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心昊
6月24日晚，2018年第三次降準“如約”而至，共釋放資金約7000億元。
債轉股折射去槓桿思路變化
這次定向降準包括兩個0.5%。第一個0.5%，適用對象定向為5家國有大行和12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用於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項目，可釋放資金約5000億元；第二個0.5%，用於下調郵政儲蓄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的準備金率，可釋放資金約2000億元，主要用於支持相關銀行開拓小微企業市場，發放小微企業貸款。
有業內人士分析，降準的實施日期是7月5日，而不是流動性壓力大的年中考核關口，這表明此次降準並非用來解決短期流動性問題：央行一手債轉股，一手小微，意在鎖定長期結構性問題。
2016年10月，國務院發佈《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時隔17年後，債轉股重啟，其背後是頻發的債券違約事件。2017年，由於上游企業的復甦，國企部門降槓桿壓力驟然下降，債轉股的迫切性降低，實際進展推進並不如意。根據國家發改委財金司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年底，各類實施機構共與102家企業簽訂債轉股協議，簽訂金額1.6萬億元，但落地的只有20餘家，落地金額約3000億元，落地率接近20%，簽約項目多以地方國企居多。
小微企業如何受惠
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一直是近年來金融領域的難題。
根據央行發佈的《2018年第一季度銀行家問卷調查報告》，小微企業貸款需求指數達到66.3%，同比、環比分別提高3.7個、4.1個百分點，創2015年一季度以來的新高；另一方面，隨著銀行存款成本持續上升，以及監管日趨嚴格，表外融資回表導致銀行資金成本向企業端傳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上升尤為明顯。
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撰文分析，從2009年以來，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實行快10年，主要形式是擴大政府性投資和扶持特定產業發展。結果，國有企業、地方政府、產能過剩的殭屍企業佔用過多的財政金融資源，導致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經濟內生增長動力遲遲培育不起來，逆週期調節的宏觀經濟政策難以退出。
6月20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進一步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持續推動實體經濟降成本，會議確定了5項關於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措施。同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的新身份公佈。根據中國政府網消息，劉鶴已接替馬凱出任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業界普遍認為，新一輪對小微企業的幫扶即將開始。此次定向降準釋放的2000億元，被認為是這輪幫扶敲下的一記實錘。
貨幣政策轉向
此次定向降準有跡可循。
6月1日，央行宣佈適當擴大中期借貸便利（MLF）擔保品範圍，將“不低於AA級的小微企業，綠色和‘三農’金融債券，AA+、AA級公司信用類債券（優先接受涉及小微企業、綠色經濟的債券），優質的小微企業貸款和綠色貸款”納入擔保品範圍。受信用債違約拖累的債市信心得到一定程度的鼓勵。
6月12日，5月金融數據出爐，表內貸款和表外融資雙雙低於預期，7000多億元的社會融資規模環比/同比均出現大幅萎縮，有經濟學家稱，“金融去槓桿引發的信用緊縮又來了”。
“預計下一階段的去槓桿，將會在更寬鬆的經濟環境下進行。”高善文認為，下半年降準的可能性仍然較大。但在管清友看來，去槓桿戰“行百里者半九十”，仍將長時間持續。“寬鬆去不了槓桿，緊縮才能出清，出清之後才能升級轉型。因此，這一輪強監管去槓桿，從政策建議角度來看，不主張過度放鬆，”他表示，“現在要做的是緊信用、寬貨幣，給量不給價，保持流動性鬆緊適度，堅持用資金成本這條紅線倒逼企業轉型升級，打破剛性兌付，釋放風險，及時處置風險點、出血點。”
在6月14日的陸家嘴金融論壇上，徐忠明確表示，貨幣政策不是靈丹妙藥，結構性的問題不能總用總量性的貨幣政策來解決：“貨幣政策空間很小。未來圍繞高質量發展和防風險，核心在於提高生產力，關鍵在於財稅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滯後，是各項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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