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學”·“學術”·“規則”
（接前）這裡就涉及到一個話題，就是“學”、“學術”和“規則”的話題。
（一）學術、評論、讀後感
我們閱讀一部作品，可能對它有進行闡釋、分析的內在心理要求。我認為，當你把這種要求寫出來的時候，至少應該先分清楚這三種不同的類別。
第一種是學術研究。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應該是完全地從材料出發。胡適講“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這個材料還必須是符合學術規範的。比如，不能是孤證。就好像自然科學裡提出一個定理，要把它作為一個規律，要想大家來認可它，必須要在實驗室裡，同等條件下能夠復現——你給出條件，我再做一遍，還是原來的樣子，它就站住腳跟了。同樣道理，人文社會科學，你要說明這個事情，作為學術研究，你至少要有兩個以上的證據，孤證是不行的。
比如我今天上午參加的一個小的學術座談會，一個浙江的老先生討論佛教問題，其中就涉及到佛教最早是什麼時間從印度傳到中國的。現在通行的說法是在兩漢，但是兩漢什麼時候，具體說法就不太一樣了，有的說是漢明帝的時候，有的說再稍微早一點，但大體就在東西漢的百年之間，可以說95%的學者都是這麼看的——當然不是說人多就是真理。老先生在他論文裡說在先秦就有了，證據是什麼呢？他寫了一條證據，說《史記》裡有一句話“禁不得祠”。他說這個“不得”就是最早的關於“浮屠”的說法，浮屠就是“佛”，“佛”有一種最早的另譯的梵文，就譯成“不得”，所以“禁不得祠”就是禁止祭祀佛。實際上這也不是他發明的，幾十年前就有這個說法。吃飯的時候，我就向這個老先生討教：“您舉出這個例子，是不是還有別的證據？”老先生就有一點煩，“有這麼有力的證據，為什麼還需要別的證據呢”。我當時就啞口無言——因為不存在對話的基礎了。
這裡就涉及到上述那個根本的問題：你認為這個“不得”就是指佛，那一定還要有別的支撐。這麼重大的事情沒有第二條證據、第三條證據，單這一條孤證，是不行的。
學術有一系列的規則，這是一種。要有材料，材料要可靠，還要有多重證據，或者是文獻的、或者是地下文物的，它們相互之間還應有一種統一的邏輯結構。
第二種是評論。評論是在一個大家都能夠認可的理論框架下，對作品作出一個闡釋，作出一種評價。這種闡釋、評價和學術研究不一樣，它不強調你的發明，不強調原始資料。它是一種態度，但是這個態度要有一個理論框架作支撐和背景。
第三種是讀後感。這沒有關係，你自己讀了，有自己的感想，隨便講，理論深一點更好，淺一點也沒有關係，只要報社編輯願意給你發，就發出來了。大家看了，有人會心一笑，有人覺得沒有意思，都沒有關係，交流嘛。尤其是現在有了博客，發多少讀後感都可以。
但是，讀後感不同於評論，讀後感、評論不同於學術，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二）另類讀後感——當作家的“習慣”
我絲毫沒有貶低劉心武的意思，我覺得他寫的這些東西真的很巧，發現了《紅樓夢》裡很多疑點。我說秦可卿可以叫“秦可疑”，他對這一點分析得很深刻，想象很豐富。但是我覺得，總體來說它屬於一種另類的讀後感，它不太遵從大家公認的學術規則，包括邏輯推理，包括材料運用的合理性，這些規則基本都沒有體現。作為一種讀物是很好的，讀著也很開心，好像在《紅樓夢》之外又衍生出一部小說，這個小說富有趣味性。但是說它是一種“學”——“學”，有理論內在系統，是一種學問、一種學術，可能這中間隔著一層。
這和作家的想象力是有關係的，劉先生確實想象力比較豐富。王蒙也談《紅樓夢》，沒有人對王蒙談《紅樓夢》有這樣的批評，因為王蒙說是自己的感想就是自己的感想，絕對不另外構成體系。王蒙去南開進行演講的時候我主持，我為了活躍氣氛就問他：“您也寫了不少《紅樓夢》的文章，您和劉心武先生在作家裡都是很有影響的，您怎麼看他的秦學？”王蒙是多麼聰明的人，他立刻就把話題岔開了，關於這個一言不發。
劉先生曾經還有一個事情，就是有一次他說人的思維非常奇妙，他曾經在夢裡作了一首詩，醒來之後非常得意，就是“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真是妙句，夢中能夠作詩，他就寫到文章裡發表了。剛發表就有人說，就像胤礽寫的對子一樣，這是宋朝黃庭堅的詩，不是你夢中作的。劉先生說那可能是我們暗合了吧。
七、說說“紅學”自身的問題
《紅樓夢》本身有很多疑點，“紅學”本身也確實有很多有爭議性的問題，甚至在一些基本點上，“紅學”應該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可能都有可質疑的地方。但是我要說的是，紅學家們的分歧和我們所講的劉先生關於《紅樓夢》的言說有著一種本質的區別。
簡單說一說“紅學”的問題。第一個，什麼叫“紅學”？這話好像太ABC了，“紅學”就是研究《紅樓夢》的學問。事實上也不是那麼簡單。比如，你作為一個“紅迷”對《紅樓夢》很熟，寫了一篇分析林黛玉性格的文章，投給《紅樓夢學刊》，肯定不給你發。為什麼？他們可能說，這不是“紅學”。
第二個，何謂“紅外線”？有人把對於《紅樓夢》文本的藝術性分析都稱為“紅外線”，是“紅學”的邊緣性的東西。那麼“紅內線”是什麼呢？主要就是剛才曹雪芹的家世問題、曹家這些人誰和誰是什麼關係，祖上是河北還是遼寧等問題。
第三個，另外就是脂硯齋的大疑案。關於“紅學”，一個集中性的問題就是圍繞脂硯齋的大疑案。剛才我簡單介紹了。《紅樓夢》版本、手抄本現在有不到20種，20種的先後關係問題，哪一個早一年，哪一個晚一年，是誰抄誰的，這些問題很多。我們現在讀的《紅樓夢》的本子，被認為權威的都是從署著所謂脂硯齋名字的手抄本來的。但脂硯齋是誰？有可能是他的太太，有可能是他堂兄弟，有可能是他叔父，說到是誰，都能夠找出理由來，但是誰也不能說服對方。
結果1992年的時候，有一位研究家歐陽建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後來他的觀點發展成厚厚的一本書。他認為脂硯齋根本就假的，是後人造的假。此說一出，整個“紅學”界譁然。譁然到最嚴重的時候，幾個老權威到了歐陽先生工作的江蘇省，排炮齊發。最後歐陽先生在江蘇安身不牢，就挪到了福建，後來又到了山西。歐陽先生跟我是好朋友，我說得一點都不誇張。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你要是把脂硯齋給否了，就相當於把他們這些研究《紅樓夢》的人幾十年研究的東西全否了。他們整個的研究都建立在脂硯齋的批語的基礎上，但是脂硯齋本身是大疑點。“紅學”裡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甚至從根上都不是能說得很清楚的。
第四個，“紅學”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怎麼看後四十回。和曹雪芹有沒有關係？有沒有價值？80年代拍的電視劇《紅樓夢》最後的結局實際上在《紅樓夢》書裡都是沒有的。“紅學”有一個分叉叫“探佚學”，說《紅樓夢》有哪些故事後來給丟掉了，就把它再挖出來，有這麼一種做法。把這個寫到電視劇裡，就是80年代的那部電視劇。
有人認為“紅學”這麼下去沒有出路——這是四川一個學者寫的《紅學末路》裡的說法。我的結論就是，這些爭論，甚至“紅學”本身的學術品位，我們都會有不同的看法。“紅學”集中在討論作品文本以外的問題，究竟對還是不對？“紅學”所爭論的這些問題，是真問題還是偽問題？這些爭論都可以來懷疑和討論，但是這些討論、他們寫文章的基本方法、研究問題的基本路數，還是在學術這個範圍之內的，它遵從基本的規則。比如你要有材料來說話，你這個材料夠不夠、對材料解讀準不準，這是一個問題；另外你的材料是不是靠一種合乎邏輯的論說來組織。所以我說“紅學”本身確實有很多糊塗帳，問題多多。可是，在“紅學”的內部，它還是一個學術性的平臺，是一種學術性的研究。
我今天講了這麼一通，回過頭去想一想，我想說一說我自己的觀點：今天的演講由劉心武而切入，說明對《紅樓夢》的解讀這麼五花八門是有緣由的，因為有一種傳統，又有一種現代的思潮在推波助瀾。最後我想說明一下我正面的觀點是什麼呢？我想跟大家說這麼兩點：
第一點，“紅學”應該因“紅樓夢”而存在。這不好像是廢話嗎？實際上就是，要回到文學本身。如果《紅樓夢》不是這樣一部偉大的小說，我們管曹雪芹跟曹操有什麼關係幹什麼？那些問題的研究，中心應該在這裡，不能夠流蕩忘返。把核心的東西劃為“紅外線”，把邊緣的東西擱到“紅學”的核心位置，這個傾向，我認為不太好。
第二點，《紅樓夢》是大眾的，這部小說是大眾的；但是“紅學”是小眾的。這就和我們講的話題有關了。劉心武這個問題的出現，我認為就是在小眾和大眾之間的界限沒劃好。原因有兩條：
第一條原因，《紅樓夢》在文化革命中，甚至再往前說，五十年代，就成為一種大眾的文化的消費對象。文化革命中萬馬齊喑，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幾乎是沒有的，但是評論《紅樓夢》的東西太多了。尤其是我們最高領袖用政治眼光、階級鬥爭來看《紅樓夢》，大家都覺得可以從裡邊發掘出東西來，所以誰都來研究。
當年湖北有一個農場工人，發明了一種“八卦紅樓”，就是把《紅樓夢》拆成一個一個小的單位，然後按照八卦的方位——乾坤艮離震，重新組合，組合成好多小八卦圖，然後合起來就是“八卦紅樓”。這也一度大出風頭，後來因為這事，他被調到了社會科學院。但是兩個月之後，他自己就走了。
我沒有要譏笑他的意思。但學術是一種專門的東西，不是說它有多高尚，別人不能染指，不是的。它需要積累，有一定的規則。為什麼你要讀本科，要讀研究生，再去讀博士，它其實就是一個訓練的過程，讓你明白如何來進行研究，不是說跨一步就全進入這個平臺了。所以學術是小眾的，這個之所以被模糊了，是因為前面這個從五十年代一直到文化革命當中的原因——跟這個有關係。
第二條原因，大眾傳媒的發展。這個力量太大。搞大講堂是不錯的，最早搞大講堂的是鳳凰衛視，最早是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我是它早期的演講者之一。它現在出了一個精選本，大家可以去看，《國學》第一輯裡就收了我當時講的內容。那還是在2000年、2001年前後。現在“鳳凰”的大講堂，我覺得它的品位基本還是可以的。但是有的講堂，它變成了一種“文化快餐”，模糊了學術和非學術的關係。你做大講堂，講什麼都沒有關係，但是你不是學術的就不要當做學術來講，容易產生一種誤導。
從這意義上說，《紅樓夢》，文學作品是大眾的，是屬於大家的，誰都有閱讀的權力，誰都有解說的權力。任何一種讀後感，多麼另類，寫到你自己的博客裡去，沒有問題。但是不能借助於一種帶有相當的官方色彩的媒體，把它傳達給沒有專門知識的聽眾，這裡面有一種誤導。學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小眾的，你可以把它通俗化了再來介紹，但是它不是簡單的一回事情。
不單《紅樓夢》如此，一切學術都有這個問題。為什麼一開始我提到閻崇年先生被打的事情，就是因為他講的一些觀點，實際上應該是學術界討論、爭論的問題，他比較草率地拿到大眾傳媒上往外推，引起一種誤解。而他這個對話的對象沒有學術素養，於是“文化”變成了“武化”。這雖則很遺憾，但也是一件具有某種必然性的事情。
【互動交流】
學生：我想問一下陳教授，秦可卿生病的時候，既然賈府的人都知道秦可卿是個——就算是一個公主吧，為什麼還要請太醫？這不相當於把秦可卿推向火坑嗎？
陳洪：這個事情我想從兩層意思上來說。第一層，我們相信作者當時確實是費了很多心思來寫秦可卿這個形象的，而且經過了反覆的修改，並且最後由於他沒有拿定主意，成了露出了很多破綻和疑點的一個形象。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先預設我們所面對的這個文本就應該是一個天衣無縫的的文本。任何一個文本都是被書寫的文本，假設你是作者的話，你也會有些地方寫得很圓，有些地方寫得就不是那麼圓。
我舉一個小例子，比如我們讀《水滸傳》，你怎麼看宋江這個人？宋江——“孝義黑三郎”，他講他自己最根本的人生準則是講孝道，可是倒過來，他做的那些事情在當時來說都很危險，而這些危險的事情會累及他的家人，所以很早就被他父親告忤逆，聲明脫離父子關係。這麼矛盾，怎麼解釋呢？只能解釋說，作者在寫作的過程中並沒有把這個形象處理得很好，沒有把複雜的寫成圓融的，而搞得性格本身有分裂。
同理，秦可卿這個形象作者也並沒有處理得非常圓滿，他留下了一些破綻。
第二層，太醫並不是只能給王室或者王府看病的，而是一個身份。看《大宅門》裡，有這個身份的人，他同時也可以為別人服務。這一點不能說明太多的問題。另外，秦可卿是公主，這只是劉心武的一家言，不能作為討論的前提。好，謝謝！
學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秦可卿的葬禮上尤氏沒有出來，我認為是因為焦大說的一句話。焦大說：公公哭媳婦，嬸嬸和小叔子關係不明。可卿活著的時候，她算是一個公主，尤氏也不敢怎麼樣，但是可卿死了之後，尤氏應該就可以發洩一下吧？謝謝！
陳洪：我聽出來了，你可能是看過劉心武的觀點，你覺得他的觀點還是有點意思的。我想說的是，劉心武先生說他認為尤氏沒出來，是可以解釋的。我也不是說就不能解釋，但是我認為這個地方是有疑點的。特意寫尤氏不出來，當然是為了給王熙鳳騰出一個空間。但是發生了這麼大一件事情，尤氏不出面——她是婆婆，公公又表現得過於熱心，這兩個碰到一起，和舊時代通常的人情世故相距比較遠，容易讓人起疑竇，容易讓人懷疑什麼。但這絕扯不到“公主”的身份上。
學生：陳老師您好！我想問一下，您今天說到閻崇年被打，可能有部分原因是他向一些沒有文化修養的公眾傳播那些不太成熟的或不太被公認的論點。但是《百家講壇》把他們這些論點通過媒體的方式向大家傳播，這樣會不會有點不太負責任？
陳洪：當然，今天我也想在這裡批評《百家講壇》。三年前，他們希望我去講《西遊記》，當時他們說四大名著裡《紅樓夢》有人講了，《三國》也有人講了，希望我去講《西遊記》。我當時就說得比較不太客氣，我說：“我感覺現在有幾位在講的，定位上有點問題，所以我不願意參加。”後來在南開他們就請了講《史記》的孫老師去。一個月之前，他們又找我，希望我去講武俠文學，我說：“以前我說過我的意思——我沒有貶低你們的意思——還是一個定位問題。”
這個定位的問題在哪裡呢？他們讓閻崇年講清史，實際上在《百家講壇》出現的這些學者裡，閻崇年是比較嚴肅的一位，也是學問比較有根底的一位。但是他的問題在哪裡呢？他在講的時候把他的一些個人色彩很強的觀點講了出來。比如清代最敏感的話題就是民族關係問題，站在今天也許用不著去翻當年“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個老賬。但是如果你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你就不能不承認，它是代表著一種文化層次比較低的、帶有野蠻色彩的一個民族進入了一個比較富庶的農耕為主的民族的生存空間——咱們即使不是用“侵略”這個詞，它也是一個異族進入了另外一個民族的地方，當遇到這些和平民眾的抵抗的時候，他們的手段是血腥的。我想這是一個事實。你不能在我們強調民族和諧的今天，回過頭去說：當時實現了一種國家的統一，取代了一個腐敗的明王朝，所以是進步的。一切都站在強勢的一邊，把血淋淋的事實都否認掉。這恐怕不是一個很公允的觀點。
把你個人的觀點寫到文章裡，並不要緊，但是你在大眾媒體上傳播，而這個大眾媒體——中國的老百姓是很相信權威的，它畢竟是中央電視臺，你傳播出去之後，有不同觀點的人和你不在一個對話的平面上，他們有話沒地方講。如果是學者，沒有關係，他可以寫文章；作為一般的老百姓，書讀得也不太多——實際打人的人就是一個做生意的人，性格上有點問題，他覺得這話沒地方說，就憋出了這麼一個行為來。
我覺得我們整個傳播方式本身是有些問題的，但打人是絕對不對的，何況打一個年紀大的人。有本事你去打泰森，打一個老人算什麼啊？但是為什麼會如此？我想跟這是有一定關係的。什麼性質的媒體傳播途徑就傳播哪一種類型的東西，我想大致有個分別會比較好。
學生：陳教授您好！最近我們在做一個研究，就是“李紈跟妙玉的比較研究”，我想請問您覺得這兩個人有什麼可比性嗎？謝謝！
陳洪：有什麼可比性？你是有備而來，已經做了一番研究，我沒有做研究，咱倆不在一個平臺上，但是我也可以說一下。這兩個人都比較奇特，很有意思。我剛才講秦可卿的時候，講了一句話，說秦可卿有一個疑點，就是她的戲份和定位不甚合，這兩人也有這個問題。妙玉也很可疑，像林黛玉、薛寶釵這種形象，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分析，不會認為她可疑，而妙玉不。
妙玉的來歷也比較奇特，地位也比較奇特，在賈府裡她究竟算是個什麼身份呢？比較奇怪。另外，她和賈寶玉之間的情感，也近於曖昧。所以妙玉這個形象也是屬於比較另類的，好像是把林黛玉的毛病放大十倍以後就變成了一個妙玉。林黛玉有很多可愛的地方，我們不說，她也有些毛病，比如比較刻薄，比較小性子，孤高，把它放大了以後就變成了妙玉。林黛玉還是叫人喜歡的，妙玉就不太叫人喜歡了。她和李紈有什麼可比性呢？好像是兩個極端，妙玉目無“下塵”到什麼地步！李紈是很隨和的，這個相反也可以產生一種比較。
另外還有一點可以比較，就是她們倆都生活在一個常人的性情世界之外。妙玉有她的身份，李紈有她不幸的婚姻，但是寫出來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形象，一個是很厚道的寡嫂，但是有的時候綿裡藏針；一個是看起來孤高、目無“下塵”的尼姑，但是我們有時候會發現她內心裡的一種脆弱、一種特殊的波動。她們都有一種內在的矛盾，也許這裡可以比較一下。供你參考。
學生：陳教授您好！我想請問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曹雪芹要把王熙鳳寫得那麼男性化，而把賈寶玉寫得那麼女性化呢？
陳洪：這個話題也非常有意思。先說賈寶玉女性化的問題，關於賈寶玉的性別問題，實際上在《紅樓夢》解讀裡也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他的性別當然是男性，但是他行為裡的女性化傾向是非常明顯的。這個也可以有多種分析，剛才我講了，文學的文本分析的角度可以有很多。
我現在可以試著給你提供有一個比較獨特的角度，就是我們可以理解成——曹雪芹這個人很天才，他可能是無意當中寫出了這麼一個形象。這個形象除了在思想上表達了對於一種傳統的正統的價值觀的疏離之外，實際上，《紅樓夢》作為一種文學思潮、文化思潮，和當時的“性靈”是有很大關係的。當時有“性靈”一派，“性靈一派”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講你做事也罷，做人也罷，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真心表露出來。而真心是什麼？就是沒有被社會的價值觀、功名富貴所汙染的純真的心，這叫“性靈”一派。袁枚、黃仲則都是這一派。甚至，早一點的吳敬梓也沾邊。實際上，在思想觀念上，應該說《紅樓夢》裡這種色彩是很明顯的。當時表現“性靈”一派的這些人，在性別取向上都有一點自己獨特的地方，比如袁枚——當時的袁才子，很有名的詩壇領袖，關於他的性別取向，就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我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一個從日本回來、在日本拿到醫學博士學位的人。他分析了現代性學的一些觀點，很有意思。他說過去我們講性別，主要是從生理外觀來討論，這個小孩一生下來——這個是弄璋（男孩），那個是弄瓦（女孩）。實際上一個人的性別表現在很多方面，尤其是進入分子生物學的層面之後，你的DNA結構裡決定性別取向的因素往往和外在的性別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就有相當一部分人的性別是非典型性性別，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雙性化。尤其是情感豐富、從事藝術活動、在藝術活動裡表現出某種天才的，常常有這種非典型性的現象。
這不是我的發明，我是介紹這麼一篇文章。那麼倒過來回答你這個問題，就是《紅樓夢》實際上是作者憑藉一種天才的感受，寫出了這麼一個複雜的形象，而這個形象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一種非典型性的性別——就是賈寶玉確確實實是個男孩子，沒有問題，但是他有某種雙性化的傾向，包括性取向上，包括行為方式上，這是賈寶玉。
再說王熙鳳。王熙鳳是另外一件事情，沒有寫王熙鳳在性別取向上有什麼男性化，一點都沒有，主要是寫她的幹練。七十年代末，有一個文學評論家寫了厚厚一本書《論鳳姐》，專門討論王熙鳳。王熙鳳這個形象是作者態度最矛盾的一個形象。他並不是把王熙鳳寫得很壞，而寫她的幹練，寫她處理問題的明快，寫她聰明，這都是正面的地方。這是《紅樓夢》的特點，他不是喜歡的就捧上九天，厭惡的就貶下九地。
他寫出了一個複雜的人。他寫了王熙鳳權力錯位當中的悲劇。什麼叫權力錯位？我寫過一篇小文章，就是《王熙鳳不知道》。她看起來是賈府裡最有實權的人，誰都怕她，大事小情都要請示她，任何一筆開銷都是她一支筆簽字生效；說懲罰誰就懲罰誰，說打誰就打誰，包括長一輩的，趙姨娘就不要說了，是個姨娘，甚至她的親婆婆——邢夫人都忌憚她三分，所以為所欲為。一開始是在賈府裡，後來手又伸出去，參與社會上很多事情。包括干預人家的婚姻，逼死了一對情侶等等。但是她忘了一件事情，她的權力是誰給的？她的權力是借來的，她本身並沒有一個紮紮實實的權力。所以到後來，當這個借給她權力的基礎不再借給她權力的時候，她就一步一步地走了下坡路。
曹雪芹寫了這麼一個人——很能幹的一個人自己定位錯誤，又捲入了一個正在沒落的家庭裡的一系列矛盾中，最後害了這個家，也害了她自己。他寫了這麼一個悲劇，但是，強調了她的才幹，而不是寫她性變態。剛才你所講的性取向的一種特異，我覺得作品裡沒有。謝謝！
學生：陳教授，我們都知道寶黛情深，為什麼到後來林黛玉死的時候，賈寶玉和薛寶釵要圓房，最後還有一個孩子呢？這是為什麼，又意味著什麼？
陳洪：這個話題有一個大前提，大前提就是後四十回是不是曹雪芹的本意？這是一個大前提。現在所有反對後四十回的人主要理由就在這裡，說曹雪芹本來要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寫最後“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但是結果最後還讓薛寶釵給他延續了一線血脈，最後還蘭桂齊芳，家道復興。這是高鶚續筆的拙劣之處，思想庸俗的表現。贊成後四十回的人就來反駁，這是一個爭論。
所以大前提是這個故事是誰寫的。我們可以評論這個寫法好與不好，但是不能說它說明了整部《紅樓夢》如何如何。這是理解問題的一個角度問題。
學生：陳老師您好！我想問一下，如果從“可疑的妙玉”這個人來研究的話，從哪裡作為切口能讓人耳目一新，而不至於牽強附會、成為一筆糊塗帳呢？
陳洪：那麼我就成了你的論文指導教師了。既然站到這裡了，你又成為最後一個提問者，我怎麼也要想辦法來幫你一下。怎麼讓人耳目一新呢？研究妙玉這個形象，我想有這麼幾個話題可以討論。
第一個話題——要說沒有人研究過我也不敢保證，因為我沒有專門到上網去查一查——我所能想到的第一個話題就是，妙玉最後的結局是不是曹雪芹一開始設計《紅樓夢》的時候所希望看到的結局？妙玉這種結局的描寫風格和前八十回的寫作風格是不是相合？
第二個話題，是不是還有一種宗教的角度？從宗教的角度可以討論家廟，家廟在當時是什麼樣的一種制度，妙玉——剛才我講她的處境很獨特，這樣一種獨特的處境，是不是和當時這樣一種家廟制度有關係？是一個另類還是一個通例？這需要一些史學方面的功夫，需要一些材料來證明。
作為一種形象分析，恐怕還是要在一種比較當中，可以討論這幾個最主要的人物之外的幾個形象，作一下比較，比如說把黛玉拋開，把寶釵拋開，把探春拋開……實際上，有幾個人作者對她們內心的評價是很高的，是很欣賞的，但是落墨都不多，比如邢岫煙，像這樣類似的幾個人，著墨都不多，但是作者把她們看得很高。這樣的形象之間作一個比較，好像沒有人比較過。都是落墨不多的幾個女子形象，但是還能夠各有各的特點，這在藝術表現上有什麼可以注意的地方？這也只能供你參考，因為你這個是突然襲擊。（2008年11月根據錄音整理，全文完）
作者簡介：陳洪，南開大學“南開講席教授”，原南開大學常務副校長；現任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南開大學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長；兼任教育部中文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教育部學科發展與專業設置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天津市文聯主席；另任加拿大里賈納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多校兼職教授；擔任《文學遺產》、《天津社會科學》等報刊編委，《文學與文化》雜誌主編。主要研究範圍包括中華傳統文化、中國古典文學、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明清小說、文學與宗教等諸多方面，著作主要有《結緣：文學與宗教》、《中國小說理論史》、《金聖嘆傳》、《六大名著導讀》、《佛教與中國古典文學》、《李贄》、《漫說水滸》、《畫龍點睛》、《淺俗之下的厚重》、《滄海蠡得》、《中國古代小說藝術論發微》、《雪鴻閒輯》、《周易中的人生智慧》、《四大奇書話題》、《中國小說通史》、《中國文學史》、《中國古典文論讀本》、《大學語文》、《諸子百家精編》、《古典詩詞名句鑑賞》等。學術論文主要有《從“林下”進入文本深處——的互文解讀》、《〈紅樓夢〉因果框架簡析》、《論〈紅樓夢〉瘋僧跛道的文化意蘊》 、《〈紅樓夢〉脂批“囫圇語”說的理論意義》 、《與》《〈西遊記〉與全真之緣》、《從孫悟空的名號看 “全真化”環節》、《宗教文字與〈西遊記〉的版本演變》、《牛魔王佛門淵源考論》等數十篇。曾獲國家級教學名師獎、國家級教學成果一、二等獎、寶鋼獎、國務院授銜專家等榮譽，入選首批“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論著獲國家及天津市社科成果獎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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