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心地带。全国行政政区称陕西省，简称“陕”。陕西定名于西周初年，当时奴隶主贵族周公、召公时把陕原(在今河南省陕县西南)以西的广大地区划归召公治理，故称为陕西。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割据分立，这里成了秦国的天下，所以又简称“秦”。作为地方行政区的行省，始于北宋，之后历经变革，至清朝末厘定为现在这样的省界，沿用至今。
一、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前1134—前221）
陕西的人口数，在周以前无确数统计，因周之前尚未完全脱离畜牧生活，各部落迁徙不定；自周统一各部落氏族并灭商后，农业逐渐发达，社会始臻安定，我国之经济区与行政区始有划定，国内人口开始上升，因而周王朝设有比、闾、族、党、乡、遂之制，这些基层组织之设立，既便于统治管理，也便于人口统计。
至于春秋战国时期，陕西的人口数，仍无史料记载，但可以用社会经济学的原则推引而得。假使狩猎经济社会，供给的生活资料每平方公里土地可资15人生活，而农业经济社会每平方公里的耕地则可资百余人生活。依此推算，春秋战国时代的陕西人口可能在200万左右。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前221—581）
秦代先后建都雍城，栎阳、咸阳以及统一全国的伟业，均在陕西这块土地上发生和完成的。据梁任公估计，秦时全国人口大约为3，000万【注：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四十四册。】。秦代人口从总量上讲，肯定比周代人口数要大得多，但当时人口的伤亡也是很大的。自秦孝公至秦始皇十三年期间【注：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六国年表。】，破六国兵，斩首达100余万，大屠城13次，其中，5次屠杀人口达90多万。
秦末汉初，因累年兵灾饥馑，人口也是有减无增。据《汉书》功臣表序载“大城名都，人民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汉惠帝后，国内始得休养生息，人口方有增加，经“文景之治”，“天下殷富，粟至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注：见《史记》卷二十五，律书。】武帝初年，汉代社会经济达到最高峰【注：参见《史记》食货志。】，人口也随之迅猛增加。到平帝时“百姓资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注：见《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自惠帝初至平帝初，约190年，陕西人口的增长同全国人口一样，大抵增高一倍以上。其中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当时皇朝奖励早婚多育；其二是西汉积极发展农业。高祖首倡重农主义；文帝施行重农政策，减免田税；武帝时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实行代田深耕。改进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普及畜力耕作。开发农田，兴修水利。朔方，西河引河川溉田，关中开渠灌田，农业产。量显著增高，社会经济得以繁荣，人口自然日益增长。
至于东汉时期，陕西人口大幅度减少。其因一是国都东迁于洛阳；二是人口与土地之比例失调；三是自然灾害频仍，人民无以为生；四是战乱死亡，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忍受剥削和饥荒而起义。绿林、赤眉几股起义军，都曾在陕西境内活动，“赤眉、樊崇等数十万人入关……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注：见《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经过20余年之兵革，经济之凋敝，社会之凌乱达到极点，人口大减。虽光武帝至和帝八十余年，经济恢复，但桓帝至灵帝时(184)由于土地兼并，百姓力屈，不堪复命，直至黄巾起义与镇压起义的战争遍及整个北部中国，人口伤亡很大。东汉末年至三国纷争期间由于战争、饥饿、瘟疫不仅人口死亡率高，且生育率大降。壮年男子多断头，育龄妇女多被俘虏或充婢妾。因此，这期间陕西人口的确数无法估计。
自晋篡魏灭吴，天下重归统一，太康之后人口又渐增殖，这是社会比较安定，人口生育增高，死亡率降低的必然结果。反之，降至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人口生育率随兵士数量增高与家庭离散等因素而减低，人口死亡率则亦因之而增高。陕西人口自然趋于下降。
三、隋唐五代时期(581—960)
隋统一天下，“国泰民安”，丁口滋蕃，隋炀帝大业五年(609)，陕西人口总数达到了373万，但因隋炀帝屡次对外征战并大兴土木，更兼天灾流行，人口复又减低。义宁二年(618)五月李渊在长安受隋恭帝之禅，国号曰唐。但唐代从开国武德初年至贞观初年(618—627)十年左右，又因连年征战，农产歉收，人口仍无增加。贞观三年至乾封元年(629—666)37年，经过休养生息，人口才转上升。《贞观政要》卷一载：“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又频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太宗之后继之高宗，国内仍继安定，人口继续增高。《资治通鉴》卷199载“是岁(永徽五年)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秫米斗十一钱。”高宗自乾封元年(666)后，因灾旱与用兵高丽及土蕃，国内空耗，人口又由增而减。《资治通鉴》卷203载：永淳元年(682)四月丙寅条：“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五月乙卯条云：“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高宗李治死后，武后临朝称制，至中宗复位，直至睿宗，国内农业复遭歉收，人口徘徊不前。直至开元、天宝约40余年间，由于政治升平，经济繁荣，人口始猛烈上升。杜甫《忆昔》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中唐以后，灾乱频仍，安禄山乱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旧唐书·黄巢传》载：“时(中和年间)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资治通鉴》天复二年(902)条载：朱全忠兵围凤翔，“是冬大雪，(凤翔)城中食尽，……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可见唐之末年，秦地天灾人祸频仍，人口大量减少，势为必然。至于五代十国时期，历时54年，黄河流域人口死亡率加速上升。
四、宋元时期(960—1368)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后，至仁宗时共约百年，国内和平，奖励农业，遣师度民田，课民种树，更修三白渠，灌溉农田，至神宗时，人口增长达到高峰。之后，则逐渐减低，其原因是外患日迫，粮食缺乏，赋役重加，结果人口生育力降低，死亡率上升。据《宋史·食货志》载：“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相保，……国家自陕西用兵以来，赋役繁重。”宋代因有辽、夏之患，国家逐年扩大军队，赵匡胤开国时(960)有兵20万，开宝时(968)增至37万，真宗天禧时(1017)增至91万，仁宗庆历时(1041)增至126万。国家官员数目亦益见增加，真宗时官吏一万余员，仁宗时达二万余员【注：见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出版社1940年。】，重兵冗员，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农村经济加速衰落，国家财政空虚，民生日困，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日益加深。北宋末年，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的爆发正是这种社会矛盾的反映。此外，金人对宋王朝的压迫日急，徽、钦二帝被虏后，国内处于大乱之中。迨至南宋，除金人扰乱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封建统治阶级残酷镇压，战争伤亡，人口大减，户族稀少，耕地荒芜。加之后期土地兼并，水旱蝗灾连年，南宋时人口日益萎缩。
元蒙入主中原，疆域之大，超越前古。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国内人口上升。但因元代远征耗费，财政困乏，大量土地被蒙古游牧贵族所占领或被僧侣贵族所占领，人民无法生活，乃起义暴动，贫苦农民韩林儿首在中原起义，刘福通等人从之，继之，长江流域各地人民均起反元，战争连年，人口大减。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亡。此时，陕西人口已减至不足50万人。
五、明清时期(1368—1911)
明代户口统计以洪武年间较为可靠，当时政令严谨，户口遗漏较少。《明史·食货志》：“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埴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其视户籍之重如此。“洪武十四年(1381)，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骑零。僧道给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骑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足见明太祖时，户口制度是比较严密的。但太祖之后，情况又变了，户口脱漏为多。工部右侍郎周忱谓民户脱漏原因：“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
从《明史·食货志》和《续文献通考》可知明代户口与耕地成正比例，户口逃亡愈多，则田地荒芜愈广。明代人口流亡量大，计每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人口指数的多少，则可测知人口流亡消息。以公元初年西汉为100，则洪武二十六年(1393)陕西人口指数为47，弘治六年(1493)为76，万历六年(1578)为94。其间虽略有提高，但仍低于公元初年。(参见表三—2)
明代陕西人口增减，大概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自洪武二十六年至景泰七年(1393—1456)，共63年因推行屯田，休养生息，“推之于卫所、陕西、山西诸省尤极备焉”【注：见《续文献通考》田赋考屯田。】。农村经济迅速复兴，成为人口增长时期；
(二)自景泰七年至弘治十六年(1456—1503)共47年屯田制日益破坏，庄田兼并之风渐盛，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加之连年灾害，流民之数日多，是为人口流动时期；
(三)自弘治十六年至隆庆三年(1503—1569)共66年，虽有灾害，但民可聊生，人口仍持增长之势，此时为人口第二次发展时期；
(四)自隆庆三年至崇祯末年(1569—1644)共75年，年无不灾，崇祯初年陕西大饥【注：见《明史》卷二百二十六吕坤传和李自成传。】，安塞、延安、米脂、佳县等地饥民食尽树皮。又吃冷石，民无以为生，揭竿起义，形成以高迎祥、李自成为首的著名的明末陕西农民大起义。此时为人口降落时期。
清代陕西人口有史以来超越前古，清初百年间只计户，不计口(乾隆以后，始丁口具备)，清顺治十八年(1661)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全省人口增至7，081，846，九十六年人口增加了1.95倍。而清代，康、雍、乾三朝经济繁荣，滋生户口，永不加税”，人口之激增是可能的事实。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白莲教暴动，绵延十年之久，该教主要根据地又在陕西及川鄂之交.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回民暴动又波及陕西.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九年（1849）全国又发生饥馑。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长达14年之久，曾向全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倡计口分田的均田法，企图解决人口问题。同治初年（1862）太平军一部进入陕南、关中，又到陕北，最后从宜川渡河转战华北。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关中回民暴动，史称“回乱”，波及关中、陕北各县，在统治者错误的民族政策之下，回汉互相仇杀，最后在清军左宗棠部的残酷镇压下始平息。历时十二年回汉兵民死亡约50万人，关中人口大减，农村经济破产。加之光绪年间陕西、内蒙、山西数省长期大旱，造成了历史上空前的饥荒，人口大量死亡或外流。据清故宫户部清册所载：光绪十年（1884）陕西人口数，已由咸丰十一年（1861）的1197.3万人，下降为809.4万人，其间23年，人口减少了387.9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6.8万人。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全省人口长期徘徊在850万左右。到清朝末年（1911）陕西人口仅有8，074，013人。
六、民国时期（1912—1949）
自从1840年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来，使中国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广大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处于极端贫穷困苦的深渊。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凋蔽，民不聊生，人口发展缓慢，高出生率、极低的自然增长率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的人口特征。
据统计民国元年（1912）陕西总人口为9，175，799人，之后，因受灾荒和战争的影响波动较大。民国十八年（1929）陕西遭受特大饥荒，八百里秦川，饥民遍野。据1937年国民党政府民政厅《统计材料月刊》载，民国十七年（1928）陕西人口数又降为10，757，007人，减少了1，045，439人，加之民国二十年（1931）全省又有瘟疫流行，死亡人口骤增，根据乔启明、蒋杰《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一书统计，陕西人口到民国二十年（1931）继续下降到8，971，665人，与民国十七年相比下降了2，830，781人。大饥荒大瘟疫五年后，即1935年全省人口才逐渐回升。
人口的波动，无疑受战争的影响变化也较大。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来，东北、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难民大批地逃来陕西，有的在西安、咸阳、铜川、宝鸡等城市谋生度日，有的到渭南、延安等地农村作棚民、客户开荒种地。据陈元方《西安人口调查》统计，1936年开始西安人口陡增，1934年西安市人口仅123，200人，而到1936年西安人口猛增到189，800人，1937年猛增到时208，855人。之后直到解放初西安人口一直受迁来人口的影响而暴涨。
由于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的原因，全省整体上看没有留下完整的人口统计资料，国民党政府在1944年，1947年两次人口统计报告中均未统计革命根据地各县的人口。因此，散见的解放前夕的有关人口资料很不准确。迨及解放后的1949年统计，全省人口已达到13，173，1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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