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青岛乃至中国的文化与教育发展史上，有一位应该被永远铭记的外国人，他将自己的半生都奉献给了这片东方热土。他为中国人兴办现代化学堂和慈善机构，又让中国文化传遍整个西方世界；他被中国人亲切地尊称为“卫大人”，他又是“德意志中国人”，是中西方两个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叫卫礼贤，一个真正伟大的人。
老式蒸汽轮船
1899年4月4日，一位26岁的年轻德国传教士登上了德国劳埃德公司发往中国上海的蒸汽轮船。在告别了未婚妻萨洛莫后，他离开家乡远渡重洋，决心将上帝的荣光挥洒在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土地之上。此时的他相信，贫穷而落后的中国需要上帝的福音，他虔诚的信仰和牧师的身份将会帮助中国人认识到生命的真谛。当然，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前往中国传教来让自己的事业有所成就，去向那位原本不同意婚事的老丈人、同为牧师的克里斯托夫·布鲁哈德证明自己的能力。不过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日后的他不仅没有给任何一名中国人施洗，甚至连他自己都放弃了传教士的角色和使命，放弃了他的上帝，转而投向圣人孔子的怀抱，成为了一名在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外国汉学家。
他的名字叫理查德·威廉，中文名卫礼贤。
年轻时期的卫礼贤
卫礼贤并不知道，在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他就与中国结下了长达半生的不解之缘。1899年，他受德国同善会委派，乘船从上海来到刚刚成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协助处于病中的花之安博士打理差会的事务。望着这座正在兴建的年轻城市，他感到““冒险的欲望充斥在新殖民地的空气里”。此时的青岛尚处于德国人的开发建设之中，街道正在修建，房屋正在修建，连德国殖民者们也只能住在渔村的小茅屋里，筹划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卫礼贤被安排在一家名叫安琪儿的旅馆暂住，虽然叫旅馆，可条件也好不到哪去，床下的老鼠、床头的公鸡和床边的母鸡，是那段时间他最糟糕的“伙伴”。好在很快，卫礼贤就适应了青岛的生活，他时而骑马游历，时而记录见闻，好奇地观察着身边的一切。他在花之安博士的鼓励下开始学习中文，与当地人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卫礼贤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花之安博士也是来自德国的传教士，同时还是汉学家和植物学家，具有极高的汉学造诣，被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而卫礼贤能够在20世纪成为享誉全球的汉学家，想必也是与“慈父般的朋友”“学习的榜样”花之安博士的影响分不开的。
花之安博士
然而很不幸，接下来的路只能靠卫礼贤自己走了。1899年的夏天，青岛的德国人开始流行具有传染性的伤寒和痢疾，花之安博士在救助病人时不慎感染恶性痢疾，之后卫礼贤也病倒了。鉴于当时青岛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卫礼贤被送往上海治疗，花之安博士则留了下来。等到11月份卫礼贤重返青岛时，却发现他重要的良师益友花之安博士已经不能陪伴自己走进下一个世纪了：在感染恶性痢疾后，博士于同年9月26日病逝，享年仅60岁。离开了博士的带领，原本生性柔弱的卫礼贤，需要放下永别的痛苦和心中的孤独，独自坚强地面对眼前的一切了。
与许多殖民者不同，在青岛的这段时间，卫礼贤一直试图探寻中华文明骨子里的东西，试图真正去了解中国人的本质，而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落后的土地上这些被奴役着的贫穷中国人。在大部分欧洲殖民者眼中，中国人是愚蠢、懒惰、粗俗和不可信任的，他们根本不想与中国人谈什么文明，即便他们自诩为文明世界的人，他们却更习惯于通过打骂这种方式去跟大部分中国人交流，而中国人面对盛气凌人的洋大人，往往也只是报以沉默和微笑。卫礼贤与那些殖民者不一样，他深深地同情和怜悯着贫苦的中国人，因为他知道中国人不仅是勤劳的，更是拥有深厚智慧与古老文明根基的。
中国工人在德国殖民者的指挥和监督下工作
卫礼贤曾写下这样的话：“我意识到，他们不只是苦力，他们也是人，有人的欢乐和痛苦，不得不为生活奋斗，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忍耐讨生活，不得不以或直或曲的方式走自己的路。是欧洲人对待他们的方式让他们以这种方式生活，谁以暴力对待他们，他们就以冷淡、逃避的态度对付谁……我发现，他们是父亲、兄长、儿子，心系亲人，他们挣钱、存钱，冒着巨大的自我牺牲赡养年迈的双亲。在亲人当中，他们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做着这一切，而面对敌人，他们又显示出极大的耐心和长久的受难力。这个发现为我打开了通向中国人心灵的道路。如果你把对方当成人来看待，没有为自己谋得利益的私心，不谋算他们的钱，不剥削他们，那么他们对待你再友善不过。”他很清楚，中国人不是没有思想感情的，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制造矛盾的不是中国人，那些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才是引起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卫礼贤虽然是德国人，可他的心是跟中国人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干脆对外宣称自己是山东人的原因。
卫礼贤决心做些什么，为了荣耀上帝之名，为了他热爱的中国土地，为了他同情的中国人，为了他怀念的花之安博士，也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么，就为中国人创办一所现代化的学校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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