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文化基質一起發生作用，就形成了廣州長於“跳躍式進化”的地域文化特質：作為一座具有2000多年曆史的文化名城，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中國民主革命策源地，全國改革開放前沿地，嶺南文化的中心地。
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廣州歷史上出現的狀元、高官、大儒都不多，這與其自由基質裡的“遠儒”傳統有關。而在封建時代接近尾聲，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出現時，革命家、革命性的思想家就風起雲湧，洪秀全、洪仁玕、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鄭觀應以及許多同盟會元老，均從這裡走出。儒家思想重農抑商，這對於人多地少的廣州而言就是一個特殊環境，於是催動了它在封建機體內的跳躍式進化，形成並堅持重商傳統。甚至敢於“本末倒置”，用商業邏輯發展農業生產，比如在明代，廣州的商品性農業就非常蓬勃。
如果單就文化發展論文化特質，粵劇和嶺南畫派的發展也是跳躍式進化的產物。粵劇前身是廣府戲，本來並不用粵語演唱，而是使用中原音韻，從明朝萬曆年間開始，在廣東活躍數百年。清末，同盟會的陳少白偶然生成用廣府戲宣傳革命思想的念頭，組建了新的戲班。為了讓老百姓更容易聽懂，與知名廣府戲藝人一道，將演唱語言一朝改為粵語。傳統戲劇出現如此根本性變化，竟也大受歡迎，並迅速形成新的表演體系和社會基礎。
以其他劇種為參照系，粵劇急速變革竟未遭受社會阻力的現象，就顯得特別另類。在電影《霸王別姬》中，袁四爺一直逼問段小樓“霸王應該走幾步”“七步還是五步”，極端顯示出傳統戲劇變革的舉步維艱。再說嶺南畫派，它與粵劇、廣東音樂合稱“嶺南三秀”，其誕生本身就是跳躍式進化的產物。第一代大師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等在廣州創立嶺南畫派之時，被稱為“折中派”，中庸的名稱似乎與“突破”無關。事實上嶺南畫派卻是革命性的，正是響應“民主革命”時代潮流，用西方技法改造中國傳統水墨畫的結果。一經創立，就成為極具影響力的藝術風潮。
改革開放後，廣州的快速發展固然有臨近港澳的地理優勢因素，但更不可忽視的，仍然是這一以貫之的文化特質的作用。舉幾個例子。1978年，廣州芳村區率先放開河鮮、蔬菜、塘魚價格，最初塘魚價格猛漲了四五倍，吸引外地產品流向廣州，引得意見紛紜，其他地方甚至向中央告狀。廣州沒有動搖，堅持改革，價格信號促使農民增加塘魚養殖，很快價格回跌，幾年後，在全國18個大中城市中，廣州的魚最便宜。這一突破樹立了改革信心，1983年廣州全面鋪開物價改革，最終帶動了全國跟進。廣州不在經濟特區之列，1984年率先成立開發區管理委員會，開發區政策相當於特區，成為全國開發區的先行者。
而當社會前行至互聯網普及，這一無垠的平臺成為創新創業新天地的時代，人們同樣感受到了廣州這一文化特質的強韌存在，感受到它持續地為每一個群體賦能。對於新生事物，廣州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好感，相信不經意的一刻它就可能迎來蝶變。中國人已經須臾不能離開的微信，就在這裡誕生、壯大，並擁抱世界；而當Uber進入中國之後，它驚喜地發現廣州迅速成為了它的全球訂單量第一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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