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赐履按：文帝刘恒，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应该是史书上记录的大一统王朝下第一个盛世。刘恒行黄老之治，与民休息，仁慈宽厚，使大汉的国力迅速恢复，在我们的印象里，彼时的人民群众，应该生活在一派欢乐祥和的氛围之中。然而，事实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今天摆一些刘恒时期的法律条款，让我们来看看法律背后，小民的生存状态。
虽然主要摆法条，法条背后有看点。
1.废除连坐法
前179年，刘恒刚继位，十二月，下诏：法令，是治国的基础。而今有人犯法，政府对根本没有犯法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也加以逮捕，将他们收为官奴官婢，我不认为是正当的。从现在开始，废除逮捕亲人的连坐法令。
衣赐履说：显然，原法条源自商鞅，以连坐的方式来防止小民犯法，这就容易出现，要么全家都是“良民”，要么全家一块儿造反。汉行秦制，法令基本上都是秦的延续，汉朝已经建立二十余年，刘恒看到连坐的残酷，下令废除，这是百姓之福。
2.照顾鳏寡孤独
前179年，刘恒下诏救济鳏寡孤独（分别为无妻的男子、无夫的妇人、年少而无父母的、年老而无子女的）和穷困的人，或免除他们的赋税。又下令，八十岁以上的，由政府每月赠送米、酒、肉。九十岁以上的，加赏布匹棉絮。
衣赐履说：提倡尊老，当然是好事情。但联想到当前，很有些已经去世十几二十年的老人家，子女还在代领退休金。只希望刘恒的善意，不要被人利用了。
3.废除诽谤罪、妖言罪
前178年，刘恒下诏：古人治理国家，官府前设有鼓励人民批评政府的旌旗，树立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板。目的在于疏通上下沟通渠道，了解民情。可现行法律，却有“诽谤罪”、“妖言罪”，使大家不敢直言，在上位的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怎么请到贤良方正？此二罪应即废除。
衣赐履说：刘恒仁慈，废除此两罪。然而，妖言罪实际上在前187年已经废除过一次，本次刘恒再次废除，就如同杀了一个人，过了一阵子，又杀一次，这是什么道理？其实也好解释，上次废除妖言罪，是吕后当政期间，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吕后发现少了此法，想要修理人太特么麻烦，干脆接着用。这说明什么？法令是随着统治者的喜好而变更的，想用的时候，就立个法；不想用的时候，就废除之；又想用的时候，废除了的照用不误。刘恒此番再废此法，当是确实想听到真实的意见，想了解真实的民情。
4.不准逮捕人民、擅自征税
前173年，十月，刘恒下令，侯爵的娘亲、妻子、亲王的儿子们以及部长级（二千石）以上官员，不准擅自逮捕人民及擅自征收税捐。
柏杨先生注：说明中国人即令生在被歌颂的“文景之治”的盛世，侯爵的娘、妻、亲王的儿子，以及政府高官，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都可以随意逮捕小民……而就在这项命令中，没有禁止侯爷本人和王爷本人对人民逮捕和征税，老娘老婆只要通过儿子丈夫的手，照样可以横扫世界。
衣赐履说：这条法令，细思极恐。柏杨先生分析地很有道理。仅从这条法令，就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文景盛世下的小民，被随意逮捕、随意征税，是件极正常的事情，受到法律保护的，不是小民，而是王侯将相抓人和征税的权利！
5.废除“秘祝”
秦朝时，担任祭祀的官员，有一项高度秘密的咒语，称为“秘祝”。遇到灾难，祭祀官在极隐秘的地方，祷告上苍，就可以把罪过从皇帝身上，转移到臣僚身上，由臣僚担当上天的惩罚。
前167年，夏季，刘恒下诏：天道循环，灾祸之来，由于怨恨。幸福之来，由于恩德。文武百官犯了错误，由于我当皇帝的领导无方，而负责祭祀的官员，却把过失转移到居于下位的官员身上，正好显示我的品德不够。我不愿这样做，应行废除
衣赐履说：刘恒能够做到这一点，真是难能可贵！别说两千年前的人，即便是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明知“秘祝”荒谬，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会效法刘恒。荒谬的事，变成一种集体行为之后，就具有了某种神圣性，变得极为严肃，没有人敢加之嘲笑。
【文帝刘恒，确是一代仁君】
6.“越减越重”的刑罚
刘恒修订刑罚，还得从一个挺有名的故事说起。故事名为《缇萦救父》（缇读如题）。
前167年，齐国太仓令（王室仓库管理官）淳于意犯了罪，当处以肉刑，被逮捕拘押到长安。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向刘恒上书求情，说，我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他犯了罪，按法律应判处肉刑。作为女儿，我非常悲痛，因为死人不能复生，受肉刑的，残肢不能再长出来，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请求皇上能够准许我没入官府做官婢，来抵赎我父亲该受的刑罚。
刘恒看到淳于缇萦的上书，感动于她的孝心，于是下诏：现在人们有了过错，还没有加以教育就处以刑罚，有的人想改变行为向善，也没有机会了，朕很怜惜！肉刑太过残酷，切断人的肢体，摧残人的皮肉，不合道德！应该废除肉刑，用别的惩罚去代替它。此外，应制订法规，根据罪人犯罪的轻重，服刑到一定年数，就可以刑满释放。
衣赐履说：看到了吧，彼时犯了罪，除了用刑极重之外，往往是“无期徒刑”诶，基本上没有重获自由的机会了。这样，我们反回头去看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罪犯可以通过自己或家人荣立军功而赎罪，这对渴望自由的罪犯而言，几乎是唯一的获救方法，秦兵战斗力强，这一条作用也很大诶。
宰相张苍（喝人奶活到一百多那位，详见拙文《喝人奶，常泡妞，张丞相活到一百多》）、御史大夫冯敬制订法律条文：原来应判处髡刑的（剔光头），改为罚作城旦和城旦舂（做苦役，一般男子为修筑城墙，女子为舂米，当然，实际上可能还有别的劳作项目）；原来应判处黥髡（脸上刺字、剔光头）刑的，改作钳为城旦、钳为城旦舂（钳的意思是脖子上带着刑具，其他同前款）；原来应判处劓（割掉鼻子，劓读如义）刑的，改为笞（打板子）三百；原来应判处斩左脚的，改为笞五百；原来判处斩右脚、杀人自首的，官吏因受贿、枉法、监守自盗等罪名已被处置但后来又犯了应判处笞刑的，一律街头斩首。罪犯已被判处为城旦、城旦舂的，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数后赦免。
刘恒批准。
衣赐履说：此处，有些地方不太理解。比如，应该砍左脚的，改为打五百板，但应该砍右脚的，却街头斩首？似与刘恒减轻刑罚的初衷不合。这些条款，估计还得配合着一些案例，或者其他的考古资料，才能更加准确地解读。也希望有读者朋友能够给我以教导。
该法推行之后，结果是戏剧性的。刘恒修改肉刑，本意是减轻刑罚，然而实际结果却是因受刑而死亡的人数巨增。比如，原判斩左脚的改笞打五百下，本来还不致于丢掉性命，但改打板子之后，生生就被打死了。到了前156年，刘启（刘恒于前157年逝世，本年是景帝元年）下诏说，笞打与处死没有什么不同，罪犯即使没被打死，也终生残疾，无法正常生活。应制定法律：原定笞打五百的，改为笞打三百；原定笞打三百的，改为笞打二百。
衣赐履说：总体上说，景帝和老爹文帝一样，也是相对宽厚的君王，所以再次减轻肉刑。然而，我也是醉了，这样还是不行，受刑的人，仍然不能免于终生残废，或者死在板子下，还得再改！
前144年，刘启再次减轻笞刑，该笞打三百的，减为二百；该笞打二百的，减为一百。同时，制订了辅助措施：用于行刑的笞杖，长为五尺，用竹子做成，根部手握之处，直径为一寸；与人体接触的末梢部位，为半寸薄的竹片，竹节全要磨平（没有此法条，拿竹片打也是打，拿金箍棒打也是打，心情不爽时，哪里用三五百板子，两三下子就给他打死了）。被判处笞刑的人，只能打屁股（这个太吓人啦，原来，板子可以不打在屁股上啊）；一个罪人打完之后，才更换行刑的人（尼玛，原来打人的时候，狱卒们是轮着来啊，都是歇好了车轮战啊）。从此以后，受笞刑的人就得以保全了。但这样一来，死刑很重，不常使用；笞刑较轻，百姓不怕，所以，更容易犯法。
衣赐履说：文帝、景帝对笞刑的量化设置，给我感觉汉时的法制水平还是很高的，也是比较人性化的，至于人民群众不怕法律，更容易犯法，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相对次要的，至少，更多的人不会被打死吧。
同时，对于笞刑的设计，前后减轻三次，历时二十几年，一条简单的法令才算基本完善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政府在制订法律法规的时候，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后果却未必好，甚至会与初衷完全相反，因此，认真地跟踪问效，发现问题，改善条款，应该是一项必行的制度，断不可坐在办公室里制订了法规，就算完成了任务。
7.时隔五十八年，人民群众再次喝大酒
前164年，九月，刘恒被当时的一个“大师”新垣平给骗了，心情极为愉悦，于是，下令把明年（前163年）改称为在位的元年（文帝后元元年），特准全国平民欢宴。
柏杨先生注：全国平民欢宴，文言文称大酺（读如仆）。西汉法律，三个人无缘无故在一起饮酒，罚银四两。以后专制制度日趋精密，限制更严，平民不准穿某种衣服，不准住某种房子，不准戴某种装饰，不准坐某种车辆（商人甚至不准坐车，但总算允许乘船，可谓皇恩浩荡），积成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阴暗的一面。这阴暗面一直未被发掘，以致近代知识分子相信古人过着伊甸园生活，好不自由自在，甚至有人声称中国人自由太多。连吃肉饮酒，都要政府下令特许，再请参考前173年刘恒宣布的禁止巨官随意逮捕小民的诏令。不禁为中国人落泪。
上一次大酺时间，在前222年，秦国连灭五国，统一天下，秦王嬴政特许平民来一顿大吃大喝，以示庆祝，距今已经五十八年，才遇到西汉帝刘恒再一次高兴。一些短命的朋友，恐怕一辈子不知道什么是满桌酒肉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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