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卻政治定論，康生值得肯定的是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難得的文史、戲曲史，文物鑑定，書法大家。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全才。
周汝昌先生
1962年上半年，國家因為要舉辦紀念世界文化名人的國際性隆重典禮活動，選定了《紅樓夢》偉大作者曹雪芹。當時，中央領導人十分重視，責成文化部部長茅公總主持，具體事務給了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所有調查研究、徵集文物等多種任務同時迎運而興。紅學一下子熱鬧非凡，作為紅學學術領頭人之一的周汝昌忙得不亦樂乎。僅向他約稿“曹雪芹卒年”一題的文章，已經共有三處了：文匯、光明與“文遺”，讓他已經感到分身乏術。
在這諸多項目中，一個“大觀園遺址”特別引人注目。因為考證大觀園的“前身”(不是現狀)地點即在清末的恭王府之所在，王崑崙在經辦此事時候，曾說：中央領導對此都很關注，尤其周總理、康老諸位最感興趣。“康老”即康生，當時人人如此稱呼，因他主持文化方面的各種事情，位望甚崇……從王崑崙的談話中，周汝昌初次得知這次紀念的規模，中央的重視，還有擬議做哪些工作。其中兩個具體問題：
今天的北京恭王府
一是恭王府前身即大觀園遺址這一說法已得到眾多中央領導人的關切，提到周總理和康老，說不少人都到園裡去看過，問有無新發展；
第二是如何進行調查曹雪芹的遺蹤舊跡的難題，也想聽聽意見。對於王崑崙的詢問，周汝昌展示了給曹寅繪《楝亭圖》的名家禹之鼎所繪“天香滿院圖”，說明此“圖主”一直被誤傳為納蘭成德，現已辨訛；“天香庭院”此匾額尚存於今王府西院，為慎郡王(胤禧)所書，此事重要無比。
又據考證，慎郡王家與曹家交好，該匾實際系書與珅府之舊主人、與慎郡王有交誼者-極似曹家！並推斷此“天香滿院圖”當為曹寅之畫像，其院落遺址應與清末之恭王府位置有關。關於後者，周汝昌提出了一個建議：可請市府委令京市戶籍部門作一次最廣泛細緻的調查踏勘，包括現居城內城郊的曹姓居民而其祖上隸屬於正白旗的旗人，如能知道祖輩是內務府的正白旗籍就更好；再進而查詢其祖上官職、老宅、與祖塋；對曹雪芹後期在西山“黃葉村著書”的地點要下功夫，希望能有所發現。和王崑崙的一席話，引起了周汝昌的一段“心事”：
天香滿院圖
當時的“恭王府”，被好幾個單位佔用，只說後花園，就分成了三“區”，園子被割裂隔斷，計有空調廠佔著大戲樓，一個什麼廠佔著園子的西半部的一個幼兒園，還有公安部家屬的住宅區佔著園子的“中樞”。池塘成了垃圾坑。遍地是工廠的鐵皮碎屑……，殘破荒蕪之狀不堪言說。周汝昌心中想：這座唯一尚存的王府遺址，與《紅樓夢》關係密切，證據史料極多，已然岌岌可危了，再不呼籲，不用太久就悔之莫及了。周汝昌一想，既然中央有“康老”關切，何不找他？否則北京市也無力使佔用單位快速搬遷和修繕。
王崑崙
隨後，王崑崙陪周總理到府園去觀賞考察，總理問他“像不像大觀園？”並說：“要將恭王府保護好，將來有條件時向社會開放。”這些話給了周汝昌極大的鼓舞。
周汝昌決意給康生寫信。他寫了一封短信，希望能把自己對恭王府府園的意見面陳一下。隔了些日，康生回信了。如下
周汝昌同志：我剛由外地回京，今晚始讀來函，未能早復，歉甚！
很願一談，擬星期六(三月三日)上午九時派人去接您，不知有暇否？
近安！
康生三月一日晚
康生舊居
1962年3月3日一早，光明日報社總編輯穆欣先生親自來接周汝昌並陪同前往。“車開到鼓樓以西一所宅門前停下，進院走入會客廳，已有王冶秋先生在座，還未就座康生便自內室出，奉手極歡，說道：很對不起，我自外地才歸來，故復書稽緩。寒暄後語無旁及便直入紅樓主題。
周汝昌將自己心中所存有關線索作了簡敘以及各種問題之解決過程，康生倒很瀟灑，並無流露尊嚴高不可攀之勢。他聽後說：“你研究的很好，此事早經肯定，我完全同意。”周說：“我的這種論點也會有反對意見！”康生風趣地說：“一不能反對，二不許反對，三不準反對”，並說：“我連司棋潘又安幽會的地方都肯定了”，大家聽後共發一笑。
談話中還提到小說中寫那園子有大片稻田的問題，周汝昌說：造園講究“借景”，園牆以外的環境形勢要運用成為園“內”的景觀之一“景物”，如《園冶》一書，開卷就先講這個造園重要一義，並說早先哪兒湖邊就有稻田……。 這時，王冶秋接過話去，說這不差，自己年青時那兒還是這樣子，府北、府東兩面都是稻田。
原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
隨後，康生很鄭重地說：“我已去看過，山石是明代遺物無疑。”“現府、園二部分未遭大破壞，基本完整，修理計劃可能較大。”又高興地說：“周總理已經同意了並批准將此事(按指於恭王府舊址建立雪芹紀念館)列入67年第三個新五年計劃中，只因為我們國家為蘇修所禍害，目前還有一些困難，故稍後推。”提到恭王府殘破荒蕪的狀況時，周汝昌建議可以先配合紀念曹雪芹逝世200週年開放，而隨後再逐步修理之；又談到將來要設法陳列文物等問題，不然太空泛……康生聽後皆表示可行。
旋即，康生從書房裡拿出了兩套書：一個單本洋書沒有了硬封面，是吳世昌的《紅樓夢探源》英譯本；另一套是木夾板保護的有正書局《戚序本》的大字石印本。打開看時，書眉上皆有康生色筆細楷批註，評語極為精細。周汝昌本欲借觀看看康生對《紅樓夢》的見解，然轉念一想此來初識，又非見面的主題，身份懸殊，不便冒昧，因而只說：這種宣統三年、民國元年印的好本《石頭記》，已很難再得了，異日當容仔細拜觀。
康生問了周汝昌兩個問題，一問是：為什麼在出警幻之先綴以駢詞，通篇都是陳言對垛，略無內容，這怎麼解釋呢？二問是：神遊幻境時寶玉所見簿冊“判詞”與曲文，皆是釵、黛二人合為一詞，與別人每人一首獨異，這究為何故？康生並表示自己不能同意黛、釵合一論。對此二問，周汝昌當時未能做出回答，但答說此必定有深意，置而不論則非研究之道矣。康生認為極對，重言曰：最是，最是。他對周汝昌說，你必須對它作出科學的解釋。
談話一度涉及某種流行論紅觀點，康生說：我們不能同意那種看法，愛情故事從司馬相如、卓文君就有了，又該如何解說？談及《金瓶》《水滸》，康生於《水滸》持批評態度，他舉了一位婦女的讀後感為證，說：她是真正的勞動人民出身，文化水平是不受什麼壞影響的，她卻說我不喜歡這種東西。康生對《金瓶梅》則十分推許，說：我們山東出了文武二聖人，文聖人是蘭陵笑笑生，武聖人是戚繼光。……
末後，康生問周汝昌個人研究上有什麼困難沒有。周汝昌簡單回答了幾句，說自己因生病不能坐班，帶病在家工作，單位每月卻要扣30元工資(周汝昌彼時工資僅80餘元)，生活和研究條件是有難處的。
時已中午，周汝昌起身告辭。康生說：下午還要開一個會就不多留你了。送至院門，看著周汝昌上車，囑咐說有空再來……。
而與康生會面的前一天(3月2日)，周汝昌曾給黃裳寫回信，末尾捎帶一句話：
明日上午將應康老(中宣部康生同志)之約一往晤談“紅”事，有何收穫或當續書。然此信未及發出。晤面的當天晚上，周汝昌又在信尾再綴一段：……今晨赴康老之約，快談至過午。康老人極有風趣，妙語紛挐，人極熱情，談鋒健甚，所涉甚多(主要是大觀園、紅樓二題)……
此次會面過後，康生有信函給周汝昌所在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大意是說帶病工作不應該那麼扣鈔，應該給與一定的照顧。這封信由人文社抄成大字，張貼在樓梯轉彎牆上，人人可見。人文社派古典部杜維沫同志向周表示即將所扣一千多元補給他。這筆鈔在當時不是小數目，但周汝昌沒有接受。他說：我不能遵守坐班紀律，已是抱愧，補工資的事，就心領心感吧。後來社長許覺民提到此事時還驚歎道：“……一千多呀！……”周汝昌不想讓別人說自己“找中央爭工資”，他說自己去見康生就是為了文化，沒有其他用意。
可見當時的規章制度還是比較嚴格，並未因為高低而將就。比起現在，坐在家裡的“大師們、導師們”可謂涇渭之別。
其實，以後，康生和周汝昌還有過幾次交往，皆是因為“紅學”學術問題以及恭王府和大觀園之間的關係問題。
康生去世追悼會，周汝昌本參加，後因身體疾病，未成親行，但撰一長輓聯寄給了治喪委員會：
七十七稔高秋忠魂長拱北神州日月革命風雲鹹欽椽筆勤揮壯檄傳薄海鬼域掩修旗須信風流文史興餘事
五番五年偉畫天翼更圖南祖國山河人民意氣忍說大星遽隕幅訃動寰區雪梅歸葭琯要從悲痛膺懷策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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