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水滸傳》的流傳過程中，有關魯智深形象的闡釋是非常有趣的現象。以影響最大的兩種評點――李卓吾的“容與堂本”和金聖嘆的“五才子書”來看[1]，二人的理解實有相當大的差異。
李卓吾的代表性評語是：
此迴文字分明是個成佛作祖圖。若是那班閉眼合掌的和尚，決 無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樣盡好看，佛性反無一些。如魯智深吃酒打人，無所不為，無所不作，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
如今世上都是瞎子，再無一個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魯和尚卻是個活佛，倒叫他不似出家人模樣。[2]
其著眼點是魯智深言行中體現的特殊的佛理。而在全書的夾批中，凡遇到描寫魯智深的文字，李卓吾差不多都要批上一個“佛”字，有時意有未盡，還要加上“真佛，真菩薩，真阿羅漢，南無阿彌陀佛”之類。
而金聖嘆的代表性批語是：
寫魯達為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 生世 上，不曾為人出力。孔子云“詩可以興”，吾於稗官亦云矣。[3]
句句使人灑出熱淚，字字使人增長義氣，非魯達定說 不出此語，非此語定寫不出魯達。……使我敬，使我駭，使我哭，使我思。寫得便與劍俠諸傳相似。[4]
其著眼點是魯達（注意，金氏這裡不稱“智深”）言行中流露的俠情。金聖嘆不僅盛讚，而且感動、共鳴，批語中也流露出燃燒的義俠血性。
這兩種闡釋在後代均得到了認同與發揮。循前一思路的如清初邱園《虎囊彈》傳奇所塑造的魯智深形象，其中《醉打山門》一折，讓魯智深自我表白道：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 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哪裡討煙蓑雨笠卷單行，一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
這段《寄生草》唱詞深受曹雪芹喜愛。他在《紅樓夢》的“聽曲文寶玉悟禪機”中，先是濃墨重筆地寫寶釵對這支曲子的激賞，然後寫寶玉“聽了，喜的拍膝畫圈，稱賞不已”，並由“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一語“解悟”，“亦填一支《寄生草》……自覺無掛礙，中心自得”[5]。淑女薛寶釵、貴公子賈寶玉欣賞魯智深的自白，並從中得到共鳴與啟示，這乍聽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但深入分析卻自有其道理。
循後一思路的如當代臺灣學者樂衡軍在《梁山泊的締造與幻滅》一文所講：
魯智深原來是一百零八人裡唯一真正帶給我們光明和溫暖的人物。……他正義的赫怒，往往狙滅了罪惡（例如鄭屠之死，瓦官寺之焚），在他慷慨胸襟中，我們時感一己小利的侷促（如李忠之賣藥和送行）和醜陋（如小霸王周通的搶親），在他磊落的行止下，使我們對人性生出真純的信賴……這一種救世的憐憫，原本是締造梁山泊的初始的動機……水滸其實已經把最珍惜的筆單獨保留給魯智深了，每當他“大踏步”而來時，就有一種大無畏的信心，人間保姆的呵護，籠罩著我們。
這顯然是著眼於魯智深的俠肝義膽。
二
這兩種闡釋看似差距很大，其實各有其道理，因為在魯智深的形象中原本就包涵著兩種與之相關的因素。
在《水滸》的人物中，魯智深形象的演變過程最為奇特。早期龔聖與《宋江三十六人贊》稱“有飛飛兒，出家尤好。與爾同袍，佛也被惱”，語不甚詳，給人印象似乎與“精精兒”、“空空兒”有些類比的關係。《宣和遺事》則僅有“僧人魯智深反叛”數語而已。另外，《醉翁談錄》雖有《花和尚》的說話名目，詳情卻無從查考。就現有的資料看，早期的魯智深故事中，既未發現佛理，也無俠情的蹤跡。
到了元明雜劇中，魯智深的性格出現了複雜的色調。他不僅具有“喜賞黃花峪”的雅興，甚至還“難捨鳳鸞儔”。當然，此類色調並沒有被吸納到《水滸傳》之中。
至於“佛理”、“禪味”的摻入，其演化原由自非一端，但最主要的卻是在《水滸傳》的成書過程中，作者參照了禪門大德丹霞天然和尚的事蹟，從而為魯智深的形象塗上了別具意蘊的一筆。
天然的事蹟主要見於《五燈會元》卷五“石頭遷禪師法嗣”（文中序號為筆者所加，功能下文自見）：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①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②。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③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炊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眾曰：“來日剗佛殿前草④。”至來日，大眾諸童行各備鍬鑊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⑤。時大眾驚愕，遽報馬祖⑥。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
……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⑦，院主呵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捨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
……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⑧，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
……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⑨：“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6]
在《水滸傳》的有關魯智深的故事中，我們不難發現與之十分相似的情節，其中有的描寫甚至具體文字都有某種影響痕跡在。下面按上文中序號對應順序列舉有關情節：
1) 第六回，反覆寫智深在“選佛場”中念念不忘作官，道：“本師真長老著灑家投大寺討個職事僧 做，卻不教俺做個都寺、監寺……”“灑家……殺也要做都寺、監寺！”
2)第四回，“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
3)第六回，智深先到五臺，後被智真長老介紹到大相國寺智清長老處；討“官”未得，方才去管菜園。
4)第四回，智真為其剃度時，口唸：“寸草不留，六根清淨。”
5)第四回，智深對其他僧人無禮，長老卻“只是 護短”，“說道他後來證果非凡”；又，他醉後把“下首的禪和子”“劈耳朵揪住”。
6)第四回，智深鬧禪堂，“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個侍者直來廊下”。
7) 第四回，智深打壞了山門金剛，長老 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得迴避他。”――金聖嘆就此批道：“真正善知識！胸中便有丹霞燒佛眼界。”
8)五十八回，“魯智深卻正好來到浮橋上，只 見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過來。’魯智深道：‘俺正要尋他……’”“虞侯……對魯智深說道：‘太守相公請你赴齋。’”
9)九十九回，“魯智深笑道：‘……灑家今已必當圓寂。煩與俺燒桶湯來，灑家沐浴。’……道人燒湯來，與魯智深洗浴，換了一身御賜的僧衣，自迭起兩隻腳，左腳搭在右腳，……眾頭領來看時，魯智深已自坐在禪椅上不動了。”
如果以上情況僅出現一、二則，那不妨以偶合視之。但象列舉的這樣，丹霞天然事蹟的主要環節幾乎全在魯智深的故事中以相似乃至相同的面目出現，便無論如何也不可漠視了。當然，這並不一定說明作者是完全自覺地以天然為原型來塑造魯智深的形象――如果要說原型的話，智深的原型也不止一個，至少《西廂記》的“法聰／惠明”和尚可算其一。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十分熟悉丹霞天然的事蹟，而且欣羨得很。所以在總攬舊有之“花和尚”材料進行再加工、再創作時，天然的這些極富個性的言行便自然流入筆下了。
魯智深的身上帶有了丹霞天然的影子，其意義絕不止於使故事更加豐富、生動，而是使人物形象以致作品的相關部分都發生了質的變化。
早期“花和尚”的形象不過是一個武勇、反叛的僧人，沒有更多的文化內涵。而融入天然的投影后，也同時攝入了半部禪宗史所有的思想內涵。丹霞天然是禪宗由祖師禪向越祖分燈禪發展過程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自石頭希遷門下，卻與馬祖道一有極深淵源[7]，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具有禪宗這兩大統系的特點。他的“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佛之一字，永不喜聞”之說，騎僧頸、焚佛象之舉，誇張地表達了主體至上、任性率真、蔑棄戒律、破除迷信的新的禪學觀念。這種即心即佛、當下解脫的修養觀、人生觀，大受為宗法禮教所困的才士、狂生歡迎，“吾子天然”、“燒佛取捨利”的事蹟也就在他們之中廣為傳頌，併成為“呵佛罵祖”的狂禪作風的催化劑。當小說中的魯智深作出類似丹霞天然的“壯舉”時，這些讀書人同樣體會到任性之痛快，解脫之愉悅，有的甚至會產生禪學的聯想――於是，人物形象的深層文化內涵便由此形成了。
三
說到惠明和尚的影響，雖不如丹霞天然這樣顯豁，卻也頗有蹤跡可求。
當然，惠明的形象本身也有一個演化過程：“王西廂”的惠明是由“董西廂”的法聰而來。“董西廂”流傳之時，恰是《水滸》故事醞釀、累積的時候。所以，追蹤尋跡，應從法聰說起。
董解元偏愛法聰的形象，給他的“戲”相當多（與“王西廂”比，這一點尤為明顯），既有挺身而出的場面，又有與孫飛虎及其部將幾場大戰的正面描繪。其中，三個方面可以看到魯智深的依稀身影：
一是性格的基調。
法聰的形象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武勇，二是俠烈。作品濃墨重彩渲染他的武勇過人。為表現法聰這方面的超凡絕倫，作者多次使用反襯手法。先寫一員敵將，“擔一柄截頭古定刀，如神道”，“雄豪，舉止輕驍”，看起來十分威風。可是與法聰交手，不過“三合以上”，便是“氣力難迭”，“把不定心中拘拘地跳”。而法聰“叫聲如雷炸”，“只喝一聲，那裡唬煞”。然後寫孫飛虎，不僅是“擔一柄簸箕來大開山斧”，“雄烈超古今，力敵萬夫”，而且詭計多端，慣於暗箭傷人。可這一切在法聰面前全不堪一擊，法聰“鐵鞭舉大蟒騰空，鋼箭折流星落地”，“禁持得飛虎心膽破”。於是，作者作一總評道：
粗豪和尚，單身鏖戰，勇如九里山混垓西楚王；獨自征戰，猛似毛駝岡刺良美髯公。[8]
至於俠烈的一面，作者則主要通過法聰的心理活動來表現：
大丈夫之志決矣！既遇今之亂，安忍坐視？非仁者之用心也。[9]
而當他不顧安危，挺身而出時，僧眾齊呼：“願從和尚決死！”這也直接襯托出法聰之俠烈品性。
熟悉《水滸傳》的讀者都知道，魯智深的性格基調也正是俠烈與武勇。
二是故事的骨架。
“董西廂”中有關法聰的情節主要是：1、一個強徒率眾來搶民女為妻，2、法聰和尚挺身而出，3、法聰主張“我若敷陳利害，必使逆徒不能奮武作威”，4、法聰與強徒大打出手，並戰而勝之。巧得很，在《水滸傳》有關魯智深的故事中，幾乎可以一一找到類似的情節。最明顯的如桃花莊：1、周通率眾來搶民女為妻，2、智深和尚挺身而出，3、魯智深提出由他先向強徒“說因緣”來敷陳利害，促使其回心轉意，4、魯智深與周通大打出手，並戰而勝之。再如“拳打鎮關西”，其主要情節也是強佔民女――挺身而出――戰而勝之。
顯然，如果把這些全視為巧合或互不相干的“套子”，是忽略了宋元之際《西廂記》的廣泛影響，是難以服人的。
三是文字的細節。
大家知道，魯智深的隨身武器是鑌鐵禪杖與戒刀，而法聰的武器也同樣是鐵棒與戒刀。如果說這可能是行腳僧的通常“裝備”，那麼進一步的相似處就難以輕輕放過了。《水滸傳》在寫到魯智深大鬧五臺山時，以相當細緻的筆墨描繪了他到鎮上打造隨身武器的情狀。其中寫魯智深要打造重達百斤的鐵杖，工匠認為太重；魯讓步為八十一斤，工匠仍不同意；而最後工匠提出六十二斤，魯智深便欣然同意了。這一段從情理分析頗有莫名其妙之處，特別是這六十二斤的依據是什麼，工匠並未加任何解釋，而魯智深竟痛快答應了。如果我們對照“董西廂”，這原因可就隨手拈出了。因為“董西廂”特意寫法聰嚇敵將道：“待不回去只消我這六十斤鐵棒苦。”
更為有趣的是，“董西廂”中竟也出現了名喚“智深”的人物。此人雖非重要人物，但與法聰同寺修行，同堂議事，文中稱為“執（職？）事僧智深”。而《水滸傳》寫魯智深到大相國寺，對清長老道：“本師真長老著灑家投大剎討個職事僧作。”兩個“智深”皆稱“職事僧”，其間有無瓜葛，亦不應漠然視之。
至於“王西廂”中的惠明，形象與法聰大體相同，只是作者的筆墨更空靈些。王實甫側重寫他的豪情、俠膽，對具體的戰爭場面就虛化省略了。最為傳神的筆墨如：
“瞅一瞅古都都翻了海波，晃一晃廝琅琅振動山岩；腳踏得赤力力地軸搖，手扳得忽剌剌天關撼。”
“繡旗下遙見英雄俺。”[10]
其中神韻頗與《水滸》之“倒拔垂楊柳”、“怒打鎮關西”差相彷彿。另外，關於惠明性格的一些細節似乎也投射到魯智深身上，如平時“則是要吃酒廝打”――吃酒、廝打，幾乎可說是魯智深在五臺山生活的全部；如惠明自言“這些時吃菜饅頭委實口淡”，《水滸》中智深也自嘆“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灑家吃，口中淡出鳥來”；又如稱惠明“從來欺硬怕軟，吃苦不甘”，寫眾僧臨事無能以襯托惠明武勇等，也都可在魯智深身上找到一些影子。
綜合以上種種，說《水滸傳》的魯智深直接脫胎於《西廂記》中的法聰以及惠明，證據可能仍嫌不足，但廣義的血脈相通則應是確鑿無疑的了――特別是在“僧而俠”這一點上。
四
一個人物形象，涵攝了這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文化元素，卻毫無牴牾、分裂之感，原因何在？
首先，這與魯智深的形象基礎有關。他的最初始材料是“僧人／強盜”，僧人自然可以包容禪意，強盜也不妨演化為俠盜。當然，如果從創作過程分析，毋寧說作品的寫定者正是由“僧人／強盜”的奇特身份才會產生聯想，從而把自己熟知而又感興趣的材料組織到形象中，使其豐富、生動起來。
不過，另一個原因恐怕更重要一些，就是狂禪與武俠在內在精神上的相通。南宗禪在“自性本覺”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不重打坐，反對偶像與教條的崇拜，主張“即心即佛”、“本來是佛”、“一切現成”、“當下即是”，把主體的地位提升到至高無上。當這種傾向趨於極端時，就表現為惟我獨尊，反對任何清規戒律，認定“率性不拘小節，是成佛作祖根基”，於是一切率情任性，務求驚世駭俗。世人遂稱之為“狂禪”。 而這一“狂”，所有的外在束縛全部擺脫，心靈實現了空前的解放，主體生命達到了一種極致的自由（當然，這只是理想化的說法，事實上，“狂禪”中裝瘋賣傻者大有人在）。而所謂“俠”，則“以武犯禁”，置個人於社會之上，以個人的力量充當正義的代表，以個人的意志充當道德的裁判。其實質也是追求個人自由意志的張揚，從而蔑棄權力的偶像，軼越既有的軌範。所以說，在放大個人、張揚主體、超越常規、自由行動諸方面，狂禪與武俠的精神是相通的。金聖嘆分析魯智深言行、性格時，曾以“菩薩，英雄也”來概括[11]，正是感覺到二者在魯智深身上的融合，可惜未作深論。
唯其如此，“禪”與“俠”才有可能在同一個藝術形象身上並存而不悖。
但是，可能性並不等於實然性。魯智深身上的“禪”與“俠”的妙合，還得力於作者恰如其分的處理。
“禪”與“俠”相比，前者虛而後者實，前者靜而後者鬧，前者遠不如後者之“有戲”。“禪”如寫不好，極易成為“釋氏輔教之書”。察魯智深身上的“禪意”之所以能夠圓融，乃在於作者雖借用了天然和尚的行跡卻未刻意寫“禪”，“禪”的味道全在若有若無之間。不過作者又唯恐讀者一無所感，“浪費”了這一重意味，於是時而點醒一二，為讀者提供聯想到狂禪的思路。如第五十七回中魯智深的詩讚：
自從落髮寓禪林，萬里曾將壯士尋。臂負千斤扛 鼎力，天生一片殺人心。
欺佛祖，喝觀音，戒刀禪杖冷森森。不看經卷花和尚，酒肉沙門魯智深。
“欺佛祖，喝觀音”、“不看經卷”固然是狂禪作派，“一片殺人心”其實也是“狂禪”常說的話頭[12]。又如第一百十九回，魯智深杭州六合寺坐化前，作偈道：
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忽地頓開金繩，這裡扯斷玉鎖。咦！錢塘江上潮信來，今日方知我是我。
其中禪悟的意味就更為顯豁了。
另外，《水滸》中的一些看似無稽的筆墨，卻因其乖悖而產生意味。如第九十回，宋江和魯智深來見智真長老，長老一見魯智深便道：“徒弟一去數年，殺人放火不易。”魯智深的反應是“默然無言”。長老的話與魯智深的默然都似有弦外之音。 最有意思的是第五十八回，宋江與魯智深第一次相見時道：“江湖上義士甚稱吾師清德，今日得識慈顏，平生甚幸。”“清德”“慈顏”云云，用在殺人放火的魯智深身上未免可笑，這固然可以理解為宋江順口掉文，但結合上引幾段來看，說作者此處是有意嘲謔調侃固然未嘗不可，但再進一步，從中讀出些許狂禪意趣，似乎也未嘗不可。
由此而反觀魯智深的故事，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李卓吾、曹雪芹等會從中讀到禪味、禪趣。其實，今天的讀者同樣可以從花和尚醉鬧五臺山、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痛快與決絕中，讀出禪的頓悟，而同時也可以感受到俠的豪情。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水滸世界裡少了魯智深，那麼它在文化內涵上會明顯減少，整體品格上也將是一大降低。
文章寫到這裡，似乎已無剩義。不過，我們不妨再做一聯想，增加一點思考的趣味。《水滸傳》究竟作於何時，學術界是有不同見解的。彼此間甚至差異很大。但有一點大家看法一致，就是這部著作的廣為流行，併產生大的社會影響是在嘉隆萬的百年之間。從特定的意義上講，也不妨說《水滸傳》的“社會生命”從此開始。而在這一時段裡，另一部偉大的白話小說《西遊記》也開始了它的“社會生命”。我們細品《西遊記》的主人公——孫悟空，它的形象基本特徵與魯智深可以說是“異性同構”：疏狂、打翻秩序而終成正果，忠誠、扶弱除強而正義無畏，正是“狂襌與義俠”的結合。這對於認識那個時代的風潮，思考文學創作／傳播的某些規律，可能都不無啟迪的意義。
[1] 容與堂本的批語，或以為出自葉晝之手。非是。參見拙著《李贄》（春風文藝出版社）。
[2] （明）李贄評點：《忠義水滸傳》，見《明容與堂刻水滸傳》，第4卷，2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3] （清）金聖嘆評點：《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67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4] （清）金聖嘆評點：《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943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5] 《紅樓夢》，303～30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6]《五燈會元》，第5卷，261～264頁，中華書局，1984。
[7] 馬祖為懷讓弟子，石頭為行思弟子。而天然剃度於石頭，卻得法號於馬祖。詳見《五燈會元》卷5。
[8]《董解元西廂記》，卷二，見《西廂記》，29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9]《董解元西廂記》，卷二，見《西廂記》，28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10] 王實甫《西廂記》，77~7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11] （清）金聖嘆評點：《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90頁夾批，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12] 如《無門關》第則：“如奪得關將軍大刀入手。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於生死岸頭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遊戲三昧。”見電子佛典《大正藏·諸宗部》，T48，No.2005。
作者簡介：陳洪，南開大學“南開講席教授”，原南開大學常務副校長；現任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南開大學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長；兼任教育部中文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教育部學科發展與專業設置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天津市文聯主席；另任加拿大里賈納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多校兼職教授；擔任《文學遺產》、《天津社會科學》等報刊編委，《文學與文化》雜誌主編。主要研究範圍包括中華傳統文化、中國古典文學、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明清小說、文學與宗教等諸多方面，著作主要有《結緣：文學與宗教》、《中國小說理論史》、《金聖嘆傳》、《六大名著導讀》、《佛教與中國古典文學》、《李贄》、《漫說水滸》、《畫龍點睛》、《淺俗之下的厚重》、《滄海蠡得》、《中國古代小說藝術論發微》、《雪鴻閒輯》、《周易中的人生智慧》、《四大奇書話題》、《中國小說通史》、《中國文學史》、《中國古典文論讀本》、《大學語文》、《諸子百家精編》、《古典詩詞名句鑑賞》等。學術論文主要有《從“林下”進入文本深處——的互文解讀》、《〈紅樓夢〉因果框架簡析》、《論〈紅樓夢〉瘋僧跛道的文化意蘊》 、《〈紅樓夢〉脂批“囫圇語”說的理論意義》 、《與》《〈西遊記〉與全真之緣》、《從孫悟空的名號看 “全真化”環節》、《宗教文字與〈西遊記〉的版本演變》、《牛魔王佛門淵源考論》等數十篇。曾獲國家級教學名師獎、國家級教學成果一、二等獎、寶鋼獎、國務院授銜專家等榮譽，入選首批“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論著獲國家及天津市社科成果獎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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