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123
我們先看銘文是怎麼說的：“唯王初壅，宅於成周。……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與這段文字印證的是《周本紀》說周武王“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
那麼，這兩段說的就是周武王選擇在“中國”定都，具體選址就是成周洛邑，那麼洛邑（包括成周和王城）應該就在“中國”之內。有人認為洛邑等於中國，其實洛邑只是中國的一個點。因為商朝是當時方國聯盟的盟主，所以整個舊商故地應該都是“中國”。“國”其實就是“城”，中國應該就是中原若干個城。這個中國更多是方位概念，文化概念還相對較弱。
與之相應的“東國”和“南國”都有記載，都絕不只是一個點，而周也被稱“西伯”，即西方各國之長。可見，今天河南一帶的舊商故地，在商末周初被稱“中國”是沒有疑問的。雖然是陝西寶雞出土的，但不代表就指陝西，不過寶雞岐山是周人宗廟所在，也是周人重要的都城，所以何尊在寶雞出土也並不奇怪，今天還是寶雞青銅器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不過到了春秋時期，“中國”漸漸有了共同體概念，就擴大到周族的勢力範圍，並漸漸和華夏混同了。
林屋公子
這個問題，很容易讓一些逆向種族主義者像嗅到春藥一樣興奮，因為他們往往會借「中國」兩個字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下的不同含義而用來虛無我們國家的名字。
例如，前面排頭的幾個回答都說什麼“18世紀以後「中國」才逐漸成為我們國家的名字”——這就是典型不懂裝懂，不求甚解！
國：甲骨文作「或」，正如《何尊銘》裡的一樣，「或」是它的本字。作何解了？
這是它最常見的兩種甲骨文體寫法。
旗幟+戈，很明顯是表示有武力守衛的中央之城，領袖之城，也就是都城。
所以，《何尊銘》裡武王說的話“宅茲中國，自茲萬民”，就是指他要把洛陽作為自己國家的王城，並且在這裡統治天下。
武王這樣做的目的，史家已很明瞭，就是要同時駕馭東西兩方，平衡天下。
東：殷商原疆域。
西：周人的大本營。
到西周中後期，「或」字加上了「囗」，即國——表示有了城牆，僅僅只是這點不同而已，不要想多。
✔周代與殷商不同，考古發現，殷商的大多數城市是不修築城牆的。象形字反映的是最真實的情況，不會有太多偏差。
正是因為很多人不知道在商周時期，國的含義不同，所以往往胡亂釋讀。
商之國：都城，就是指安陽殷墟。
周之國：族，大族所居之地，也就封地。
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同了？
因為殷商沒有“辯昭穆，明世系”的習俗。
而周人是嚴格講究族系的。因此，以國為族，以族為國就成必然——大族，必須為國。
但是，由於武王一錘定音的宣告，因此「國」在西周又延續了商之國的含義。
在商之國基礎上，還加上了「中」字，不僅指明地理位置，還指明瞭政治中心。
那麼：問題來了？
那西周的國名叫什麼了？
這個肯定沒有疑問，西周的國家名字就是「華夏」或「夏」。
★《書·康誥》：“肇造我區夏”。
★《書·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書·立政》：“乃評我有夏，式商受命”。
區：甲骨文作眾多城邑“圍城”狀。
有：甲骨文作手持有狀。
很明顯，周人心中的「夏」，是有地理範圍的——在哪裡了？
西漢揚雄《方言》曰：
“夏，大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
「夏」，實際上就是指「中原」。
請河南同胞注意！「中原」從來、都沒有，且一直都不是僅僅是指河南！
而是如上圖一樣，是下列地方共同組成的：
東邊：山東半島與江蘇北部與安徽西北部。
南邊：河南全境與湖北北部（一小部分）。
西邊：陝西全境。
北邊：山西南部與河北南部。
這才是真正的「中原」，也是真正的「夏」。
而又《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說文》：“夏，中國之人也”。
因此，凡是居住在中原地區的人，就是「夏人」、「華夏人」、「中夏人」、「中國之人」（當然，主要是指姬姓宗親）。
但是，由此可見，「中國」與「華夏」在特定語境下，是同一個意思。並不是完全獨立的。
也就是說，夏、華夏、中國，都是周的國名。
正如今天的國際新聞解讀中，外國人常常拿「北京」來代指我們。而我們也時常拿別國的首都來代指他們的國家一樣。
只不過，由於那時候還是分封制，萬國林立，因此，「中國」作為國家名字的定義比「華夏」低一檔而已。
但是，隨著秦始皇統一了天下，中國原來的「中央之國」、「姬周之國」的意思消失了。
秦漢之後，雖然各朝代一直沒有用行政手段宣告「中國」就是國家名字。
但這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史記·太史公自序》：
“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此處的「中國」不是指「全中國」，莫非還是指洛陽或中原不成？？
《史記·酈生陸賈傳》：
“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在真定”。
尉他，就是趙陀。他本是秦朝的人。
如果按某些人的解釋，說“18世紀以前中國都不是國名”，那漢朝派來的說客陸賈憑啥不叫趙陀秦人而叫他「中國之人」？
這不正說明「中國人」早就是共識嗎？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很多人知道。但很多人卻不知道，媒體鋪天蓋地的傳的這句話：是錯的！
全句是：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
這裡的「中國」，你總不會理解「中原討南羌」了吧？？？
《舊唐書·本紀第二·太宗上》：
“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軒轅善用五兵”。
把「中國」與「突厥」對比，不會是「中原」或「洛陽」了吧？？？
《舊唐書·列傳第十一（溫彥博）》：
“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比列星，理無降尊，俯同夷貊。”
遼東、四夷比中國，你說，這「中國」是指哪裡？
“（吐蕃來）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上·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上》。
▲說這個話的人叫「閣羅鳳」，是唐代雲南的南昭國第五位君王，他初臣服唐廷，後叛唐投吐蕃，心裡不安，常言道：“哥我祖祖輩輩，都是中國人”。
再然後，他又決定復歸大唐，在和群臣討論時他說道：
“中國，有禮儀也”。
毫無疑問，「中國」一出現，就等於中國。
無風即風
較早記載王城與成周之名的，從出土文物所見，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何尊銘文，一個是令彝銘文。
何尊於1965年在陝西寶雞賈村出土，其銘文12行、122字，記載了武王克商和成王命周公營建洛邑成周的史實。
文雲：“隹（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珷王豐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宗室曰：……肆玟王受茲大命，隹（惟）珷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先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治）民。……隹（惟）王五祀。’”
大意是說：成王開始在洛邑成周營建新都，對武王舉行豐福之祭。四月丙戌這一天，成王在京室對宗小子進行訓誡，其內容講的是，宗小子的先父公氏跟隨文王，文王受到了上天所授予的統治天下的大命。武王在消滅大邑商之後，則告祭於天說：我要以此天下四方的中心——“中國”（洛邑）作為都城來統治人民。
何尊銘文中的“宅”字，學界大概有如下四種觀點：第一種是曰宅，即是遷都；第二種是曰宅，為營建都城；第三種是曰宅，即為相宅；第四種曰宅，應將“宅”二字分讀而成為“惟王初，宅於成周”。而以第四種觀點為是，因為它既能從文字上講得通，又能與文獻記載相符合。
再者就是“中國”一詞的出現。銘文中所說的“中國”，應該是說洛邑居天下四方的中心。《召誥》中說：“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土中”和“中國”意思相同。
文獻記載此說的不乏其例，說明周王朝已把洛邑（成周、王城）稱為“地中”、“土中”和“天下之中”。鑑於此，周公受武王之命，居九鼎，營洛邑，把洛邑成周作為統治天下四方的政治中心。
光明大先生
何尊是西周的一件青銅酒器，是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紀年的青銅器。
1963年，何尊出土於陝西省寶雞縣賈村鎮（今陳倉區）。這件青銅器造型十分莊嚴，紋飾精美，尊內底鑄有十二行一百二十二字銘文，其中“宅茲中國”就這個上面，何尊為國家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之一。
“宅茲中國”，大概的意思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這也是關於“中國”最早的文字記載。當然，關於中國的詞義和內涵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過不斷演變、發展、擴充的，才有了今天“中國”的定義。華夏民族的童年期，由於受天文地理認識的限制，總認為自己的居域為“天下之中”（中國），而把它族夷、翟、戎、蠻諸族居域為東南西北四方。
夏朝建立以後，“中國”才真正有了政治涵義，它標誌著國家政權的誕生。《尚書》：“華夏，謂中國也。”可見，何尊的銘文，記載的“中國”一詞，與《尚書》記載相佐證，反映了當時人們的中國觀、民族觀與地理觀。商朝時也出現“中商”的稱謂。從周初開始，“中國”的概念是指黃河流域為中心。這些說明，上古時代的“中國”，是指後“國中”，也泛指“中原”。但此“中原”又有不同於現在的“中原”。
漢代開始，人們習慣把中原地區建立的政權國家稱為“中國”。漢以後，一些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建立的政權中心，其統治範圍之內的地區也稱為“中國”。比如，魏晉南北朝時的北魏；再比如，元朝、清朝。
直到19世紀中葉，“中國”所指範圍包括了我們國家版圖之內的全部領土。
書房記
首先我們看‘’中國‘’的出處原文:“唯王初雍，宅於成周。復稟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勳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鹹誥。雍州何賜貝卅朋，用作口（周）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1:第一句就提出“唯王初雍宅於成周”，“雍”我們知道指的是陝西，而絕不可能豫州的洛陽。關於這一點我想大家是沒有什麼異議的。
2:“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這一句就是最早的中國的出處所在。周成王說我在中國管理萬民，《史記》記載的清清楚楚，西周的國都在豐鎬。“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所以周成王所說的中國自然指的是豐鎬，絕不會是自己呆在豐鎬而說別的地方是中國。這是沒法解釋的通的。要知道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這些概念是西周發明的，我們可以看出周人認為自己是居中的。當然，這個中並不一定是地理上的中，他也表示中央之地教化之地。
我們再看一段有力的佐證，《左傳》〈僖公22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這一段說平王東遷時，行至伊川看見披髮在野外祭祀的感慨說道“此其戎乎”，足以說明當時的洛陽並非教化之地，更談不上以《周禮》為立國根本的西周王朝嘴裡的中國。
小結一下這一段，周成王不會住在豐鎬而說洛陽是“中國”；周平王更是將雒邑視為委化外之地說“此其戎乎”的蔑視，而不是說“此其中國”。
3:何尊記載的是周成王五年的事，而根據《尚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那麼在五年的時候才開始營建成周，請問，如果說成周、中國指的是洛陽的話，那麼周成王去住工地嗎？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那麼該如何解釋這個事兒，陝西師範大學臧教授給出了一個合理的解釋。我們談論西周時候，往往忽略了西周的緣起之地岐山，我們所說的何尊就是在寶雞出土。寶雞又號稱青銅器之鄉，出土過大量的西周貴族用品以及青銅器，所以宗周應該指得是西周發源地的岐山。而成周指的是豐鎬這座雙子座都城，豐都營建於周文王滅崇國之後在崇國土地上所建，而鎬京是其後所建，這樣我們就豁然開朗上述疑點通通得以解釋。即最早的中國指的是西周的國都豐鎬！
天道TD
陝西寶雞出土的何尊銘文曰:“唯王初雍，宅於成周。復稟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勳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鹹誥。雍州何賜貝卅朋，用作口（周）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很明顯，“唯王初雍”裡的“雍”字指“雍州”，也就是如今的陝西省一帶，不可能是“豫州（河南）”吧。
岐周，指的是如今的寶雞周原一帶，這裡又被央視稱為“兩週聖都”，即:都城即使搬到了“豐京”“鎬京”一帶，這裡仍然是周人的葉落歸鄉之處。
宗周，指的是“豐京”，在如今陝西西安市的西南方。因大量建有“宗祠”而出名。
成周，指的是“滈京”，意為“光明之城”。是中華歷史上第一座嚴格意義的“都城”，在《周禮.考工記》中有具體的描述。中國傳統意義上的九宮佈局，就是從“豐鎬”二京開創的，影響的中華文明數千年！
除此之外，在東方蠻夷之地還有一座為了關押東夷“殷商”的罪犯而修建的城，叫做“雒邑”，意思就是“大一點的城市”，主要是為了“震懾東夷”“關押罪犯”而建。
以上可見:何尊銘文“宅茲中國”指當時的西安，也是“最早的中國”！
大唐神都
題主問的是寶雞出土的國寶，青銅器何尊吧
唯王初遷，宅於成周
宅茲中國，自茲乂民
中國一詞最早的出處，中國名稱的由來，也是中國郵政標誌的由來，專指西周新都成周洛邑
有鑑於個別陝賊如清樂堂之輩開始堂而皇之偷成周，再補一個圖，中國社科院官網關於何尊，成周，的解釋
銘文大意
周成王五年四月，周王開始在成周營建都城，適逢對武王進行豐福之祭，周王於丙戌日在京宮大室中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內容講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隨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統治天下。武王滅商後則告祭於天說，餘入住到天下的中心，由此統治民眾。周王賞賜何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紀念。
中國兩字
銘文拓片
國家發行的郵票
當時的銘文註解
寶雞青銅器博物館的官解
拿史實講證據
關於寶雞出土何尊銘文中"宅自中國"，指的是哪裡一題，以及有何依據等問題，己有40多位網友作答，西安說與洛陽說針鋒相對。也有折衷的說法。我既不是西安人也不是洛陽人，毫無愛鄉情結，說幾點自己的認識。
一、中國一詞不僅出現在何尊上，《詩經*民勞》中也有記述："民以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何尊："唯王初雍，宅於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詩經*民勞》成詩年代不詳，史學界認為此"中國"或許指西周京都畿輔之地。
二、何尊雖出土於寶雞，但它只是講述了成王在成周落成後的一次對天下特別是洛陽周圍一帶小宗等諸侯國君的訓話。當年武庚與三監叛亂，各懷目的。武庚試圖借三監之力復商，三監目的為清除周公柄國而自代。加之殷商舊部及東夷淮夷勢力合作，終成動搖西周根基之亂。周公擁成王東征，兩年打敗叛亂。周公總結叛亂原因，主要因京都太遠，殷商舊部及三監天高皇帝遠而叛。作為止亂治安的措施主要四條：一是派八師駐洛陽監守，二是在洛陽營建東都成周，示威諸侯。三是周公駐節洛陽成周。四是授於姜太公征伐五侯九伯之權。成周落成後訓話內容記載於何尊，告誡成周地區小侯們，武王受天命克商，我又遷都於成周這個中心，你們必須遵天命，順從天子的管理。逆天命是要消亡的。並給雍州何貝卅朋，造周公尊以志此事。此尊造於成王五年。理解"中國"，必須把歷史背景搞清楚。這裡的"中國"，含有地理的天下之中，又含有成周作為首都的政治中心之中。儘管不久成王仍西京。
三、訓話時應該這樣講，且八師駐守、周公坐鎮、太公奉旨監伐等，成周儼然名符其實的東都。隨著局勢的安定，漸成陪都。周公死後願葬成周，天子為其功大，命其陪葬文王於畢。周公兒子繼鎮成周。
研究歷史問題，應系統考查，拘泥於詞句間，會入迷途。大的歷史背景有助於揭示真相。衛挺生堅持西周都洛陽說，誤以為成王平叛建成周並都成周，把成王的話當真。豈不知，成王訓話確在成周，宅茲中國也是真。後來安定了，又回原都也是真。只是個時間差問題。
左說春秋
何尊銘文“宅茲中國”中的“中國”指的是西周都城鎬京附近的京畿之地；“成周”指的就是“鎬京”。在周人的發展史上，“岐周”、“宗周”、“成周”都是很重要的王畿之地。“岐周”指的是周人的肇始之地“周原”；“宗周”指的是宗廟之地和花圃中心，在周原和豐京一直都有存在，從目前考古發掘看，周原的宗廟存在時間更長，規模更大；“成周”指的是鎬京，周王朝行政中心和後期王族居住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的都城。在西周初年，與“周”有關的地名不可能出現在當時的“雒邑”。
從周人公元前1050年營建鎬京起，一直到公元前770年西周滅亡止，在長達280年的時間裡，鎬京一直是周王朝唯一的首都。雒邑當時只是一個關押殷徒震懾東方的兵站。“成周”指洛陽純粹是一種誤讀。國內目前大多數學者是認可這種說法的，而且發文很多。基於“成周”謬指洛陽唯一的根據就是“何尊銘文”，那我們就具體看看何尊銘文是怎麼記錄的。
何尊金文：“唯王初雍，宅於成周。復稟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勳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鹹誥。雍州何賜貝卅朋，用作口（周）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銘文翻譯是：因為周王開始擁有雍州時，居住在鎬京。周成王五年四月丙戌日對武王進行豐福之祭。在京宮大室中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講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隨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統治天下。武王滅商後則告祭於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統治民眾。周成王賞賜何貝三十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紀念。
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訓誡勉勵的文告。 最後我要鄭重聲明：寶雞發現的青銅器“何尊”銘文中最早的“中國”指的是周人中央之邦的都城京畿，“成周”指的就是“鎬京”，和洛陽沒有半毛錢的關係，因為何尊銘文記述的很清楚，寫的是在西周都城鎬京祭祀武王並賞賜何尊的主人“何”的事情，和雒邑沒有一點關聯性。
《詩經.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這裡的是史書記載的“中國”，歷代學者都指出是西周首都鎬京及王畿之地！見朱熹《詩集傳》，高亨《詩經今注》等 。可以肯定在西周時期，“中國”到底指那裡是很明確的。
周公臨死對成王說：“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成王說自己不敢臣周公，於是“葬周公於畢，從文王”。周公希望葬在豐鎬附近，以示在冥冥之中還要輔佐成王。這又是“成周”就是鎬京的又一力證。
周武王當年滅商後，在商都朝歌西南250公里處的雒邑還是一個不毛之地，隨著雒水邊關押運轉殷徒的頻繁，雒邑才逐步形成，至戰國改名雒陽，一直到三國時代才最終改名為“洛陽”。
關於“中國”、“中原”、“中華”、“華夏”最初的源頭都來源於關中長安，我們中華文明的肇始之地，仰韶文化的核心和發源地。秦嶺是中華民族的龍脈，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的源頭，是黃河第一大支流渭河和長江第一大支流漢江的源頭，是真正的中華之源。從伏羲氏、華胥氏到炎帝黃帝，到夏商周秦漢隋唐，孕育了燦爛恢宏的華夏文明，關中渭水流域是真正的中華之根。
清樂堂
中國一詞，最早指的是西周首都豐鎬。《詩經.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這裡的中國，歷代學者都指出是西周首都豐鎬及王畿之地！見朱熹《詩集傳》，高亨《詩經今注》等。
武王伐紂滅商，成為天子，天子居中央之邦（國），所以周天子的首都及王畿之地，理所當然就是中國！《何尊》是周成王五年營建雒邑為陪都後，賜給大臣何的青銅器。該青銅器銘文有“宅茲中國”一句話。這裡的中國指西周首都豐鎬到雒邑一帶，因為這時中國才覆蓋到雒邑，因為這時雒邑為陪都，即屬於周天子的王畿之地（也就是周天子直接統治的區域）。有人理解只指雒邑，這是以偏概全，沒有看到全局。試想，周天子的首都都不是中國，那陪都侈談中國！當然，還有個別人實屬屈解。以上分析大意，可參看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