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先來做一個選擇題。小明經常對男生充滿性暗示地笑，且經常對男生做出親密的肢體動作，試問下列哪一種可能性較高？
1、小明是男性
2、小明是男同性戀
如果答案是2，這就是犯了合取謬誤（conjunction fallacy）。男同性戀意味著是“男性”且是“同性戀”，無論如何，小明符合“男性”的機會，一定比符合“男性”又符合“同性戀”的概率更大。
同理，文中棒球手的迷信其實也與擊球概率密不可分——迷信儀式（比如下體護具裡放硬幣）的產生一定和偶然的幸運相關。當然，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分析，還有一種讓我們又愛又恨的物質與此有關：多巴胺。
文/Jim Davies
譯/喬琦
校對/斬光
原文/nautil.us/issue/60/searches/explaining-the-unexplainable-rp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喬琦在利維坦發佈
啟蒙運動時期，法國哲人伏爾泰稱迷信為“瘋女兒”，並將其與占星術作類比。這位引領時代的思想家倡導理性思考，力圖用科學方法解釋這個世界。
如今，我們用分析的方法接近這個世界的真實，並無疑以此為傲。面對疑難事件之時，我們挖掘其起因，並預測其結局。一旦可以確定某一步與後一步的因果關係，我們便能解釋事件的起因，並預測未來在何種情況下這一事件會重現。這就讓我們能瞭解、掌控事件的結果，做到心中有數。
而實際情況是，在合適的外部環境下，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變得迷信起來——當然也包括你。
圖源：Kevin Leung
就拿棒球中的擊球手來說，很多體育粉絲都覺得職業棒球運動中的擊球是體育運動中最困難的一項任務，即便是最好的擊球手也只能達到大概1/3的打擊率。棒球迷應該知道，許多擊球手都有自己的幸運動作。在擊球手上壘之前，觀眾可能會看到他們摸摸帽子、畫畫十字或者踩踩本壘。
正如文化人類學家喬治·格梅爾希（George Gmelch）在一本棒球評論雜誌中寫的那樣，棒球運動員的這些幸運動作不僅侷限於比賽中，在比賽前後也同樣存在。由於一些不為人知的原因，一位棒球運動員總喜歡在比賽前的“最後一頓晚餐”中食用金槍魚三明治，而另一位則喜歡在比賽前穿特製內褲。還有一位棒球手出名的地方在於，他總是在贏得比賽後，放些硬幣到下體護具裡去。如果整個賽季球隊表現都不錯的話，你便能在他奔跑時，聽到他的下體叮噹作響。
實際情況是，在合適的外部環境下，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變得迷信起來——當然也包括你。
擊球手似乎是個迷信的重災區，但這並不是因為棒球運動員的大腦與普通人有什麼不同。事實證明，棒球中的擊打實在是太難了，難到完全無法預測結果。有時候，擊球手可以打出一個全壘打，但更多的時候，他們會擊空。而那些看似迷信的幸運動作，正是這種外部環境下的產物。
不過，為避免你覺得迷信是擊球手的專屬特性，我得提醒你，他們其實和棒球運動中其他位置的運動員沒什麼兩樣。擊球手可能在奔跑時下體叮噹作響，相較之下，外野手就是一個相當安靜的群體，但他們真的一樣，都是棒球手，只不過戴的帽子不同。這絕不是因為擊球手天生就比外野手更迷信，而是擊球這個環節滋生了他們這些看似迷信的小動作——是這個外部環境讓他們變得迷信起來。
棒球中的迷信限定在整個運動中特定的頗具挑戰性的環節。與之類似，迷信也與社會中一些特定的行為有關。
1948年，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家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將他對特羅布裡恩群島漁夫開展的一項研究彙集成書並且出版。書中寫道，這些漁夫有時在珊瑚礁圍起的瀉湖內捕魚，那兒的收穫相當穩定，每次都能大量捕獲某種特定的魚。但他們也會在開闊的海面上捕魚，那兒的魚更大卻也更難捕獲。有時，這些漁夫會在開闊的海面上收穫極豐，有時則慘不忍睹。事實證明，特羅布裡恩群島漁夫難以抵擋開闊海面上這些珍稀且數量頗豐的魚類的誘惑，
所以儘管有得不償失的風險，他們還是願意冒險出海一試——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建立了一套迷信儀式，其中包括捕魚期間刻意表現的一些動作以及吟誦的一些咒語。外部環境使得這些小迷信湧現。也許我們會認為這完全是一種人類適應環境的行為，但實際上，這種面對困難時訴諸迷信的傾向並非人類獨有。就在馬林諾夫斯基出版那本書的同一年，美國心理學家博爾赫斯·弗雷德裡克·斯金納（B. F. Skinner）發現，他能夠讓鴿子產生迷信。他設計了一種如今稱為“斯金納箱”的實驗設備，並以此“教會了”鴿子，想要食物時，就壓一下箱內的一條槓桿。動物都能學會這件事，而這個學習的過程就叫作 “強化”。
圖源：Giphy
但當斯金納給鴿子餵食的時間間隔隨機時，有趣的事兒發生了：鴿子壓槓桿時，有時能獲得一頓美餐，有時卻不能，並沒有明顯規律可循。在這樣的外部條件下——或者說，在這樣的結果不可控的外部條件下——鴿子們在壓下槓桿之前開始重複做一些隨意的、五花八門的動作。有的會快速地點幾下頭，有的則會轉兩圈。鴿子變得迷信了。
在我們看來，鴿子們似乎覺得至少在某一種層面上，確有一種可靠的方法能確保它們求得食物。經驗告訴鴿子們，要想求得食物，光是按壓槓桿是不夠的，因為這並不總能奏效。所以，當食物真的來了的時候，鴿子們會回想一下自己之前做了哪些動作，並且它們想知道這些隨意的動作——轉圈、發出噪聲之類的——是否和食物派送有關。出於這個目的，鴿子們便嘗試了這些動作，而且有時候食物就真的來了。但也有些時候，即便它們做了這些迷信儀式，食物也沒有如期降臨。
有人會認為，這種時靈時不靈的小迷信，不正好能讓鴿子幡然醒悟，覺悟到是否能得到食物與這些行為無關嗎？類似地，在棒球運動中，擊球手也不可能指望踩踩本壘和打出二壘安打之間有什麼直接聯繫。那些在做完特定祈禱儀式後出海的英勇特羅布裡恩群島漁民也不可能總是把希望寄託在好運之上。伏爾泰和其他理性時代的哲人希望我們在面對此類情況時，能夠理性思考，充分理解這些所謂的起因和結果之間沒有聯繫。
然而，無論是對人類，還是對鴿子來說，事實恰恰相反。在面對結果和行為之間沒有明顯關聯的情況時，大腦中似乎有什麼東西，總是在嘗試用創造故事的方式將這兩者——其一是某種看似牢靠的賭博式行動，其二是某種出現概率極低的事件——聯繫在一起。
鴿子們在壓下槓桿之前開始重複做一些隨意的、五花八門的動作。有的會快速地點幾下頭，有的則會轉兩圈。鴿子變得迷信了。
人類和鴿子其實沒什麼兩樣，都在瘋狂地探尋世界的運行原理以及釐清其工作模式。驅動著這些迷信行為的生物學過程，我們只是略知一二。有一種名為“多巴胺”（dopamine）的神經遞質——神經元之間賴以交流的某種化學物質——似乎與大腦模式識別之間有著很緊密的關係。非常寬泛地說，你腦子裡的多巴胺越多，你能掌握並使用的模式也就越多。
多巴胺是一種用來幫助細胞傳送脈衝的化學物質，為神經傳導物質的一種。這種傳導物質主要負責大腦的情慾、感覺，將興奮及開心的信息傳遞，也與上癮有關。圖源：Giphy
多巴胺讓知覺變得有意義。如果我們腦中的多巴胺太少，便不能識別出各種工作模式；反過來，如果多巴胺太多，我們便會自己捏造出一些本不存在的模式。我們也許會捕風捉影，覺得遇到的每個人都是兇手。我們的世界觀裡便會充斥著錯覺——然後還會變得疑神疑鬼。所以，我們大腦內的多巴胺水平必須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
實際上，我們每個人腦內的多巴胺水平是與生俱來的：這決定了我們的世界觀。瑞士神經學家彼得·布魯格（Peter Brugger）曾開展過一項非常出名的實驗。該實驗旨在研究人們的多巴胺水平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世界觀。這項實驗的參與者，有些坦承自己相信超自然現象，有些則申明自己信仰宗教，還有些則表明自己是懷疑論者。實驗中，布魯格拿了一些臉部圖像給被試看，其中部分圖像很容易便能看出是臉，部分則扭曲到了很難發現明顯的臉部特徵。結果是， 懷疑論者能識別出的面部輪廓寥寥無幾，而非懷疑論者則識別出了很多。
（www.mitpressjournals.org/doi/abs/10.1162/jocn.2009.21313）
之後，一半懷疑論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服用了一劑左旋多巴（一種可以暫時性提升多巴胺水平的藥）。在左旋多巴的作用下，這些懷疑論者的表現開始接近非懷疑論者——他們識別出的面部輪廓開始增加。由於通過改變大腦多巴胺水平可以控制模式敏感性，這項研究表明，更高的多巴胺水平可以讓人們探測到更多的模式。這個實驗的逆向過程也同樣奏效：墨西哥神經學家維克多·德拉芬特（Victor de Lafuente）和拉努爾福·羅莫（Ranulfo Romo）發現，當猴子被扔在撲朔迷離的環境中時，它們大腦中的多巴胺水平會上升。
（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7/11/07/1712479114）
事實證明，當我們身處沒有明顯模式的環境中時，大腦就會提升多巴胺水平，讓我們變得更迷信。這種環境產生了認知上的困惑，於是我們也就隨之搖擺。就算是理性哲學家中的頂樑柱伏爾泰，肯定也曾經如此搖擺過。
在某些文化中，迷信根深蒂固，甚至成了信仰的一部分。於是，迷信作為對不太可能發生的特定事件的應對，這一功能開始下降，轉而更多地成了一種解釋所有外部的、難以解釋的事件的方法。20世紀20年代，英國人類學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 ）研究了蘇丹的贊德人。他在回憶錄中記錄了一件奇聞。如果以如今的研究準則來看，他與研究對象的過深牽連是完全不被允許的。
圖源：Ellen Weinstein
一名贊德男孩踢到了樹樁，把一根腳趾弄斷了。傷口潰爛後，男孩卻把整件事歸咎於巫術。埃文斯-普里查德為小男孩解釋，樹樁是自然生長出來的，而他沒注意到草叢裡的這個樹樁，不小心踢了上去，傷口碰到了汙泥便會感染，和巫術沒什麼關係。對於有科學思維的人來說，這一番解釋也許就夠了。但實際上小男孩早已知曉這些事，只是他
不覺得這便能解釋一切。贊德人相信巫術，並且這種信仰已經滲透到了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捕魚到家庭關係。“贊德文化中，沒有一處角落或壁龕是毫無扭曲的，”埃文斯寫道。對這個男孩來說，巫術——而不是自己的不小心——讓他當時沒能看見樹樁，也只有巫術才能解釋為什麼這個傷口潰爛了，而其他的傷口沒有。面對這些問題，埃文斯-普里查德沒有更好的答案了。確實，即便是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科學也只能初步將這些事件含糊地歸因於概率。而對那個贊德男孩來說，“概率”根本算不上什麼解釋，而傷口帶來的疼痛卻是實實在在的，這才是真正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兒。
從贊德人的故事中，我們還能得出另一條重要的結論：
迷信之所以能長盛不衰，有一條確定無疑的原因就是，我們總覺得自己能夠影響到事件的結果。我們的控制慾太嚴重了。近來有許多科研成果佐證了這個論斷，它們表明，當我們親身經歷一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往往會誇大其重要性。比如，以色列裔心理學家拉瑪·法爾克（Ruma Falk）就開展了一項實驗。實驗中，被試要求閱讀一些有關巧合的故事，有些故事的主角設定為被試自己，還有一些則是別人。結果發現，人們總是認定，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巧合要比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更為驚喜。如果別人想到一位老朋友時，這位老朋友正好打電話給他，我們會覺得，嗯，也沒什麼，這事兒不是很常見嗎？但如果自己在想念一位老朋友時，他碰巧打電話給我們，我們就會覺得，哇，這裡頭肯定有什麼深意，對吧？這種巧合會顯得更為令人驚喜的原因在於，我們覺得這事兒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要比發生在別人身上更小。當某事發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別人身上時，那種“此事大有深意”的感覺要更強。
（www.jstor.org/stable/1423303?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這兩個都是我們身處所知信息極少的環境中時，努力創造模式、編造故事的例子。即便把某件事成功或失敗的概率詳細地以鴿子、擊球手以及特羅布裡恩群島漁夫的事例寫出來，他們的主觀經驗也會勸說他們，確有辦法能夠增大事態朝有利於他們的方向發展的概率。也許，方法就是來一段儀式化的舞蹈？除了深刻理解周遭環境的需要以外，主觀性或許也對徹底弄明白為什麼我們的大腦這麼容易被低概率事件影響有著極為關鍵的意義。
對此，伏爾泰會抗議：哪怕某事件的某種解釋，對個人很有意義，我們在究明問題的過程中，也必須考慮科學定律。然而，兩個半世紀過去了，哪怕我們的知識水平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仍舊有那麼多的困境讓我們產生迷信的衝動。實際上，通過追蹤大腦內部的神經遞質，科學已經告訴我們，那些從事對架構能力、編故事能力要求較高職業的人（比如哲學家和小說家）腦內的多巴胺水平更高，這就讓他們更易產生迷信。這點對小說《老實人》（Candide，又譯《贛第德》）的作者也同樣有效。對了，那本小說的作者名叫：伏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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