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澎湃新聞蔣立冬繪）
2018年7月7日至8日，日本早稻田大學召開了“首屆周作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基礎資料的鉤沉與整理”。來自中國、日本和英國的眾多學者圍繞著會議主題，做了演講、報告和點評。作為周作人自編文集與譯文全集的編訂者，作家止庵先生受邀參會，並在第一場主旨演講中發言。在此次訪談中，止庵談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與會學者的研究發現，並對目前的周作人研究現狀做了點評。
首都師範大學的袁一丹與大阪大學的彭雨新兩位女士對訪談襄助甚多，謹此致謝。
7月份在東京舉辦了第一屆周作人國際學術研討會，作為會議參與者，您的總體印象是什麼？
止庵：這個會議是在早稻田大學舉辦的，參會的有中國、日本和英國的學者。早稻田大學的小川利康教授是日本週作人研究方面很重要的專家，他一直想辦這個會，也很不容易地辦成了。這次主辦方邀請的學者，多是現今還比較活躍的中青年學者。年齡最大是陳子善先生，將近七十歲，最年輕的還不到三十歲。
關於周作人的作品和譯作，還有他的日記、書信、年譜這些基礎資料的整理，這次會議有哪些有意思的發現？
止庵：周吉宜先生作為家屬，做了關於他家裡現存的周作人資料的報告。其中絕大部分資料還沒有公佈，主要是周作人收到的信件。信件有很多，還沒整理完。另外，陳子善先生談了周作人集外文的整理和出版的問題。
這次也看到了之前從未見過的一些資料的原件。我們參觀了早稻田大學會津八一紀念館，裡面展示了周作人致松枝茂夫和安藤更生的信的原件，他們兩人的遺屬把保存下來的信件都捐給了早稻田大學。我個人覺得最珍貴的是，書法家會津八一把所作《東大寺大仏讃歌》抄成一個冊子，寄給他當時在北京的學生安藤更生，安藤更生請周作人在冊子上題了一首詩。以前我們看到的是周作人詩的抄件，這次終於看到了原件。
順便說一句，外間拍賣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信函”全都是偽造的，雖然字模仿得很像，就是信紙差得太遠，其實所有原件都在早稻田大學保存著呢。
周作人致松枝茂夫、安藤更生書簡原件，及周作人為安藤更生題會津八一書《東大寺大仏讃歌》冊原件
您和其他兩位嘉賓一起做了第一場主旨演講，都談到了哪些內容？
止庵：第一場主旨演講，由人民大學的孫鬱、劍橋大學的蘇文瑜（Susan Daruval）和我發言。孫鬱談的是《周作人欣賞大眾佛教的原因》，蘇文瑜談的是《周作人與日合作及玉碎的問題》，我談的則是《周作人和湯爾和及其他》。我們三個人的切入角度不同，每個人都談得比較具體。
周作人是一個很複雜的歷史人物，做籠統的判斷比較容易，具體的研究分析和史料挖掘則很難。籠統的判斷與具體的分析並不一定是衝突的，也許還可以並行，但不能互相取代。我們未必要把前者稱為宏觀的，後者稱為微觀的。具體分析可能本身就是宏觀判斷的一部分。這個會議的好處就在具體的研究和分析。
作為周作人著作的編輯者、整理者、校訂者，這次會議提供了什麼對您有啟發的新資料嗎？
止庵：我編訂了周作人自編文集和譯文全集，也寫過《周作人傳》。前一個方面，我自己發現過周作人的兩本從未出版的書稿，一是《近代歐洲文學史》，一是1937年至1938年翻譯的希臘神話。周作人這樣高產的作家，發現他的一兩篇佚文，並不特別困難。比如，現在陳子善先生、趙國忠先生合編的《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新增加的篇幅已經有十幾萬字了。
《周作人自編集》
《周作人譯文全集》
《周作人傳》
相較之下，難的是周作人生平資料的挖掘。這就牽涉到我在《周作人傳》中提到的幾項：
第一項是周作人的日記。1931年、1935年，乃至1938年以後的部分，還沒有公開出版。去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表了周作人1939年的日記，僅僅這一年的日記就已給了學者很大的啟發，這次諸多參會者的論文都從這篇日記裡找到研究的線索。更大的發現在會議之外——小川利康教授在周作人日記裡發現了冰心《春水》手稿的線索。他與九州大學聯繫，最終找到了這部手稿。
第二項是周作人的書信。這包括兩部分，周作人寫給別人的信，以及別人寫給他的信。
周家藏有較多別人寫給周作人的信，還沒有整理完，也沒有公佈。我在會上的發言，就用到周家提供給我的湯爾和給周作人的四封信和兩首詩。而周作人寫給別人的信，尚未得到充分的蒐集和整理，只零星出過幾本通信集，例如周作人與俞平伯、鮑耀明、松枝茂夫的通信集。這實際上是一個大工程，一旦完成，會為研究周作人生平提供很多新的線索。
舉個例子。周作人致安藤更生的信已被安藤更生家屬捐給早稻田大學，現已整理出來。他們的來往信件也在2017年的一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發表。信裡談到了安藤更生1963年和周作人見面的情形。那個時候，外國人其實已經很難見到周作人了。安藤更生是當時日本文化界為紀念鑑真和尚圓寂一千兩百週年訪華團的團長，而他為擔任團長提的條件，就是要見到周作人。此事層層上報，最終經過了批准，安排了專人陪同他去見周作人。安藤更生是周作人接待的最後一位外國客人。周作人六十歲時有個“弟子名錄”，裡面只有安藤更生一個外國人。類似這樣的事情，如果沒有書信和日記，是很難深入瞭解的。
那麼，其他學者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發現，能請您談談嗎？
止庵：從史實發掘這個角度來說，這場會議呈現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內容。比如首都師範大學的袁一丹，她到各圖書館去查周作人的藏書，通過讀周作人讀過的書來了解周作人。她現在已經讀了兩百多本了。又如北京社科院的陳言，研究的題目是《周作人的印章考辨與印譜整理》，已經蒐集了三百多枚周作人印件。這是從來沒有人做過的題目。這次會上其他學者又給她提供了一些新資料，這個題目還可以繼續做下去。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學者鳥谷真由美的研究。她在報告裡談到，周作人1941年去過他在東京的母校立教大學。此事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年譜》沒有記載，但我知道周作人日記裡記了。鳥谷真由美去立教大學訪問，找到了一本相簿，裡面有九張以前從未見過的、非常清晰的周作人的照片。這些照片不是現在所謂的“擺拍”，而是活動中的記錄，比如互相遞名片，或是坐著交談。除此之外，她還發現了周作人去立教大學之前，校方發佈的各種通知和相關人物的回憶。過去我只知道周作人曾經去過立教大學，但卻不知道還保存著這麼豐富的資料。
還有一個新發現，我也覺得很有意思：東京大學的伊藤德也考證出，一篇署名“北斗生”的日文文章《中國文壇閒話》是周作人寫的。這篇文章涉及周作人和創造社的關係，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創造社批評了周作人，周作人用日文寫了這篇文章，發表在北京的日文雜誌《北京週報》上，作為回應。這對研究周作人對當時中日文壇的看法是很有幫助的。
類似這樣的發現還有不少，雖然看上去都未必是“大事”，但是可以從中發掘出很多有意味的東西。
這樣說來，其實周作人的“朋友圈”也是很值得一說的、能夠深入發掘下去的話題。比如您這次談到的湯爾和，還有北京的趙龍江先生一直關注的徐祖正。
止庵：周作人周遭的不少人物對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影響，如果對這些人缺乏瞭解的話，周作人的很多行為就變得不可理解了。我們知道，周作人曾做過偽華北教育督辦，在他之前的一任督辦是湯爾和，而當時擔任偽華北教育總署署長的方宗鰲、張心沛這兩個人物，現在幾乎無人提及。其他的人物如同在北大教日語的張鳳舉、徐耀辰，還有北京教育界的錢稻孫、黎世蘅，以及周作人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時，其他幾位院長，文學院的各位主任，對研究周作人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人物。
湯爾和
對周作人和他周遭人物關係的考察，在我看來，也算是一種史料發掘。不能簡單理解，把史料發掘等同於發現佚文，具體的發掘工作要複雜得多。
剛剛談到史料發掘方面的問題，那麼，這次會議的其他方面，能請您談談嗎？
止庵：有一部分是關於觀念的研究。這部分研究和以前相比，也有了一些新的發展和變化。比如社科院文學所的董炳月，他的報告關於“國民文學”論爭與周作人文學觀的轉變，而弘前學院大學的顧偉良談到了“小詩運動”對周作人思想的影響。這些都是基於具體的史料而做出的觀念研究。
當然，還有很多研究是關於文本的。其中有兩位學者的研究，我覺得很有意思。一位是北京郵電大學的宋聲泉，他關注的是，周作人在江南水師學堂剛剛開始學習英語的時候，翻譯《天方夜譚》之中的《俠女奴》，究竟用的是什麼英文詞典，進而討論他當時的英文水平究竟如何。另一位是慶應義塾大學的根岸宗一郎，他注意到，周作人在《歐洲文學史》中對古希臘文化的探討，受到了廚川白村的影響。
這些研究其實都可以繼續深入下去。談了周作人翻譯《俠女奴》時的英文水平，勢必就要談不久後周作人在日本翻譯英文作品時的水平。談了廚川白村對周作人撰寫《歐洲文學史》的影響，勢必就要談其他學者對他的影響。
這裡要補充一句的是，以前的文本分析，往往限於某篇文章的範疇，而這次會議的文本分析工作，都是結合史料來具體展開的，用到了文本以外的豐富史料。
在您看來，我們應該如何評價目前的周作人研究現狀？
止庵：冒昧地說，目前的周作人研究，總的來說水平還非常有限。首先是因為研究資料的缺失，很多人和事都沒有搞清。其次是很多研究缺乏對周圍環境的判斷，只是單獨地關注周作人這個人物，而不考慮周遭環境，這是不夠的。
舉個例子來說，現在的周作人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某些人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有的寫於周作人出任偽職之後，有的寫於“文革”中，有的寫於“文革”後，不少是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與政治口徑來撰寫的。記得我在《周家的家事》（《上海書評》2016年2月14日）中談過這個問題。比如俞芳寫的《談談周作人》（載1988年6月《魯迅研究動態》第六期），仔細查對一下，會發現是對其他人回憶周作人的文章的剪裁拼湊，在此之上，再添加一點內容，而添加的部分被學者一再引用，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說周作人聽說魯迅去世對母親說“我苦哉”，當時俞芳本人不在現場，僅僅說是魯瑞事後對別人講的，沒有任何旁證。這樣的回憶半真半假，給研究造成很大的干擾。
現在周作人研究的最大問題，可以說是“真資料不多，假資料不少”。真資料不多，一是因為大家沒有留意去找，二是確實很多資料已經缺失。
我再舉一個例子，周作人1939年1月12日的日記裡寫道：“下午收北大聘書，仍是關於圖書館事，而事實上不能去，當函覆之。”在《周作人年譜》裡，這句話被改成了“事實上不能不去”。錢理群、倪墨炎、王錫榮，包括我在內，一直寫文章引用的，都是年譜上這句“事實上不能不去”，現在不少研究者依舊在引用。
那麼，為什麼周作人收了聘書，卻在日記上寫“事實上不能去”呢？其實他自己後來寫文章談過這個問題，就是可以領薪，但不去就任。我查過他當時的日記，確實一天都沒有去北大圖書館上過班。這個“事實上不能去”，並不影響我們對他出任偽職的判斷，但是史實必須澄清。像倪墨炎那樣寫“周作人仍然在苦雨齋書房裡踱步一陣，悶坐一陣，悶坐一陣，又踱步一陣，比往日多吃了幾壺苦茶，終於函覆表示接受”，都是臆想出來的。
不單是周作人，魯迅研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也有很多不實的回憶。由於《魯迅全集》早已公開出版，很多人就根據魯迅的文章和日記來寫回憶錄。不少人在回憶錄中記錄的魯迅說過的話，都是從魯迅文章中摘引的原文——但是誰會隔了幾年，把自己過去寫的文章中的話原封不動地再和別人重新說一遍，並一遍一遍地說呢？後來的回憶還常常借了前人的回憶，然後往裡面添加東西，讓人很難辨別真假。所以孫鬱教授曾經想寫一本《魯迅身後事》，來釐清這一類問題。
那麼，您覺得接下來的周作人研究，我們還能做哪些事呢？
止庵：我覺得，首先，應該將周作人日記全部出版。其次，應該把他的往來書信全部整理出版。這些都是基礎史料，基於這些史料，我們才能夠進而得出結論——其實即使是批判，也需要這些史料。
還有一個，就是應該深入研究周作人的周遭人物和他身處的環境。我在這次會議上就提到，偽北大的學制究竟是怎樣的，講義又是怎麼寫的，在我的印象中，為偽北大辯護的和批判偽北大的，對此都不大涉及。關於偽北大，應該有專門的研究。
最後，周作人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讀過的書太多，知道的東西太多。我們現在的研究往往依據的是他自己的文章，這還不夠。他引用了那麼多別人的著作，我們應該看看原書，考察一下前後文語境。我們必須擁有與周作人相同的視野，才能知道他為什麼引用這句話，才能對他有深入理解。這方面的細緻研究很不容易做，但是必須得做。
以上研究並不存在任何傾向性，不會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洗白”，沒準兒有可能使研究對象變得更“黑”。我在這次會議發言的最後部分提到，“我們不能站在一段歷史的終點要求站在歷史起點的人具有與我們同樣的認識，儘管可以批評他們缺乏遠見”，在我看來，我們現在的不少研究，或多或少缺乏這個態度。
（實習記者何宇婷於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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