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記憶丨西門街一些重要建築的解讀

在清嘉慶《義烏縣誌》“縣治圖”中,西門街內有眾多的建築:童大宗祠、旌節牌坊、育嬰堂、崇祀坊、童忠義祠(紀念抗倭名將童子明)、大夫第、迎恩門、養濟院等;在西門街老人的記憶和現存的建築中,還有會魁第、繩武堂、還金堂、六橫堂、戚宅裡、城隍廟等;還有近代名人故居,如辛亥革命者童必揮故居等;還有近代義烏工商業的雛形如童慎記印刷廠、義烏工商業資本龔聚源等等。這些古建古蹟,涉及義烏古代的政治、科舉、經濟、軍事、商業、民政、信仰、民俗等,可以說是義烏明清時代的一個縮影,也是當時社會百態的一個縮影。  

西門街從清末開始,日漸衰落。20世紀後期開始,甚至有些衰敗。但因為是民居群,一直保持著一定的人氣。  

下面我們分項對一些重要的建築進行解讀,供城市規劃者參考。  

迎恩門  

迎恩門,是義烏古代城區西邊的一道城門。  

它為什麼叫“迎恩門”?據崇禎《義烏縣誌》記載,“國有詔書至,則從此門入,題其外曰迎恩。”皇上的詔旨從義烏江西江橋碼頭登岸後,從這個城門進入義烏,所以取名為“迎恩門”,迎接皇恩浩蕩之意。  

其實,迎恩門之前,還有淥波、金華等其他的一些名字。  

明萬曆《義烏縣誌》“城池”記載:“……自秦歷經千餘年,故址遺礫,漫無稽考。有城守之名,而無雉堞之跡。”“舊設四門,東曰東陽,西曰金華,南曰繡川,北曰會稽。宋大觀三年,知縣徐秉哲重建。開慶元年,知縣趙必升重修,門各有亭。東曰迎春,北曰迎軺,西曰淥波,尋廢。元至正十三年,達魯花赤(作者注:元朝縣一級最高行政長官)亦璘真創金華門樓。國朝嘉靖五年,知縣林文焯重建四門。十九年,知縣張拱北重修朝陽門。三十四年,知縣曹司賢始用石築為門樓,頗如城門之制,便於守望。東曰朝陽,東北更創一門,曰金麟,南曰南薰,西曰迎恩,西北曰湖清。又復設二門於東北,曰槐花。崇禎戊寅,知縣熊人霖肇造七門敵樓:東曰朝陽,東北曰金麟(今改為卿雲門),南曰南薰(今改為文明門),西曰迎恩,西北曰湖清。又東北二門曰槐花(今一改為拱辰門,一改為通惠門)。”  

民國時期僅存朝陽和文明門二門,拱辰門僅存門壁。1949年後,僅存朝陽門。1988年底,朝陽門在縣前街改造中被拆除。  

這一大段文字,基本說明了縣城四周城門的沿革情況!  

有一首詩,是寫迎恩門的:越東甲縣枕青川,稠嶺通源沃野偏。春到山城開漢詔,秋祈社鼓祝公田。即看棠墅卿才見,遙俯潛溪學士傳。獨愧書生承世賞,催科難答賜餐錢。意思是迎恩門的地位非常特殊,向外一眼望去,風景秀麗,一片沃野;再遠處是“卿才發軔坊”、“汪大司馬茇稅處”、“潛溪宋學士讀書處”,人文底蘊深厚;又是迎詔書、祝社稷的地方,地位非常重要。  

戚宅裡和大夫第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五月,義烏赤岸戚氏的子孫戚繼光回到了祖宗曾經居住過的地方 一一義烏,來招收他的“戚家軍”了。  

在義烏招兵期間,戚繼光碰到了剛剛從浦江遷回義烏居住的戚希謙(孟滿)。戚孟滿的祖先也是從義烏赤岸遷出的,到他這一代,因為他的女兒嫁回了義烏(又或者他的妻子是西門人),所以他回到了義烏居住。喬居義烏西門的時候,他碰到了戚繼光。“正喬居義烏西門,與之(戚繼光)相值,叨在族誼,隨安眷屬於其家。……千里來歸,兩相邂逅,備極親摯。為盡地主之誼,設宴於庭,涼月清風,杯酒聯歡,與敘族誼,始知公喬遷定遠者已歷十有三世矣。公臨行,貽古銅五事一副、雲鑼一面、玉杯一隻、黃金百兩,並命建戚氏宗祠。翊年二月,欽敕‘文經武緯’匾額一方,族人引以為榮。”(民國重修《云溪戚氏宗譜·卷一》)  

記載明確,戚氏宗祠是戚繼光捐贈了“古銅五事一副、雲鑼一面、玉杯一隻、黃金百兩”建起來的。  

“戚宅裡”只是一個地名,不是一幢建築的名字,在西門街77弄一帶。戚氏宗祠是否造在這裡,目前還沒發現資料。後來,這個地方造了“大夫第”,又叫“大廳裡”、“景誼堂”,但老百姓還是願意把它叫為“戚宅裡”,順口。該房子朝南,現殘存第一進,有五間房子,通面闊16.9米,深6.5米。邊上有戚塘,已被填平,造了房子。傳說中的“戚繼光在戚塘訓練水軍”應該是誤傳。  

大夫第前面有長方形的魁星塘。老人們回憶,以前是雕花石板護欄,非常精美。塘前面還有一座魁星閣。傳說魁星神主宰文章興衰,西門人重視文才,所以在大夫第的正門偏東,建造了魁星閣,祭拜魁星神。  

童忠義祠  

縣誌載:童忠義祠,祀童子明。舊在西門外胡公廟東。萬曆戊申(1608)知縣朱顯文(福建莆田人)建。  

童子明原是義烏一考吏,別號南川,世居義烏城西。嘉靖四十年(1561),加入了“戚家軍”。倭寇進犯臺州時,他率部在白水洋、花街、東郭等地,斬敵數百,倭寇聞風而逃,軍功卓著。按撫大員奏準皇上提拔為千總。第二年倭寇侵擾福建沿海,興化等郡縣都被攻陷,童子明奉命跟從主帥戚繼光,由台州抵達福建,轉戰沿海,摧鋒遏敵,殲滅賊眾,搗毀巢穴,倭寇剿平。當時山賊與海寇互相勾結,仙遊諸堡難以攻克,童子明奉戚繼光命令,回義烏召集義勇,與戚繼光的妻弟王將軍一起趕去解救仙遊。他領隊前驅,與賊遇於仙遊境內,中賊埋伏。童子明奮勇迎戰,冒如雨矢石,殺不出重圍,久戰力竭,與王將軍一起陣亡於虎嘯潭。時嘉靖四十三年(1564)正月初二。  

童子明犧牲後,當時朝廷未曾撫卹他,且尚未有兒子。戚繼光於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二月回師漳州時,請他的母親立繼子蔭恤,又給資金殯葬。後朝廷追贈金吾大夫,蔭千戶,世襲百戶。  

明萬曆年間,朱顯文到義烏任知縣。他在老家時,經常遭到倭寇的騷亂,是童子明奮勇殺敵,幫他們清除了倭寇,保衛了家鄉,所以他感激不盡,認為是天派他來感恩的。當他把準備立祠紀念童子明的想法提出來後,得到了鄉人一致的響應。有個叫童大富的,捐出了西門外的地基,朱顯文自己捐出了銀子,造了廳堂三間、門闌四間,祭祀童子明。同時又改造了幾間房子出租,租銀作為童忠義祠的修繕、供祀費用。可以說是盡心盡力地做好這件事。  

清朝乾隆年間,童忠義祠移到“上市的中心”,與童必大合祀。  

養濟院  

養濟院,就是現代的“收容站”,是我國古代收養鰥寡孤獨的窮人和乞丐的場所,與育嬰堂、安濟坊、居養院等一樣,都是古代的福利慈善機構。西門街養濟院在111號。  

明朝洪武年間(1368),知縣張永誠按照上級的規定,建成養濟院。不久以後廢棄。正統年間,縣丞劉傑打報告,兩年後(1440)知縣劉同在原址重新造了養濟院。以後,幾任知縣都進行了重修。當時,有正屋3間、側屋各5間、門屋1間。萬曆二十三年,正屋倒塌,知縣周士英命人重修。崇禎十二年,知縣熊人霖自己捐出了銀子,重修房屋22間。  

清朝嘉慶年間,共收養有孤貧人員50名。每人每年供給布花柴米銀6錢,口糧三兩六錢。乾隆年間,最多時收養有孤貧者57人。1912年停辦,無家可歸的乞丐改由城隍廟旁邊的棲留所收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這些房子由曲藝家協會使用。  

育嬰堂  

育嬰堂在西門外童宅山邊(原西門街58號,已拆)。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創建,後廢棄。光緒二十二年(1896),選擇在西門木牌樓造房子。9間,廚房1間,又後屋基7間。有愛心人士捐的田100餘畝,收入為養育之費。  

育嬰堂是收養棄嬰的,而且棄嬰主要是女嬰。這裡面說起來有個悲慘的情節。  

嘉慶《義烏縣誌》裡面有一篇“育嬰堂記”,是雍正時知縣韓慧基寫的,記載了為什麼要開設育嬰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況人尤血氣心知之最靈者,而有無不忍人之心者乎!自薄俗相沿,至親生子女從而溺之,傷天地之和甚矣!此育嬰堂所為設也。顧育之雲者,有所以育之者也;無所以育之,猶虛設耳。義邑育嬰堂創於康熙四十六年,邑侯孫公樹建(作者注:知縣孫樹勸捐田而設)。時尚乏資斧,貢生黃之琦等各捐田畝,歲儲所入為養育之費,歷今二十餘年,受惠者多,是豈矜功耀德好為名而然哉?惟仁心為質故也。誠使後之人皆有是心,則殘忍之風不患不除,而所利濟者溥矣!試以視夫世之奉佛齋僧求福田利益者,相去何如也?是為記。”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古代,受封建傳統養老思想影響,“溺嬰”現象比較嚴重,認為生女孩是最虧本的。所謂的“溺嬰”,就是把初生的女嬰淹死。“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韓非子·卷第十八》)。有的親生父母親自動手,雖不忍心,還是“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蘇東坡全集·卷三十》)有的則請人代勞。我們小時候也聽說過女嬰在尿桶中被淹的悲慘新聞。  

所以,社會稍進步以後,有識之士認為這種做法實在傷天害理,你就是丟了也比溺死要強一些,於是倡導開設育嬰堂。有識之士、愛心人士捐田畝、捐錢糧,支持育嬰堂能一直地辦下去。  光緒時知縣周翔麟看到民眾可憐,收養的棄嬰日益增多,實在不忍心,於是把它納入了縣財政補助體系,並希望後來的官員能延續做好,並做好勸善的工作。  

1938年舊育嬰堂和貧民習藝所改組為救濟院,當時是全縣唯一的救濟福利事業機構。1940年停辦。該址後改為印刷廠。  

會魁第  

傳說明朝有一書生,在會試中奪魁,還未被點為狀元,即英年早逝,於是把他住過的宅第改為“會魁第”。  

隋朝以後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國的科舉制度沿用了1300多年。義烏在1300多年的科舉歷史上,考中進士的有203名。唐朝的樓穎是義烏歷史上第一個進士;宋朝,是義烏科舉考試高峰期,在203名進士中,宋朝有132人!佔了一半還要多。赤岸姓楊的家族一門竟然有18人中了進士(外加4位特奏名進士)!華溪虞氏中進士在宋朝有5人,在明朝則達到極盛,為14人;宋朝,義烏還出了一個狀元王龍澤、一個榜眼朱質、一個省元徐邦憲;明代吳百朋、清代朱之錫等都是進士出身,等等。他們是構築義烏傳統文化的骨幹,是義烏人的驕傲,我們理應記住他們。  

還金堂  

戚宅裡大夫第後面有一座明朝的建築,叫後堂屋,後改為還金堂。為什麼要改為還金堂呢?  

嘉慶《義烏縣誌》“實行”條目下,記載了這麼一個體現義烏人傳統美德的故事。  

明代,西門有一個人叫陳公昌,一天傍晚從外面回來,路過迎恩門的時候,看見城門左邊的石凳上有一隻袋子,撿起來一看,原來是一袋銀子,約有200多兩。因為天色已晚,他就把它帶回家,囑咐妻子好好保管,說是老朋友的東西。第二天一早,他拿了這袋銀子,到城門口石凳邊上去等失主。不久一個公差慌慌張張地跑過來,陳公昌上前詢問發生了什麼事。那人說:“我是管錢糧的糧長,昨天解送夏稅到金華府去。由於多喝了幾杯酒,在這條石凳上睡著了。一覺醒來,發現公文忘在家裡了。心裡一著急,馬上回家取公文,卻不想又把一袋銀子給忘在這條石凳上了。回來一看,銀子沒了。丟了這麼多官銀,我還活得下去嗎?今天上午來碰碰運氣,希望有好心人能夠送回來。”陳公昌跟他確認了丟失銀子的數目,以及袋子的顏色等等細節,確信這銀子確實是他丟失的,於是就還給了他。  

那人一看,封識未動,非常感激。於是取出自己的一些碎銀,作為酬謝,陳公昌婉言謝絕。他的事蹟迅速傳遍了城內外,人們紛紛稱讚他的義舉。  

陳公昌的六世孫叫陳德教,字憲成,號襟海。因為認真學習,後補為“諸生”(明代稱考取秀才入學的生員為諸生)。他為人和善,慷慨大方,經常做一些施捨的好事。鄰里、小孩等個個都喜歡他。有一次,他在神廟中撿到了100多兩銀子,也馬上交還給了失主。  

學使(即學政,督學使者)蘇浚表彰他的事蹟,送陳家一塊“還金世德”的牌匾,作為表彰。還金堂的名稱就是這麼來的。  

陳公昌第七代孫子叫陳聖峻,有一次他到吳地(江蘇一帶)去,也在途中拾到了別人不小心丟失的銀子,還給了失主。人們紛紛說,他們是繼承了祖宗的優秀美德啊。  

城隍廟  

城隍廟,祭祀城隍的地方。起源於古代的水(隍)庸(城)的祭祀。“城”原指挖土築的高牆,“隍”原指沒有水的護城壕。古人造城是為了保護城內百姓的安全,所以修了高大的城牆、城門以及壕城、護城河。他們認為與人們的生活、生產安全密切相關的事物,都有神在,於是城和隍被神化為城市的保護神(或者是管理城市的基層神)。道教把它納入自己的神系,稱它是剪除兇惡、保國護邦之神,並管領陰間的亡魂,城隍爺還具有“久旱時降雨,逢澇時放晴”的法力。  

每個地方都有保護神,“一城一廟一城隍”,南方地區,一般一個縣只有一個城隍,義烏卻有兩個,一個在城區,一個在赤岸的城山。是因為唐朝的時候,赤岸曾經設過華川縣,所以義烏有兩個城隍廟。  

據嘉慶《義烏縣誌》記載,明朝洪武三年的時候,義烏城區的城隍廟在儒學(老義烏中學,現在的第四中學)的右側。最早祭祀什麼神,已經無法考證。唐朝的時候,李陽冰為當塗的城隍,所以推斷,義烏的城隍廟是從唐朝開始有的。明朝洪武二年,敕封鑑察司民“顯佑伯”為城隍。十七年開始,去封號,直接稱義烏縣城隍之神。  

凡是官員初到義烏來任職,必定要先在城隍廟過一夜,祭祀過神後,保佑過風調雨順後,才可以上任。  

城隍雖屬道教之神,但歷代帝王顯然看中了城隍對教人向善、打擊邪惡、促進社會和諧的作用,屢次給以加封。明代,城隍信仰達到鼎盛時期,並令各地城隍廟不得雜祀其他之神。據說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在土地廟裡,所以他對土地廟以及土地的“上司”城隍極為崇敬。  

傳說,義烏的城隍神還曾經幫助戚繼光擊退過倭寇。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在保衛台州的花街戰役中,總領陳大成、丁邦彥率領吳惟忠、王如龍等將領,打了一場非常漂亮的陣地戰。戰後,他們說:“是役也,我烏城隍之神,恍若雲端叫號,反風縱火,默成之功懋焉。”於是,事後,戚繼光撥款修了城隍廟,在廟前修了鐘鼓樓。  

1949年後,城隍廟一度消失。2000年舊城改造後,人們在西門街重新修了城隍廟,祭祀“顯佑伯”,護佑這一方土地和平繁榮昌盛。  

童必揮故居  

童必揮(1882-1942),名文奎,字子聯,號必揮(庠名壁輝),稠城西門人。光復會員、同盟會員,辛亥革命黨人,曾率部參加光復杭州、南京戰役,也是我國近代民族工業的先驅之一。  

童必揮投身辛亥革命的經歷,《義烏縣誌》、《義烏名人錄》、《辛亥革命在浙江》、《浙江民國人物大辭典》等均有記載。  

上世紀20年代後期,童必揮逐漸脫離軍政開始興辦實業,實施他的實業救國計劃。他頻繁回到義烏,在雙桂弄童大宗祠後花園居住。  

他曾先後在上海(紗廠)、蘭溪(航運)、武義、義烏等地,與胞弟童文星等合作興辦企業,相繼出任武義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經理、義烏縣電氣公司董事長,義烏南華(氟石)公司董事長等。  

曾是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據點  西門這片土地,與義烏其他地方一樣,在抗日戰爭時期,飽受日寇的蹂躪和摧殘。  

不少房屋被日機炸燬;高山背曾經盤踞過日軍,留下碉堡和鐵絲網;日軍特務機關“梅機關”設在龔聚源房屋的樓上,樓下是日軍特工總部義烏站;還有一所“協和通商”,專門管理掠奪義烏紅糖、蠟塊等物資的事宜。  

橫街口那座辦過印刷廠的四方形樓房(西門街50號)(另還有一處西門街19號,也有一名慰安婦),前後各5間,左右房屋全部朝中央,全封閉,沒有天井,中心頂部蓋明瓦,雨水下不進。義烏淪陷期間,日軍的慰安所“義烏堂”就設在這裡(另一處供軍官享樂的慰安所“亞細亞亭”在南門街的文昌巷),3處共有朝鮮籍“慰安婦”12人。據金華市檔案館01—2—4檔案記載,他們還成立了“雞林會”,相當於如今的“同鄉會”:“本會系由居住在金華地區的半島(朝鮮)人參加的組織”、“本會本部設在金華,支部設在各地”。西門街因而成了陰森可怕的人間地獄。

(標題為編者所擬。摘選自作者《義烏西門街 見證歲月曾經的滄桑 細述城市老去的記憶》,原載《義烏商報》2018.7.8)

作者丨朱慶平

義烏記憶丨西門街一些重要建築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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