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开始，我们的全面抗日也随之兴起。
在这一背景之下，1937年冬，《晋察冀日报》创刊，创刊时报名为《抗敌报》。1941年，更名为《晋察冀日报》，社长叫邓拓。
邓拓
邓拓是个大才子，幼年家学良好，天资聪慧，对文学艺术尤其敏感。同当时众多青年才俊一样，邓拓很早就投身了革命 。
1930年，邓拓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考入上海法政学院社会经济系学习，在这段时间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2年12月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受尽折磨。虽说他是一文弱书生，但骨子没有丝毫被弯曲。1933年9月，在父亲和三哥邓叔君多方托人努力营救下被保释出狱。1937年，第二次被捕，同年8月被释放出狱（国共第二次合作）。
出狱后的邓拓于1937年进入晋察冀边区，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社长。
晋察冀的条件非常苦，闭塞的环境，使印报纸的很多条件都没有。报社刚办起的时候，邓拓在冀中搞到一副四号铅字，但种类和数目都极少，有不少文字只能用符号代替。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之下，这份报纸还是办得很出彩，有社论、有国际国内新闻、有时评；同时还有《老百姓》、《子弟兵》等副刊。很多著名的抗日故事就是通过《晋察冀日报》社的采访报道为众人所知，例如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
共产党的报纸和共产党的部队一样，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与老百姓走得近，和百姓一起吃、一起住，同百姓建立了很深厚的情感。有时候由于办报的任务重，周围的百姓都会自觉加入到他们的报纸印刷中。后来老乡们回忆当时帮助印报纸时，形象地说：“摇一圈就是一张，甩的快了，摇一次，可以转两下，一出就是两张。”从这些老乡们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其军民之情是何等的友好。
由于这个报纸的影响力太大了，日军好几次都会特意奔着这份报纸而来，不惜长途奔袭或是长期围困。当然，日军的囚笼政策没有把八路军困住，这份八路军的报纸他也没办法。针对此恶劣环境，邓拓提出了游击办报的观点，敌人来的时候把设备就地掩埋，敌人一走就迅速回来继续出报。一旦出现稳定的二十四小时，必须出一期报。
当时报社所在的村子叫马兰村。
当时，由于日军就在附近，报社人员早撤了，百姓也不敢在村里住。
1943年农历10月19日，驻孟家台的鬼子突然撤走了，挪到距马兰十几里地的麻棚村。10月21日凌晨，鬼子又从麻棚撤到距马兰20多里的下庄村。大家以为这股从五台县来的日军可能会经下庄返回五台，于是放松了警惕，回到了村中。不料，日军杀了个回马枪，把一村人都捂住了。
日本人知道这里就是邓拓办报的地方，于是将40多名青壮年男女押进一间破房子里，开始严刑拷打和审问。日本军官坐在炕上，一个穿着日军“黄皮”的汉奸翻译问：“你们谁是马兰村的，邓拓和他的报社在哪儿，八路军的机器在哪里埋着？可不论问到谁，人们都回答不知道。只见日本军官挥了挥手，几个端着刺刀的兵就过来在人们的身上乱刺。百姓身上的棉衣，很快都变成了红色，但依然没有一人说出报社的去向和埋藏的物资。
后来日军拉着马兰村的赵国义、王梦玉等四个人，让他们领着找八路军藏东西的地窖。
四个人领着他们村里村外地瞎转悠，鬼子气急之下，当场就枪杀了王梦玉，并剥下另外三人的衣服好一阵毒打。马兰片游击组组长万寿山不忍心让同胞受难，便领着鬼子打开了自家的地窖。地窖里除了一点儿粮食、旧衣旧物外，没有鬼子想要的东西。日本军官认为万寿山耍弄他们，喊了声，“你的狡猾狡猾的！”他挥了挥手，几个鬼子举枪围住了万寿山，并用刺刀在他的光身子上乱刺乱挑，万寿山破口大骂，“狗日哩，杀了老子，也不告诉你们东西藏哪儿。”
鬼子见打不开局面，便把人押到了下庄，都关进了地窖，并在窖顶泼了冷水。
整整一夜，没有一个人愿意说。第二天天亮，气急败坏的日军把26人绑起来，跪成一排，挨个审问。其中12人被折磨致死，可见场景之惨烈，然而有用的信息 日本人一句也没有听到。
付出了这样大的牺牲，朴实的村民在回答为什么要不顾性命去护机器时，只简单地说“因为他们是好人。”
邓拓得知此事之后，异常激动，马兰村也成了他永远的牵挂。此后不久，老百姓用命保护下来的这些简陋机器，印出了最早的《毛泽东选集》。
邓拓长女邓小岚为了圆父亲给马兰村做一些事的梦，进马兰村支教八年，村中事能帮就帮。她自己说，她也是马兰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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