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大V的罵戰:說娼婦是娼婦,這不是罵人

這段時間,能夠跟足球和雨傘搶眼球的,恐怕只有大V之間的罵戰了。

有的人連續出招,攪得隱秘江湖血雨腥風,種種潛規則大白於天下,贏得滿堂彩;有的人好不容易解了死穴,憋了兩個月,祭出奪命連環問,不料遭遇輿論反轉,瞬間就啞火了。

那些玩弄輿論,挑動情緒,心如蛇蠍之人,終將成為輿論的棄兒,被點燃的情緒灼傷。手段越卑劣,用心越險惡,就會被時代拋棄得越徹底,被烈焰反噬得越厲害。

大V罵戰,不是今天才有。經驗和教訓,歷史早就給出了,只是有些人總以為自己能夠創造歷史,改寫歷史。

狂妄,從來不是一個好東西。

兩個大V的罵戰:說娼婦是娼婦,這不是罵人

▲民國上海,曾經上演無數大V論戰。

1

1933年的夏天,魯迅先生很生氣。

一個叫邵洵美的人,發表了一篇文章《無人無行》。文章大意是,文人因為沒有職業,走投無路才成為文人,於是文壇便烏煙瘴氣。

文章中,邵洵美列舉了五種“無行”文人的典型,其中第三、第五種是這樣寫的:

(三)學問有限,無處投奔,但是外國文字,倒識得一些,於是硬譯各種文章,自認為時代前進的批評家。

(五)大學教授,下職官員,當局欠薪,家有兒女老小,於是在公餘之暇,只得把平時藉以消遣的外國小說,譯一兩篇來換些稿費;或則以他曾參加過的某一集團的臭情穢史,就記憶所及,記錄下來,而名之為小說。

這兩種,邵洵美雖未點名,但魯迅認為,就是在影射自己。此前,梁實秋批評魯迅的翻譯,說是“硬譯”,大半個文化圈的人都知道。大學教授、下職官員、譯外國小說、自己寫小說,這些經歷,與魯迅一一對應。所以,當時人也很容易看出來,文章就是在影射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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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被稱為“老闆作家”,寫文章,搞影射。

魯迅很快回擊了。在半年內,用《各種捐班》《登龍術拾遺》《漫罵》等好幾篇雜文,把邵洵美打成了篩子。這些文章,一箇中心思想,就是諷刺邵洵美用岳父家的錢,把自己捐成了“文學家”。

魯迅的文筆,是犀利出名的。由他寫出來的文字,確實有一種“痛打落水狗”的狠勁。舉一下他反擊邵洵美的例子:

捐做“文學家”也用不著什麼新花樣。只要開一隻書店,拉幾個作家,僱一些幫閒,出一種小報,“今天天氣好”是也須會說的,就寫了出來,印了上去,交給報販,不消一年半載,包管成功。(魯迅《各種捐班》)

要登文壇,須闊太太,遺產必需,官司莫怕。窮小子想爬上文壇去,有時雖然會僥倖,終究是很費力氣的;做些隨筆或茶話之類,或者也能夠撈幾文錢,但究竟隨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陪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隨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魯迅《登龍術拾遺》)

邵洵美出身貴族,是當時上海文壇第一富豪。他的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臺、湖南巡撫等職,他的外公盛宣懷是晚清民初的鉅富。魯迅經常說邵洵美是“盛家贅婿”,指的是邵洵美娶了自己的表姐盛佩玉。

如此顯赫的身世和婚姻,使得貼在邵洵美身上的標籤就是:有錢,有錢,還是TMD有錢。他在上海有個外號,叫“文壇孟嘗君”。也就是魯迅所諷刺的,自己開書店,辦雜誌,辦畫報,畫報還時常刊登摩登女子照片,崇尚唯美主義等等。

不僅如此,邵洵美喜歡寫詩,而且是“淫詩”,和新月派的扛把子徐志摩關係密切。“天空不過是供白雲淫蕩的床”,“你垂下你最柔嫩的一段——/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褲帶/在等待著男性的顫抖的勇敢”……這些下半身寫作的句子,都出自邵洵美。

這種詩風,魯迅很不滿,諷刺邵洵美勃發的詩興只停留在求偶上面,還戲仿了兩句新詩“野菊的生殖器下面,蟋蟀在吊膀子”,質問“邵洵美先生之流,不知以為何如”?

在另外一篇文章裡,魯迅繼續諷刺邵洵美,他說他在中秋節發了兩個願:“一願:從此不再胡亂和別人去攀親。”“ 二願:從此眼光離開臍下三寸。”

看到沒,這兩個願,都是為邵洵美“量身定製”的。

邵洵美被魯迅批得毫無還手之力,冒了一下泡,就久久不敢再搬弄魯迅的是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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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回擊邵洵美,頻率很高,筆力很猛烈。

2

很多人會覺得,魯迅真的氣量狹小,睚眥必報,人家不過影射你一下,你至於這麼一而再再而三地痛毆回去嗎?

這裡有必要澄清一下大家對魯迅的誤解。魯迅的文筆是比較刻毒(不然也沒有這麼大的殺傷力),這一點已有定論,但能逼他以筆作匕首,連續刺下去的,一定是涉及公共利益,而不是個人恩怨。

事實上,早在1928年,財大氣粗的邵洵美初入文壇,就寫過一個短篇小說《紹興人》影射了魯迅,通篇嘲笑主人公氣量小、自私。

1929年初,在邵洵美主辦的雜誌上,又發表了章克標的文章,說:“魯迅部下的走狗是極多的,以前的老例,每有一次對他的惡評,他部下便是瘋了似的齊搶出來的,真像一個惡狗村。”

然而,這兩次惡語相向,魯迅雲淡風輕,並沒有懟回去。

在對待文學青年上,魯迅向來是愛護多於攻擊。他曾說過:

“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

當時,創造社、太陽社的年輕人集體圍攻魯迅,魯迅也是有選擇性地進行反擊,並未火力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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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文在《黃金時代》中飾演的魯迅。

那麼,1933年,邵洵美一篇影射意味不甚濃的文章,為何反會招致魯迅的“狂轟濫炸”呢?

我們看看當時的歷史背景:1933年初,熱河戰役爆發,東北軍節節敗退,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被日軍佔領。面對這一喪權辱國的現實,包括魯迅在內的廣大愛國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的國策進行了批判。

國民黨並未進行反思,而是採取了恐怖政策,消除不同聲音: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被捕,呼籲抗日的楊杏佛被暗殺,《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不得不刊登了“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啟事……

由於魯迅聲望巨大,國民黨不敢對他施行暗殺。但是,魯迅遭到封殺,只能不斷變換各種筆名,對時局發聲。

在這個當口,邵洵美髮文影射魯迅等人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實際上是充當了國民黨當局的“幫閒”。這才是魯迅不放過邵洵美的真正原因。

儘管表面看來,魯迅年長邵洵美25歲,是文壇宿將“痛毆”新生代,然而,正如前面所說,邵洵美擁有無可比擬的家世背景,他能調動的文化資源甚至比魯迅多得多。

邵洵美跟國民黨中宣部張道藩是結拜兄弟,跟力行社的骨幹人物劉健群也關係密切,經常居中調停言論的事情。這是邵洵美的官方路線。而在文壇上,他通過辦書店、雜誌、印刷廠,出錢出力,也籠絡了強大的人脈,被稱為“汽車文人”“老闆作家”。

這些,比空頂著左聯盟主頭銜的魯迅,實用多了。

邵洵美被魯迅“修理”的時候,他沒吭聲,但他的資源已經運動起來,對魯迅連放冷箭。連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都摻和進來,就“富家女婿崇拜家”連發文章,說“文壇無時無刻不在招女婿,許多作家現在都變成了俄國的女婿”,又說“今日在文壇上最有聲色的魯迅、茅盾之流,一方面身為文人,一方面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

明眼人都看得出,這裡所謂的“人家”,指的是“俄國”。

這幾乎是文人論戰最下流的招兒了:訴諸政治。企圖用政治來壓制,並讓魯迅閉嘴,其用意之狠毒,不亞於今日大V罵戰中,有人用股市、電影產業的大詞來綁架對方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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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盛佩玉及其孩子合影。

3

邵洵美的反撲不止於此。他旗下的《人言》雜誌繼續處心積慮地利用政治做文章,用魯迅的話說,這一招“含著甚深的殺機”。

1934年3月,《人言》雜誌在未告知魯迅的情況下,擅自翻譯並刊登了他給日本《改造》雜誌寫的文章《論監獄》。這原本也沒什麼,但邵洵美在編者按中,一再暗示魯迅“逃避軍事裁判”,“被本國迫逐而託庇於外人威權之下”,

實際上是居心頗惡地把魯迅暴露在當局面前,並且暗示魯迅是“漢奸”。不僅將魯迅與當局對立起來,而且將他與民眾對立起來。

魯迅晚年備受謠諑所傷,不僅反動文人慾借當局之手,置他於死地,就是左聯一些人,也想把他搞倒搞臭。所以,此時他被“漢奸論”包圍,他自己慨嘆說:

對於論敵,當和蘇俄絕交時,就說他得著盧布,抗日的時候,則說是在將中國的秘密向日本賣錢。

我依舊被論敵攻擊,去年以前說我拿俄國盧布,但現在又有人在雜誌上寫文章,說我通過內山老闆之手,將秘密出賣給日本,拿了很多錢。

考慮到這些謠言的威力,魯迅去世前曾準備另覓住處,離開日本人居住的虹口勢力範圍,擬遷到上海法租界去。

其實,就是魯迅死後,所謂“漢奸”等謠言也一直跟隨著他。1944年10月,重慶舉行紀念魯迅逝世八週年活動,軍統特務頭子鄭介民打算散發新聞,說魯迅曾受日本浪人內山完造的津貼收買。好在這一偽造計劃,最終遭到陳布雷的反對和阻止才作罷。

看到政治中傷的威力後,原先在罵戰中沉默的邵洵美,這下子感覺捏住了魯迅的七寸,連續反撲。

1935年起,邵洵美多次公開發文,影射、諷刺魯迅。一會兒說魯迅不甘心做文學家,想做政治家,再次向魯迅潑政治髒水;一會兒通過小說,拐著彎兒罵魯迅是“猴子”,《阿Q正傳》是他的自傳……

在魯迅生前,邵洵美最後提到魯迅,是1936年10月拿魯迅打了一個很不雅的比喻:

假使魯迅先生在文章裡說,他早晨一張眼便放個屁;有些讀者一定會拍案叫絕,似乎驚訝著魯迅也會放屁。但是假使同樣的文字而出於一個無名作家之手,那麼,我們保可以看見,一個個讀者撳著鼻子,大罵這作家的下流與惡劣了。

此時,魯迅臥病在床,幾天後就去世了。

魯迅去世後十幾天,邵洵美髮表文章《魯迅不是思想家》,言語中無哀悼惋惜之意,顯得冷靜而咄咄逼人,抓住魯迅晚年的政治信仰問題,判定魯迅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時代前驅”,說他不過是共產主義的一個信徒,追隨在紅旗子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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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塑像。

魯迅是什麼人,所以對於邵洵美的罵,他生前全都懟了回去。他說過,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並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於我的敵人”。

他還說過:“有些下賤東西,每以穢物擲人,以為人必不屑較,一計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樣的擲過去,要是他擲來。”

在魯迅生命的最後一個月,他不忘在相當於遺囑的文章——《死》中,諷刺了邵洵美一筆。

還是在這篇文章裡,魯迅表達了他對怨敵的最終態度:

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歷史終究是公平的。罵戰進行的當時,人們或許分不清是非對錯,但是,偉大的人物,與卑鄙的小人,遲早會經過時間的沙漏,被分得清清楚楚。

陰險之人,欺下必定媚上。再高雅的藝術之名,也始終藏不住真實的嘴臉。這樣的人,不應該寬容,也不應當寬恕。

因為,魯迅還說過:“假如指著一個人,說道: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罵;倘使她實在是做賣笑生涯的,就並不是漫罵,倒是說了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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