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了傳統社會的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係之後，我們現在可以討論當代中國的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係了。不過，令我們非常驚訝的是中國傳統的根深蒂固和強大。即使從孫中山先生髮動的辛亥革命算起，到現在也已經有了一個世紀的時間了，但知識分子和權力之間的關係竟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仍然可以用分類傳統知識分子的方法對當代的知識分子作分類。我們可以發現，知識分子和權力之間的關係的本質沒有變，但名稱和內容則有變化。
我們仍然可以把當代知識分子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類。根據前面的順序，我們先來看體制外的那些對權力不感興趣的知識分子群體。傳統上，這個群體是道家。當代中國也存在著“道家”，他們對知識感興趣，自願邊緣化。不過和傳統“道家”不一樣，除了在宗教意義上的當代道家外，這個群體的很多人關注社會現實。不過，這個群體不大。下面會強調，商業化已經完全改變了知識分子的生態環境，傳統道家所擁有的生存環境現在已經不復存在。指出這一點只是想說明，知識分子裡面也有對權力不感興趣的群體。（當然，他們是否能夠創造知識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體制內依附型知識分子還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主體。這個群體傳統上是儒家，但現在則比較複雜。這裡有幾個變化。第一個大的變化就是傳統儒家裡面的“規範”“忠誠”派已經接近消失。傳統儒家有強烈的“忠君愛國”思想。儘管人們可以批評說“忠君”和“愛國”應當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君”並不是“國”呀！但這個思想太過於現代，因為無論中外，歷史上的很長時間裡，人們把兩者是等同的，即“君”就是“國”，至少“君”代表“國”。實際上，在一些忠誠的儒家那裡，這兩者也是有區分的。有時，儒家對“國家”的忠誠連“君”也接受不了。說真話是有很多代價的，一些儒家為了“國家”而批評“君”導致生命的喪失。這裡，不管是為了“君”還是“國”，很多儒家的忠誠是絕對的。從秦始皇帝的“焚書坑儒”到毛澤東的“反右”，長達數千年，儒家的這種忠誠精神從未消失。這也就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所說的“良知”。知識分子和權力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非常重要。傳統中國的王權所受的制約不多，由知識分子的這種“良知”所產生的道德對帝王的影響算是相當重要的。正因為如此，這些忠誠者（“忠丞”）一直為後人所尊敬和仰望。
但是，這種知識的“良知”在很快消失。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面臨外在世界的無窮的壓力和誘惑。傳統上，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壓力和誘惑只來自權力。物質和經濟利益對傳統知識分子的影響即使有，但也不具實質性。在“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裡，知識分子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人們稱知識分子為“清高”，也就是說，他們和經濟利益不是一體的。“不為五斗米折腰”是知識分子的信念。那麼現在呢？現在的知識分子面臨權力和物質利益雙重的壓力和誘惑。中國知識分子在數千年農業社會里一直堅持的“良知”精神在現在商業革命的衝擊下很快就解體了。失去了這個“忠誠”的群體，中國體制內知識分子裡面只剩下“依附型”知識分子了，要不依附權力，要不依附利益。
體制內依附型知識分子現在也很複雜。傳統上只有儒家這個群體，但現在有很多群體。依附類型的多元化至少有兩個條件。首先是當今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了，掌權者需要相應多元的支持和依附者。其次，這也說明了權力這方面正統意識形態的衰落這個事實。儒學是傳統王權的意識形態，數千年不變。但是今天的政權已經沒有像儒學那麼強大的意識形態了。在此情況下，掌權者就會到處尋找多元知識的支持，什麼有用就借用什麼。所以，即使是“依附型”知識群體中，不同的次群體之間是互相矛盾，甚至互相沖突的。
那麼，各個次群體拿什麼來依附和支持權力的呢？
簡單地說，有二。一是從西方輸入的知識，二是從中國傳統承繼的知識。輸入的知識包括馬克思主義和各種版本的新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民族主義等等。承繼的傳統知識主要還是儒家學說。在改革開放之後儒家學說有了很快的復興，主要體現在所謂的“國學”運動中。無論是西方輸入的還是傳統承繼的的，都是為現存政權辯護的。當然，人們很容易發現這兩者之間的深刻矛盾。不管怎樣，這兩者都希望自己能夠影響權力，並且成為權力者的意識形態。辯護者對他們所持學說的信仰並不亞於歐洲中世紀教會對宗教神學的信仰。
那麼，體制外的權力反對者又如何呢？應當再次強調的是，反對權力者也是為了權力。那麼，問題是這個群體拿什麼來反對權力呢？實際上，和“依附型”群體一樣，這裡面也有兩個次群體，一是輸入的西方知識來反對權力，二是拿中國傳統，主要是儒家傳統來反對現存權力。
其中，第一個次群體是主流。清末以來，中國傳統類型國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方類型國家所擊敗。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對中國傳統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們開始從西方尋找“真理”。“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所謂“百家爭鳴”。但所有這些百家都是從外國輸入，沒有一種屬於中國自己的。當然，當時也有知識分子堅持中國傳統，但並沒有占主導地位。各種外國的主義在中國互相競爭，非常激烈。早期，自由主義佔據主導地位，因為很顯然西方強大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五四運動”把西方的成功概括成為“德先生”（民主）和“塞先生”（科學）並不難理解。但是，辛亥革命失敗之後，自由主義在競爭中退出，勝出的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外在的條件和一個內部條件。外部條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俄革命的成功。在當時中國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表明西方自由主義的失敗，西方資本主義的失敗。而蘇俄革命的成功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成功。因此，知識分子很快就轉向後者。內部條件就是在象中國那樣的落後國家要實現西方自由主義制度並沒有什麼現實可能性。很顯然，西方制度是西方社會經濟數百年發展的產物，很難移植到其它文化。
自由主義並沒有演變成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但西方的價值則生存下來。除了蔣介石時代也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掌權者試圖恢復中國傳統（也就是新生活運動）之外，在中國的土地上歷來是各種外國觀念的競爭。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掌權者的意識形態之後，西方自由主義就成為其競爭者和反對者。不過，接受了西方自由主義觀的人和傳統儒家的思維有驚人的一致性。上面已經提到，依附性知識分子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政治意識形態來論證政權的合法性。同樣，反對者也試圖把西方自由主義上升為一種“反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來論證政權的不合理性。我們可以說，中國並沒有自己的馬克主義列寧主義者，中國也沒有自己的自由主義者，中國所有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和西方自由主義者。在批判者當中，也有人試圖把西方和中國傳統兩者混合在一起，例如儒家和西方自由主義。
很顯然，和“依附型”知識分子一樣，反對權力的知識分子也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就是上面所強調過的，兩者都是為了權力，非常類似於執政黨和反對黨一樣。反對權力的目標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自己擁有權力。第二，反對者也同樣不是解釋事物的知識體系。他們對解釋世界並不感興趣，他們的興趣在改造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不是知識產生者和擁有者，二是知識的使用者和應用這。第三，公平地說，和“依附型”知識分子一樣，反對者也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目標也是建設一個他們想象中的國家。不過，他們的知識想象並不是基於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認知和理解，而是借用業已存在的知識想象。不同的主義就是他們從各種借用來的知識體系中所作的想象。第四，也和“依附型”知識分子一樣，反對者同樣是是各種說教。他們用各種西方的價值或者道德來評判人、制度、文化。他們沒有能力來解釋世界，但有巨大的動機來批判現實。我們上面所舉的“醫生看不好病人的病就說是病人生錯病了”的例子非常適合這個群體。我在另外的場合也使用了橘子和蘋果的例子來分析這個群體。如果說西方是蘋果，中國是橘子，那麼這些人就是用解釋蘋果的理論來評判橘子；橘子哪些地方不像蘋果，那麼就說橘子錯了。當然，他們批判橘子的目的就是要把橘子改造成為蘋果。
在西方，儘管也有為權力辯護或者反權力的知識分子，但其主體是那些解釋事物和世界的知識分子。中國沒有這個以解釋事物和世界為使命的知識群體，因此知識分子如果要得到權力，那麼就會傾向於求助於權力。依附權力和反權力者因此具有同樣的思維和行為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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