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朝-刀笔吏治天下
春秋战国之际，王纲解钮，私学大兴，学术下移，形成独立的学士群体，以及百家争鸣的灿烂文化。同时，各诸侯国通过变法运动，逐渐确立任法选贤的官僚组织，造就了大批训练有素、专事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的文吏。
学士与文吏的崛起，成为战国秦汉的主要政治景观。
在先秦各家学说中，法家独树一帜，他们从实用的功利主义出发，设计出了一套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专制集权的官僚体制方案。《商君书》等法家著作中，对如何立法制律、分管设职、选官考课、理财积谷、徕民垦荒等方面，均有卓越的论述。相比之下，儒家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
法家主张分工明确，因才授职，严明赏罚，一断于法。任何人不得逾越于法律之外，若逾之，则严惩不贷。最高原则就是法，官僚体制下的大小官吏，一切以法令为准则，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官吏的独立人格无法保持，逐渐成为执行法令和君主意志的工具。这就是法家为吏之道的实质内容，也是文吏政治的基本精神。
法家这种关于“为吏之道”的理论及其构建的文吏政治体系，既适合当时各国富国强兵、巩固政权的需要，又具有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的效能。
秦始皇一统六合之后，继续推行法治与耕战的治国方针，在政治上纯用文吏，正如侯生、卢生所言：“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秦统一后的第八年，在丞相李斯的倡导与主持下，实行焚书政策。次年，又坑杀儒生方士 460 余人。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即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它们构建起一套政府控制下的官员培养与教育体系。
在秦朝统治下，学术研究被认为无助于富国强兵 ，因此应该禁止；不耕不战的学士，干脆被比喻成社会的蠹虫，遭到来自国家政权的沉重打击。而那些拥有专业技能的文吏，才是法家相中的治国人选。至此，文吏政治获得全面胜利。
从秦始皇东巡刻石记功的内容来看，他并未一味宣扬自己平定六国、一统天下的赫赫武功，而是反复强调自己“作制明法”的功劳，认为自己为天下作法的功劳并不亚于统一天下之武功。事实上，他对自己“建定法度”与“初平法式”的功绩并非鼓吹，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我满足与自我欣赏，所以要求后世“永承重戒”、“后嗣循业”。而且，他本人确信，只要他的承继者按他制定的法度行事，便能“化及无穷”、“长承圣治”。
在这种思想与信念支配下，秦始皇在刻石中同时提出了对官僚队伍的具体要求，即“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要求官吏们依自己所定之法度行事，大小官吏只要把这些法度贯彻执行好了，社会治理就会井然有序，整个国家机器则“莫不如画”。这些文字既是秦始皇对秦朝官员为吏之道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对秦朝“刀笔吏治天下”精神的最好概括和总结。
二、王莽新政-制度设计的狂欢
汉高帝刘邦刚刚称帝之时，饿殍遍野，百物凋零。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秦始皇的那一套政策，于是秦政就成为千夫所指的败政。此时道家的“清静无为”和“休养生息”思想符合了社会生存恢复的需要，因此黄老政治短暂的登上舞台。
黄老政治让汉朝逐渐恢复了元气，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但是盛世之下，都是以牺牲官僚机器的运转速度与效率为代价的，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只是被暂时地掩盖了，一部分有远见的士人已开始预感到日益积累的各种矛盾的严重性。
汉武帝时期，帝国走向全盛。儒术悄悄的走进帝国统治者的视野。儒家倡言的仁义忠孝，都是社会基本道义，任何人都不可能逃离。儒生则把这些观念理论化，虽没什么高深之处，却从此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中。在董仲舒对儒学进行改造之后，儒术变成了一种可以号召民众、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严格来说，法家的法术只是一种政治行政理论，黄老的道术只是一种政治哲学，都属于“南面之术”。皇帝可以拿它来对付民众，却不能拿来争取民众。因此，
法术、道术只能让位于儒术。
▲反映汉代独尊儒术的现代版画作品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朝廷。他们通过批评秦政，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斥责秦朝“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把矛头直指文吏。强调只有儒生才能承担德政和教化。统治者开始转变政治方针，制度上也出现相应的变化。譬如汉武帝创立察举孝廉制度、其中的明经、文学等科，明显是面向儒生的。汉武帝创立太学，学生到西汉末年增加到几万人。这些学生进入官僚体制后，整个帝国的官僚“彬彬多文学之士”。
儒士担任官员，不仅为民兴利，还倡导礼仪，表彰儒生，甚至言传身教。譬如，胶东相吴佑遇到百姓相争打官司，总是首先闭门责备自己的德教未能化民，然后才去听诉讼；太守许荆遇到兄弟争财产，便已自己的教化不行为由，请求朝廷把自己下狱，两兄弟深深感动，幡然悔悟。此时的儒生官僚同时担任起“吏”和“师”的双重责任。
汉儒的大量参政，为帝国政治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对国家行政的理解，却远不如法家“理性行政”深刻。汉儒官员们理想化的政治浪漫主义，终于在西汉末迎来了制度设计的狂欢，即王莽的复古改制。
有人曾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回答说：“用夏朝的历法，乘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乐舞用韶舞，就是了！让古礼复兴了，自然天下太平。”不得不说，这种思维方式，可称为“制度浪漫主义”，更多是从象征意义而非实用意义去考虑制度设计。
汉成帝时，何武倡议把丞相制改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的三公制，刺史也改叫州牧。因为经书中说“天子三公，十有二牧。”方士甘忠和他的弟子鼓吹“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汉哀帝居然真的搞了一次“再受命”，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年号为太初元将。
此时的文吏们曾试图抵制儒生们的复古，可是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再受命和复古改制，才是摆脱危机的出路。这种思潮，在王莽改制中达到了顶峰。
对于王莽轰轰烈烈的制礼作乐，儒生们倍觉欢欣鼓舞，周礼崩坏已久，王莽居然复活了它们。文学家杨雄欣喜而挥毫，作《剧秦美新》盛赞“帝典阙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儒家学术总算得到一个彻底释放，贯彻的机会，太平盛世即将来临！然而，王莽新政并没有比秦朝的严刑酷法长命多少，不久就在混乱动荡中倒台。
南朝沈约论及此事说：“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历史就是这么奇妙，秦始皇和王莽的政策构成了两个极端。从纯用文吏、遵循法治，而儒生仅为点缀的秦政；到充分贯彻“礼治”理想，而文吏仅为陪衬的王莽新政，历史经历了一个奇妙的两极转向。
王莽时期的制度设计狂欢，就是早期儒家空想性和非理想因素极端膨胀的结果。把战国秦汉以来，文吏数百年政治建设中所蕴含的理性行政传统，彻底的予以抛弃。全力推行理想国式的变法体制，它的失败乃是必然。
三、东汉-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鉴于王莽新朝改制的失败，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奉行非常务实的政策，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事务上，有着不同于王莽的现实态度和政治理性。例如废除新莽的官职和货币、精兵简政、释放奴婢、实行度田、减免赋税、赈济灾民、治理黄河和兴修水利、压制功臣外戚和诸侯王等。
除了这些理性政策的回归，光武帝刘秀还有两项举措，对后世可谓影响颇巨。一是尊崇儒教。不同于西汉的开国功臣集团多是市井亡命无赖之徒，东汉开国集团则是一派儒者气象。譬如光武帝本人，少年时曾在长安太学读书，受尚书，通大义。功臣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早年曾与光武帝是太学同窗。同样经历的还窦融，耿纯，有樊准，寇恂，冯异，贾复等。故清人赵翼说：“光武诸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投。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皆一气所钟。”就连皇帝的警备部队都要人人通晓《孝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俗下，形成了注重经明行修的社会风气。
刘秀继位后不久，建造太学，还亲自在太学里讲学，和儒生们一起辩论，旁听的有几万人之多，盛况空前。但需要指出的是， 刘秀虽然在儒术和礼制上继承了很多新莽的做法，甚至谶纬之学也依然盛行于世，但儒术中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以及谶纬对行政的非理性干扰，则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至于儒家的仁政、教化思想，并没有弃如敝履，反倒更加深入人心。刘秀对儒生如此的亲近，让天下人都非常眼红，其中包括曾经对儒士不屑一顾的“文吏”。于是，文吏们也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想让自己看上去有文化一点，这就让文吏们主动向儒学靠拢。
二是儒生吏化，即把儒生变成真正的官僚。王莽理想国式的变法尝试失败，让刘秀开始把东汉帝国政治予以转向。文吏的政治参与度被强化起来。因朝廷任文法而重吏政，文吏再度活跃起来。西汉察举孝廉以德取人，东汉刘秀则增设了“授试以职”之法，即郡国对被举者先以吏职相试，试用期间表现出了行政才能，方可察举到中央去。过去儒生做官没有这个试用期，所以当官了还满脑子理想主义，惹出很多乱子。现在儒生要做官必须经过试用，要想顺利通过试用，就必须去学习国家的法律和掌握一定的行政技能。这也就让儒生主动向文吏靠拢。
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不少非理性因素得到了清洗，儒生开始把“法治”和理性行政纳入思路，很多人开始适应官场，开始“官僚化”。既然已经居职从政，就必须面对兵刑钱谷的日常政务，由此才能仕途通达。
▲影视剧《鹤唳华亭》中刻画的后世官员形象
如果说富于想象力和社会批判力是西汉儒生最大特点的话。那么东汉儒生却更具有政治理性和现实关怀。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和对理想国的狂热追求退减了。东汉人对儒生、文吏的优劣进行了精彩的辨析。“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儒生的“轨德立化”与文吏的“优事理乱”各有所长，一个都不能少。
东汉末年名士，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写了一篇《儒吏论》，讲到“吏服训雅，儒通文法”，就是文吏也懂得儒家的学问，儒士也精通官僚的技能。连马融，郑玄那样的经学大师，也在同时研究法律。
儒士和文吏就这样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我们熟悉的学者兼官僚的士大夫阶层。
这个群体最大的特征就是两面性：一面叫做“儒生”，就是他们要负责传承儒家的文化，教化百姓。另一面叫“官吏”，就是他们要作为政府的官僚，担负起国家的日常行政工作。“士大夫政治”，由此而奠定下来基础。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3、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
4、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5、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6、赵光怀：《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冲突与整合》，江苏社会科学，2012.4
7、何庄：《儒法合流进程中的两汉文吏》，档案学通讯，2013.4
8、于振波：《从尹湾汉简看两汉文吏》，湖南大学学报，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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