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文化的本真和传承

舌尖上文化的本真和传承

2018年5月1日在医院病房(岳父住院)又一次观看《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三餐》有了新的认识。“一日三餐”对今人是平常事,对古人来说,到了宋代才普遍起来,原先是一日两餐制,上午下午各一餐。在此之前,只有大户人家才一日三餐。

三餐是再普遍不过的了。三餐在街巷,在居家,三餐有小吃有特色,有手工和技术,有心有意有感情,在当下回家吃饭赋予了三餐新的内涵。

先来看宋人对饮食的讲究,“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对饮食的精致追求,促使宋朝社会诞生了花样繁多的美食,《东京梦华录》“饮食果条”,《梦梁录》“分茶酒店”条、“面食店条”、“荤素从食店”条、《武林旧事》“市食”条,都罗列了长长美食、小吃、点心名单,数也数不过来,堪比当今的五星级大酒店的食谱。

宋朝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宋代人口出现急速增长的趋势,开国初年,全国人口约5000万人,到200年后的公元1200年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

发生在10世纪的这场“粮食革命”,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意义非同小可。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与汉唐相比,宋人的“血性”明显不足,“弱宋”之论由此而生。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

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的计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南方水稻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食物的脚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食物的变迁始终伴随着人的脚步,一部食物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的缩影。宋朝(960——1279年)农业产量激增,商业急速发展,地区间贸易扩大,饮食和饮食文化成为宋朝中国城市生活的根本特征。

北宋首都开封以其南系餐馆而著称,这些餐馆能提供原生态的淡水鱼和海鲜,大米也从南方运来,此外还提供红肉、家禽、和小麦面条等常见的北方菜,都城迁至杭州后,餐馆具有区域特色,从远方采购食材的潮流越演越烈,能满足当地和外来商人的需求。

如著名的宋嫂鱼羹、羊饭、慈寿宫前熟肉、杂货场前甘豆汤,这只是几个例子。宋朝公共餐饮场所之多、饮食种类之繁多、口味之精致。苏东坡有诗云:“酸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散文家戴永夏说,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王朝。与此相适应,宋代的饮食业也比较发达。它前承历代饮食的传统精华,后启中华美食的广阔园地,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和经验。尤其在充分发展的市肆饮食带动下,人们的日常饮食也空前丰富多样。

戴永夏先生考证,宋代人的日常饮食,主要由主食和副食组成。就主食而言,北方人主要以麦、粟(小米)为主,南方人主要以稻为主。这三种粮食,撑起了人们延续生命、物质享受的半边天。

进入2017年,陕西考古人员近日对西安西周镐京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个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小麦碳化颗粒,这是继陕西宝鸡周原先周遗址发现小麦以来,考古人员又一次在周人聚居区发现了小麦颗粒。虽然距今有2800多年,但小麦颗粒形状依旧保存完好。

小麦原产于西亚或阿富汗,以前在新疆和甘肃等地的史前遗址中曾经发现过少量碳化遗迹,但在沣镐遗址中发现大量颗粒状小麦还是第一次,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小麦已经在国都镐京周围开始规模化种植。这个发现对“我国北方小麦开始广泛种植是在汉代”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

小米煮饭分贫富。宋代人食用小米,主要是用它来煮饭。由于人们贫富不均,饭也有黏有稠。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少年时曾借住寺中,刻苦攻读,“划饘而食”。这“划饘而食”就是把煮好后冷凝了的小米粥切成几块,饿了就取一块来吃。家境殷实的人家,则多吃小米干饭或蒸饭。干饭是将米淘净,放进锅中,然后倒进一指深的清水,慢火焖煮。干饭吃起来软硬适度,又香又甜,再浇上鲜汤佳肴,真是难得的美食。蒸饭是先把淘好的米下到水中煮,等水开过一会儿,再用笊篱将米捞出,放进笼屉里蒸熟。这种蒸饭米粒松散,互不粘连,吃起来香甜爽口,比较耐饥。

麦面食品花样多。小麦是宋代北方人的又一主食。由于它在种植、产量、抗灾等方面都优于小米,所以小米的主食地位也逐渐被它取代。小麦磨成面粉,可以做成各类面食。

北宋时的面食店发挥了主导作用,创制出许多前代没有的花样面食;南宋的市肆又把北方面食与南方面食相结合,制作出更多、更精细的面食。宋代的面食主要有:蒸饼、馒头、包子、馄饨与饺子、汤饼。象今天在华人社会流行的“贝谷”,说是犹太人的食物,其实是和新疆馕差不多的小麦粉食物,都是以面粉为原料的主食。

蒸饼是在笼屉上蒸熟的面食。尽管在唐代以前就已经有了蒸饼,但宋代制作的蒸饼更加精细多样,像宿蒸饼、秤锤蒸饼、睡蒸饼等许多新的花色品种,都是宋代才出现的。宋天圣元年,宋仁宗赵祯登基。由于“蒸”犯“祯”讳,人们遂将蒸饼改称炊饼。《水浒传》中武大郎卖的炊饼,就是蒸饼。

馒头也是用蒸笼蒸熟的面食。它跟蒸饼的区别,一在形状上:蒸饼是圆形较薄,而馒头是高装圆形;二在内容上:蒸饼不包馅,馒头包有肉馅。当时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吃馒头,差一点的吃蒸饼。馒头虽起源于三国时代,但直到北宋初年,才成为人们的主食,馒头市场也从这时才活跃起来。由于包馅不同,馒头的花样也格外丰富,仅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载的就有糖肉馒头、羊肉馒头、太学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等十多个品种,而实际远不止这些。

包子跟馒头差不多,二者最大的不同是馅的多少。馒头馅少面多,食者以面为主;而包子馅多面少,食者以馅为主。宋代市肆中的包子生意相当火爆。店家为了多获利润,不断推出新馅料的包子。据《梦粱录》记载,当时杭州的荤素从食店中出售的包子有水晶包儿、笋肉包儿、江鱼包儿、蟹肉包儿、鹅鸭包儿、七宝包儿等。北宋时,汴京州桥夜市中梅家、鹿家的鹅鸭鸡兔肚肺包子和鳝鱼包子还名扬京师。

馄饨属小型包馅面食,产生的历史比较久远。南北朝时,馄饨就号称“天下通食”。到宋朝,人们对馄饨更加喜爱,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皆以馄饨为美食;百姓家中制作的馄饨也多种多样,喜庆、节日、宴客等场合,馄饨都必不可少。

宋代的另一变化是饺子从馄饨中分离出来,称为“角子”或“角儿”。它跟馄饨一起,成为百姓餐桌上的主食。

汤饼也是宋代人常吃的面食。把和好的面擀成薄片,用刀切成比面条宽的长条,用水煮食,这便是汤饼。汤饼与现代的面条相似,《梦粱录》中记载的杭州面食店出售的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鱼桐皮面、盐煎面、笋泼肉面、炒鸡面、大熬面、罨生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子料浇虾躁面等,都属于汤饼的范畴。

家家飘出稻米香。我国南方气温较高,雨量比较充沛,适宜水稻生长,因此水稻的种植比较普遍,稻米自然成了南方人的主食。

宋人烹煮米饭,比较讲究稻米的品种与质量,因而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培育出不少色、香、味俱佳的水稻新品种。用它们煮饭,都别具风味。

如广东的丝苗米、齐眉稻,都是十分名贵的品种,其米粒洁白晶莹,油质丰富,煮出的米饭香气浓郁,柔软可口;陕西的香禾、福建的过山香,开花时节就香气袭人,煮成米饭更四处飘香,向有“一家煮饭十家香,一亩稻熟十里香”之誉;而湖南长沙的香稻,更是名闻遐迩,宋代文学家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就称此稻“上风闻之,五里闻香;屋内存之,满室生香”。

除煮饭外,宋人还常把糯米(带黏性的稻米)磨成米粉,制成带黏性的食品,如黏糕、圆子等,其中圆子在宋代最为流行。这种圆子又称团子、元子,有许多不同品种。

《梦粱录》中记载的杭州城的荤素从食店出售的圆子,就有山药圆子、真珠圆子、金桔水团、澄粉水团、豆团、麻团、糍团等品种。各种圆子,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食用方便,因此颇受欢迎。宋代女词人朱淑真在《圆子》诗中,就对其赞美道:“轻圆绝胜鸡头肉,滑腻偏宜蟹眼汤。纵有风流无处说,已输汤饼试何郎。”

宋代餐饮业异常发达,《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餐饮业的店铺有四五十栋。因为汴梁餐饮业发达,宋代都市的小白领、小商人,跟今日的城市白领一样,都不习惯在家做饭,而是下馆子或叫外卖,宋代饮食店已经开始提供“逐时施行索唤”、“咄嗟可办”的快餐、叫餐服务了,《清明上河图》就画了一个不知正往谁家送外卖的饭店伙计。

我们现在的火腿、东坡肉、涮火锅、刺身、油条、汤圆、爆米花等美食与小吃,都发明或流行于宋代。烹、烧、烤、炒、爆、溜、煮、炖、腌、卤、蒸、腊、蜜、葱拔等复杂的烹饪技术,也是从宋朝成熟起来的。宋人用于食材调味的调料已有盐、蜜、酒、醋、糖、奶、芥末、花椒、豆豉、酱油等,也跟今人厨房的调味品差不多。

主食承载着数千万年来,人类赖以生息的生命本源,生存基础和条件,也形成了厚重的文化和传统习俗,以及亲情爱情友情,难怪有人说长江以南大量种植稻谷,稻谷特殊的种植方式和生长环境,造就了委婉和美团结协作的人际关系,讲求的是与人为伍,团队精神。

北方地区以种植小麦为主,千百年来的种植方式和收获环境,单打独奏,强调个人处事,呈现个人的力量,独显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时势造英雄,可见主食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传承着中华文化的脉络和筋骨,主食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独枝或奇葩。

粮食——食物——餐饮——经济——文化——社会,历朝历代都是这个模式。舌尖上的中国堪称是一部中华民族文化史,主食文化史,从吃到劳动,从吃到衣食住行,从吃到孕育家庭、社会、人生,乃至整个民族和国家,道法自然,仰慕先贤,敬畏自然和环境,少取多予,感恩神迹,包容和美,舌尖上的文化也派生出主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食材本身的奇妙幻化,也有文化传统的内涵,更有德信做人,厚重率真,表里如一,爱人如己的外延。

中国的一日三餐是文化,现代化的步调赋予主食和家文化更多的内容和外延,万变不离其宗,家涵盖亲情、美食、文化、道德、伦理,食材的本源道法自然,亲近人文,更能体现游子的乡愁,更能体现文化的脉络,一个人吃饭不是吃饭,和家人吃饭方是吃饭。

弘扬文化,做好主食,是我们的担当和责任,更是团结和谐的氛围使然。这也是全面理解、解读国家提出大粮食、大食物,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食品安全等民生大计,确保粮食食物数量、质量安全的真谛。

(孙晓明)

作者系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理事

通联地址:山东省泰安市粮食局直属分局(泰安市东岳大街2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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