了突破而成為“本原文化”：在相對性與有限性之外發現了“絕對性”並堅守之，同時走出了各種特殊性關係而自覺到了普遍性關係與普遍性原則，並自覺地加以承擔。簡單說，發現絕對者與自覺普遍原則是本原文化的核心要義。因發現了絕對者而能承受一切重壓與腐蝕，因而能開闢綿延不斷的歷史；因自覺到了普遍性關係而能踐行普遍性原則並堅守之，從而能教化萬族而能開闢出具有內在統一性的普遍性世界，以及貫穿著普遍性“道-理”的歷史。不同本原文化乃是對絕對者與普遍性的不同面相或維度的揭示。換言之，本原文化的不同，不是原則的不同，也不是與之打交道的絕對者的不同，而只是對原則不同的普遍性內涵與絕對者的不維度的揭示。因此，不同本原文化的相遇、融合是普遍原則內涵的豐富，因而是普遍性原則的普遍性的提高。
這意味著，對本原文化的傳承與堅守，既是對普遍性原則的傳承與堅守，也是承擔本原文化之間相遇、匯通，並據此提高人類共同原則的普遍性版本的使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學習我們的傳統文化的必要性首先不是出於其他，而乃出於對普遍性的追求，出於提高人類普遍性原則版本的要求，出於匯通世界本原文化的使命。
就此而言，我們學習中華傳統文化的必要性並非出於一國一族之需要，也不應僅僅出於一國一族之需要，而是出於把人類文化和世界帶向更高普遍性的使命。
但是，這也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我們應當學習、傳承我們傳統文化中的什麼內容？當我們提“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課程時，也就意味著，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非優秀的內容，有不優秀的部分，這些不能、不應進入教材。問題是，這個優秀的標準是什麼？哪來這個標準？這也就是我要思考與討論的第三個問題。
三．什麼樣的傳統文化應進教材？標準是什麼？
我看在教材的編者說明中，強調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這也就意味著，衡量傳統文化中優秀與否的標準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我們且來簡單要分析一下核心價值觀。它包含著十二個價值綱目，其中的富強、文明、和諧，公正、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都是傳統的價值原則，中外概莫能外。因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共同體，從古至今，都肯定這些，追求這些。這些價值原則自然也被包含在中國傳統文化裡。但是其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則是屬於現代價值原則，是傳統文化所沒有，或者至少是沒被自覺的。因為不管中國還是西方或任何其他地方，古代社會都沒有真正確立起這些價值目標並以之為原則，在這一點上，也是中外概莫能外。
所以，今天提倡什麼樣的國學，學習哪些傳統文化，要有一個標準，一個原則，那就是必須能夠與自由、民主、平等、法治這些現代價值原則相協調，而不能與之相矛盾。凡是與這些現代價值原則相沖突的傳統文化都不應成為今天人們學習的內容。不僅對於我們的傳統文化如此，對於任何傳統文化也都如此。這在根本上意味著，我們今天要學習、要傳承的任何傳統文化都要接受現代價值原則的洗禮！而這實際上也就是接受我們前面所說的更高普遍性原則的洗禮。
在一百年前，進士與翰林院編修出身的蔡元培宣佈廢止中小學讀經科的理由主要有二：因倡導忠君而與共和精神相悖，因敬拜孔子而與宗教信仰自由相悖。與共和精神以及宗教相信自由相悖，實質上就是與前面那些現代價值原則相違背。不管如何評價百年前廢止讀經科這一事件，不能違背現代價值原則這一點，在百年前是正確的，在百年後的今天一樣是正確的。
這意味著，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對任何傳統的繼續與傳揚，絕對不應是簡單的迴歸，否則很可能就成了復古，成了倒退。傳統文化重歸國民教育，實質上涉及到是培養現代人，還是復活古代人的問題，而這取決於這種重歸是否遵循與貫徹現代價值原則。在推動儒家經典重歸國民教育的時候，我們特別有必要記住，近代像梁啟超、魯迅、胡適、李大釗等敏銳思想家都曾經痛切地指出，傳統國人普遍存在著未老先衰、缺乏主見、守舊懦弱等等嚴重的性格缺陷，而這些國民性格的嚴重缺陷則與基於儒家文化經典的國民教育密切相關。他們的痛切之見提醒我們，要讓儒家經典重回國民教育，需要做好一個必要的準備工作，那就是對傳統文化做出現代性解釋與現代性轉換。如果沒有在這一工作上做好多方面的準備，包括準備好足夠多擁有關於現代價值原則的意識與知識的中小學教師，那麼，過於匆忙地讓傳統文化迴歸國民教育，就面臨著復古的危險，面臨著培養出比前輩人更守舊、更蒼老、更無勇氣、更無獨立性的未來中國人的危險。
自廢止讀經科始，國民教育進入新時代已有百年曆史。在儒家典籍作業聖典缺席的這一百年新式教育的實踐裡，中國的國民性格發生了巨大變化：新式教育造就出來的中國人顯然更具朝氣活力、更具獨立自主、更具冒險勇氣、更具革新精神；同時，由於新式教育以傳授和傳播現代科學知識為核心，所以還帶來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變化，那就是國民普遍擁有了必要的科學知識與科學觀念。這些方面對於形成、塑造健康、理性的國民性格無疑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們在反思與總結這百年新式教育時，特別是在試圖修正、修補現代教育的不足時，需要看到新式教育的這些核心成就，並加維護與強化。換個角度說，當我們試圖以召回傳統文化來彌補現代教育的不足時，需要警惕一點的就是，必得防止因這種彌補而損害現代教育的精神，以免百年新式教育在造就新國民性上取得的成就遭受損毀。
這裡，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今天，讓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後輩學習傳統文化，不是要讓他們無反思、無保留地熱愛我們自己的傳統，不是要讓他們盲目地以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自高而無視其他文化的偉大，不是要讓我們的國人把眼光與視野封閉在自己的傳統文化上而拒斥其他異域文化。簡單說，不是要培養、造就“文化義和團”。不管是“文化義和團”還是“政治義和團”，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都意味著愚昧、不幸與災難。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或民族都必須敞開胸懷，打開眼界，做好迎候其他文化世界的準備。
概括地說，今天讓傳統文化重進課堂，讓儒家典籍作為經典重進國民教育，是要有前提的，那就是要有利於自由、民主、平等、法治這些更具有普遍性的現代價值原則的確立與貫徹；有利於培養深厚的文化底蘊與開闊的文化視野，以便有能力、有胸懷去理解、消化、匯通其他所有偉大文化、偉大傳統，從而有利於繼續承擔起維護人類的普遍道德、普遍公義與普遍秩序的使命。為此，我們需要在學習傳統文化中自覺地轉換、提升傳統文化，在轉換與提升傳統文化中創造新文化、新傳統。
我想，這是我們在讓傳統文化重回國民教育的實踐過程中需要非常明確、非常堅定的。但是，要做到這些，不僅需要編好教材，更需要有大批合格的傳統文化教師，他們不僅需要擁有關於傳統文化典籍的知識，更需要擁有關於現代性價值原則的理論知識與明確的自覺意識。為了避免在教育領域開倒車，防止在教育領域複製古代社會的國民基礎，在傳統文化迴歸國民教育這一工程的實施過程中，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最後，我要對教材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提出我的看法。我看到的幾冊都很強調孝，其中有一冊目錄裡的標題是“孝乃人之本”。這樣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這並不合孔子的意思。孔子說的是孝乃“行仁”之本，而非人之本。對於一個人來說，最重要也最根本的不是孝，而是仁，也即有仁愛之德——不僅對家人、親人有愛，而且對他人、陌生人也有愛。而培養這種愛，很自然地，是從與最切近的人的關係中開始學習如何愛他人，當然也是從這種最切近的關係中體會到被愛。所以，在孔子的倫理思想裡，孝之“本”乃行仁、學仁之開始，而非根本、基礎的意思。自漢之後，出於帝王政治的需要，在家-國進一步同構化的同時，一方面越來越突現了孝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在敬與養之外，往孝裡注入了越來越多的政治內容，特別是順，直至無條件的遷就、服從。對孝的這種附加與強化，與其說是出於尊孔，不如說是出於帝王政治的需要——培養、造就絕對服從與絕對忠誠的國民性格。所以，這種被附加了政治內容的孝逐漸也就成了立國之本。而在這種孝背後的實質內容卻是無條件的服從與忠誠。因此，這種孝表面上是事父齊家的私德，而實際上則成了君臣關係的練習。家庭裡的父子關係被當作練習絕對服從、絕對忠誠的場所。於是，“孝門出忠臣”也就順理成章地自成邏輯。
漢之後對孝的政治加註，實際上是把帝王政治訴求直接插入了最底層、最私人的家庭關係，直至政治關係凌替了人倫關係，政治訴求侵凌了倫常之情，導致了人倫與人情的千年扭曲。這意味著，儒家在歷史上所倡導的孝，有必要加以區分，這就是孔子確立的人倫之孝與漢後加注的政治之孝之間的區別。人倫之孝的核心是敬與養，而不管是敬還是養，都是基於仁愛原則，也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因此，在孔子的人倫之孝裡，也即在父子關係裡，是有原則，有是非，有界限的。在這裡，父子關係不是單向度的子順父，而是有相互性的約束。但是，加註了政治訴求之後的孝，至少在歷史上的實踐中，被特別加以強調與突現的是順服，甚至是無條件的順從，於是，才會有“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這樣極其扭曲無理的說法。倡導與實踐這種孝的結果就是，造就了順從懦弱、守舊迂腐、是非不分而喪失獨立的國民性格。在帝王政治實施了兩千多年的歷史上，政治之孝對中國的影響更大更深，雖然它打著孔子的旗號。因此，在把儒家倡導的孝重新作為規範要求引入國民教育時，必須區分清楚兩種孝，需要澄清自漢之後對孝的政治附加，恢復先秦之孝的仁愛原則，以免以政治之孝誤導今人。把孝當作為人之本或立人之本，都有這個危險。因為正是政治之孝把孝作為“行仁之始”轉換成“為人之本”。
在目錄裡，我還看到有一個綱目叫“事師如父”。這樣的規範性教導即使在歷史上也是很誇張的，在今天則更不切實際，甚至有違現代原則。古代社會，師生之間，老師於學生很可能有很多私恩，很多溫情，很多寬容與忍耐，在這種情況下，事師如父還勉強說得通。但是，現代師生關係則沒有這些。所以，非要學生對老師懷著如對父親一樣的感情、一樣的態度，那必是一種扭曲，反而不利於師生真實關係、真實情感、真實情誼的建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現代社會，教師是社會分工體系裡的一個行業性職業，在這個職業裡，師生關係不是自然的人倫關係，而是職業性的契約關係；而就這個行業來說，教師與學生的任務就是傳授、學習、探索知識與真理，如果師生之間附加上過多本來沒有的倫理情感，那麼顯然不利於保持客觀態度。比如，如果學生對老師懷著如對父親一樣的感激之情，那麼，學生如何能與老師展開客觀的討論，又如何能夠大膽地反駁老師，甚至樹立新說異論？
實際上，就是父子之間的人倫關係，在今天也要接受自由與平等這樣的現代價值原則的洗禮。雖然父子在倫理身份上有差異，不一樣（不平等），但是，作為自由人格，他們則是平等的，也即說父子之間的身份差異不能否定他們之間的人格平等。正因為這樣，在引導、教育子女過程中，父母既不可以高高在上，以施恩者姿態動輒責罵訓訴，甚至暴力相加，因為這樣的家教最終多造就出懦弱順從、渴望強主的自矮人格；同時，也不可以以僕人的心態媚寵子女，並以愛的名義加以抬寵，因為這樣的對待必導致渴望凌駕他人之上的自高人格。
在讓傳統文化迴歸國民教育這方面的工作上，山東省走在了全國前面，可謂“迴歸先鋒”。先鋒有先鋒的機會——可能爭得先功，但也要做好承受先行風險的準備。如何把這先行風險降到最低，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不過，這裡要衷心期待山東省率先實施的傳統文化迴歸國民教育的工程終究能利於健康的國民人格的培養，有利於現代性社會的改善。
（本文原為作者在一次傳統文化進中小學必修教材研討會上的發言，正式發表前作了增補）
（原載《南方週末》2018年3月8日）
閱讀更多 學術要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