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派紅學考證《紅樓夢》的作者是曹寅之孫曹雪芹，並認為曹雪芹生於1715年，很多書籍、媒體上都是這樣寫著的，為其操辦的三百年誕辰紀念日也是以1715年為曹雪芹的出生年。在這裡姑且先不討論《紅樓夢》的作者是不是曹寅之孫曹雪芹，我們先說一下胡適派紅學是從何得出這個1715年的。
紅學家們當然不會憑空想象、捏造或推測，他們是以文獻史料為根據的：曹寅的兩個兒子，過繼子曹頫沒有任何史料記載有過子嗣，無法生造；親生子曹顒英年早逝，但曹頫在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七日(公元1715年)的一份奏摺有如下內容：“……奴才之嫂馬氏，因現懷妊孕已及七月，恐長途勞累，未得北上奔喪，將來尚幸而生男，則奴才之兄嗣有在矣……”於是胡適派紅學就認為這個遺腹子就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出生年毫無疑問是從這兒來的，這可是“鐵”的證據！但這條“鐵證”卻無法證明這個遺腹子就是《紅樓夢》作者！而胡適派紅學卻認定了這個“鐵證”，但紅學家們卻基本不提“文獻史料”的另一方鐵證：在曹家家譜中，曹寅的孫子只有一個曹天佑，官至州同。這個遺腹子如果後來存活了下來，只能是曹天佑。因為這個史料對佐證晚年窮困潦倒的北京西山的曹雪芹不利，所以這個史料常常被忽略。這種偏向性是紅學家取證的習慣性做派。另外，甲戌本在第一回有批語：“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餘睹新懷舊，故仍因之。”如果曹雪芹是這個遺腹子，他會有弟弟嗎？戚序本、南圖本、蒙府本還有一條批語：“寫寶玉如此。非世家曾經嚴父之訓者，斷寫不出此一句。”如果曹雪芹是這個遺腹子，他能受過嚴父之訓嗎？紅學家卻對這些緘口不提，我不認為紅學家邏輯思維能力不強，畢竟是紅學專家，只能認為他們是選擇性失明。
曹頫的摺子上還透露了一個信息，曹雪芹的生母姓馬，我們的紅學家們親切地稱其為“馬氏夫人”。在曹雪芹生平史料珍似金、貴如油的境況下，馬氏夫人也應在曹學體系中佔有重要一席，而不能常常被忽略不提，這有悖學術精神。
讓我們打開《紅樓夢》，翻到第二十五回，主人公賈寶玉的寄名乾孃——尼姑庵中的一位執役者登場了，她就是馬道婆。馬道婆，與中國古典文學、戲曲中塑造的道婆職業形象一樣，只不過姓“馬”而已。她是書中作者著力描寫的反面人物之一，其貪婪、狡詐、世故、狠毒無底線的形象在作者傳神的筆下躍然紙上，脂批一疊聲地用“賊婆”來稱呼她。就是這麼一個明顯的、不帶掩飾的、連小學生也能分辨出來的“壞”人，作者卻偏偏將其冠以“馬”姓，難道作者“曹雪芹”與自己親生母親“馬氏夫人”有仇嗎？某些頑固的曹學家為了維護曹雪芹的光輝形象，竟然撰文將“馬道婆”與“馬王爺”劃等號，說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姓”，就像“馬王爺”不姓馬一樣，是民間的習慣性叫法。這種所謂的考證辯解已經到了無知加無恥的地步，是學術研究領域的段子、笑話。
紅樓夢作者的文筆不動聲色，卻愛憎分明。同樣是“打秋風”，劉姥姥樸實、拘謹，還知恩圖報；馬道婆卻刁鑽、奸滑，不惜圖財害命。你看她為了能在賈母處訛到數目可觀的香油錢，採用層層遞進的鋪排法，先是抬出身價不菲的王妃誥命：南安郡王府裡的太妃一天是四十八斤油，錦田侯的誥命一天是二十四斤油，還有幾家是五斤三斤的；最要命是接下來這句：“那小家子窮人家舍不起這些，就是四兩半斤，也少不得替他點。”吃準了賈母聽不得“小家子窮人家”，可觀的香油錢還不得如願地揣進自己的荷包？這裡訛到了錢，轉身又來到趙姨娘處，軟硬兼施，偷奸耍滑，摸準趙姨娘的心事，現銀欠條都搞到了手，便有計劃地實施巫蠱術，差點讓鳳姐、寶玉送命——關鍵是這倆人並不是馬道婆的利益關係人。她甚至還是賈寶玉的寄名乾孃，為了錢財都可以拋置腦後！其人性的低劣、陰險似乎就在讀者眼前，栩栩如生。就是這麼一個壞人“乾孃”，作者卻讓她與自己的親孃同姓，紅學家們誰能解釋清楚？難道只能用“馬王爺”之類不著邊際的笑話來掩飾嗎？如果說曹雪芹不是曹天佑，那曹雪芹與曹家從哪一點上扯上關係，道聽途說得來的嗎？ 馬道婆初見賈母時有一段話，作者及脂批是這樣說的：
（馬道婆）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脂批：一段無倫無理信口開河的混話 ，卻句句都是耳聞目睹者，並非杜撰而有。）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裡便有許多促狹鬼跟著他，（脂批：作者與餘實實經過。）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著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
這段描寫，至少有三種信息可以傳達給讀者：一，作者與批者非常熟識，幾乎從小在一起長大（那些認為作者與批者不是同時期的人不必在此議論 ，我們只以文字信息為準）。二，"促狹鬼”三字毫無疑問是滬杭方言（念“促卡句”音），南京人也不說，東北滿人更不說。三，“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曹家再怎麼做官，始終也無人、無法達到“王公卿相”的高度；真正的作者必然本人或家族中有做到“王公卿相”等級的，這才與“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正好合拍，才如脂硯所說“作者與餘實實經過”，作者和脂硯齋才有資格這麼說。這樣的文學解析才是合理推斷。
紅學研究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凡將書中描寫與曹家相關記載相對比，總顯得彆扭、違拗，南轅北轍。試想一下，如果《紅樓夢》真的是曹寅之孫寫的曹家事，怎麼會將賈家寫的那麼不堪，連柳湘蓮都說“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而把作者考慮為明末清初的遺民文人，卻總是自然、合楔，相得益彰。對馬道婆其人其事的分析、比較亦是如此。這難道還不能引起我們紅學界的深思、警醒嗎？
深度解讀，高屋建瓴。吳氏紅學，高端學術。 知識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觀點、新視角，同一部紅樓夢，不一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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