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各種紛爭不斷。魯迅與新月派的爭論當然是入了文學史的。梁實秋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郭沫若的“才子加流氓”，張資平的“三角戀愛”稱號，還有馮雪峰、田漢、陽翰笙、周揚的“四條大漢”都讓人耳熟能詳。
徐志摩這一時期馳騁文壇，屢遭非議，守正不阿，坦然應對。在所有的爭論中，大體說來，他的態度都是平和的，從來沒有疾顏厲色，惡語傷人，這出自他的平和的天性，也是諳熟了英國紳士的風度。不是沒有例外，比如對魯迅。徐志摩不說魯迅的好話，魯迅也絕不給徐志摩一點好臉色，這是人們對兩人關係的整體印象。大致說來是不錯的。小有出入的地方是，起初可不是這樣，至少有一次，徐說過魯的好話，魯也給過徐好臉色。
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１日，徐志摩在致他的英國朋友魏雷的信中說：“我們一個朋友新出了一本《小說史略》（魯迅著）頗好，我也買一本寄給你。”能說“頗好”，可見是看過的。這本看過的書是從哪來的呢？是魯迅送給的。在北京圖書館的書庫裡，藏有一本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上冊，扉面上有徐志摩的手跡：“著者送我的。”
查《魯迅日記》，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１日收到“孫伏園寄來《小說史略》印本二百冊”，大部分寄售，留下一部分贈送朋友和同事，約五十冊的樣子，胡適、郁達夫等人都收到他的贈書。直到３０日還“贈欽文《小說史略》一冊”。送徐志摩書，當在這段時間。有人說不簽名說明魯迅與志摩關係不密切，這是後人的推勘，未必是當時的實情，橫豎不過是一本書，不必賦予那麼多的意義。見了面順手送與，不也透著一份親切？
這些情節連在一起，就成了，前些天收到魯迅贈書，元旦無事，翻閱時順便記下書的來處。看過之後，確實佩服，在給那位研究漢學的外國朋友的信中順便做了推薦。
兩人的結怨，是由徐志摩給《語絲》投稿引起的。《語絲》魯迅是主要撰稿人，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出版創刊號。徐志摩正在“打天那一點子機靈兒真是細小有限的可憐哪———生命大著，天地大著，你的靈性大著。”就是這段話，惹惱了魯迅。這只是個由頭，事實上，徐志摩讓魯迅看不上眼的地方多著哪，比如平日的呼朋引類，風流倜儻，寫文章的熱情俏皮，自炫自賞，甚至徐志摩的離婚、戀愛，怕都是讓魯迅反感的。他們原不是一路人。
隔了一期，第五期的《語絲》上刊出魯迅的諷刺文章，叫《“音樂”？》。說他夜裡睡不著，坐起來點著燈看《語絲》，不幸就看到了徐志摩關於音樂的神秘談，不管什麼，都是音樂。可嘆的是，自己終究是一個苦韌的非神秘主義者，怨誰呢，只能恭頌志摩先生的福氣大，能聽到這許多“絕妙的音樂”而已。接著筆鋒一轉——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將這位先生“送進瘋人院”，我可要拼命反對，盡力呼冤的，——雖然將音樂送進音樂裡去，從甘脆的Mystic看來，並不算什麼一回事。
細按魯迅的文字，並無多大的成見，不過是調侃罷了。頂多可說是反感。冤仇同如金錢，也是慢慢積攢的，暴富的機會不是很多。可資證明的，還有劉半農的《徐志摩先生的耳朵》，劉當時在法國研究音韻學，正好拿了徐的話來調侃，他甚至說——到徐先生同泰戈爾一樣高名高壽之後，萬萬一一旦不諱，而彼時我劉復幸而尚在，我要請他預先在遺囑上附添一筆，將兩耳送給我解剖研究，至少也須是兩個耳輪，能連同他的細皮，自然更好。我研究完了，絕不會將他丟到荒野中去喂鳥（因為這不是一件鳥事），一定像德國人處置康德的頭顱一下”。
朋友辦刊物，當然要投稿支持。第三期刊出他的譯詩《死屍》（波特萊爾作），前面有一段小序，其中說———我深信宇宙的底質，人生的底質，一切有形的事物與無形的思想的底質———只是音樂，絕妙的音樂。天上的星，水裡泅的乳白鴨，樹林裡冒的煙，朋友的信，戰場上的炮，墳堆裡的鬼磷，巷口那隻石獅子，我昨夜的夢……無一不是音樂做成的，無一不是音樂，你就把我送進瘋人院去，我還是咬定牙齦認賬的。是的，都是音樂——莊周說的天籟地籟人籟；全是的。你聽不著就該怨你自己的耳輪太笨，或是皮粗，別怨我。你能數一二三四能僱洋車能做白話詩或是能整理國故的樣，將他金鑲銀嵌起來，供在博物館裡。
若不是調侃，你能說劉對徐已仇恨到食肉寢皮的程度嗎？劉只比徐晚死了幾年，當得知徐遇難的消息而又能想起自己曾寫過這樣的話語；能不心生慚恧嗎？徐志摩是懂得音樂的。音樂學者廖輔叔曾寫專文談徐在音樂上的修養。“他對新生事物相當敏感，接觸西洋音樂之後大概是有所領悟，所以寫起文章來不時援引音樂做他文章的幫襯。”懂得音樂在敘說時把它誇大到不堪是一回事，不懂得音樂把別人的不堪誇大嘲諷到不堪另是一回事，此中有智愚的不同，也有賢否的差異。
就事論事，一個人不喜歡另一個人的論調，在文化人之間，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不必說這就是多大的仇恨。後來魯迅才說了實話，他不是不喜歡徐志摩的詩文，他是不喜歡徐志摩這個人，這已是寫過那篇文章十年之後，徐志摩去世三年之後——我其實是不喜歡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只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幹了。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各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是我和後來的“新月派”積仇的第一步；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興我。
既是這樣，世人就不好再說什麼了。可說的或許只剩下：至少投稿不能算錯。再就是魯迅當年四十三歲，已名滿天下，徐志摩只有二十七歲，不過是初登文壇而已。１９２３年９月間，徐志摩曾邀約一批朋友赴海寧觀潮，這次活動顯示了志摩的組織才幹和人格魅力。那些不瞭解民國文學史的人，一味地責罵魯迅的感情史，辱罵徐志摩、陸小曼的始亂終棄，其實，他們都是五四的產兒，講究真、純。這就是民國範兒。
魯迅與徐志摩，原本就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正如徐志摩嘲笑前妻張幼儀“小腳加西裝”一樣，在過於西化、英國紳士風的徐志摩面前，魯迅因襲著沉重的傳統文化因子，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更為步履艱辛。他的每一步，也就是現代中國艱難跋涉的投射。
無窮的遠方，無盡的人們，都與我有關。這是魯迅的心胸，也是文化偉人的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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