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亞”在英文中也是個形容詞。比如我的一個畫家朋友向我推薦一處住所時用種讚許的口氣說：“那幢樓你我這類人會喜歡的——特‘波西米亞’！”他指的“這類人”，意思是掙扎中的藝術家。我被這位畫家帶到了這座“波西米亞”公寓裡，發現它的確和意大利歌劇“波西米亞人”的佈景有一絲相仿。樓是普通的40年代公寓樓，但內部裝潢卻很奇特：粗礪的原木門窗，牆壁的磚石壘砌全然裸露，壁爐也是精心設計出的笨拙，兩張蕩椅被粗大的鐵鏈吊在橫椽上。所有的傢俱都顯出質樸和灰暗的調子，樓中的氣氛因此也就是沉重而憂鬱，透著一層無可言狀的懷舊情緒。我馬上喜愛上了這座公寓樓。它似乎是逃遁現代物質文明的一個避難所，也有一層對強大無情的美國主流社會叛逆以及自我流放的意思。
房東太太接待了我。我與她達成了房租上的協議：一月六百元，包括傢俱、電視。六百元的房租對六年前還是窮學生的我，無疑是個沉重的數字，亦可見這裡每一點貌似的樸素與陳舊都相當昂貴。它使我明白由無產階級到資產階級再到無產階級這樣一種非尋常的意識形態的進化：從物質貧乏到物質富有是人自身的一次解放，而從物質豐富再返回所謂的簡陋則是人的又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大部分取決於人的自由選擇，亦在於人的人生態度、審美觀。房東太太六十歲左右，常把“庸俗”掛在嘴上，有次問她的“庸俗”定義何在，她說：“假花固然是一種庸俗。但對我來說，庸俗是一個人開奔馳車，但連買本書的錢也花不痛快。”
公寓樓裡果然沒有開奔馳的階級代表。十二家房客有一位畫家、三個作家（包括我自己）、一個影評者、一個教授，剩下的，都是職業面貌模糊的人們。比如，珍妮在一個非營利組織做半工，那個組織為貧困戶提供低價住房，但珍妮也同時做好幾份雜事，編寫教會印刷物之類，因此她對一生只學一門本事，以那專一的本事謀求一生糧草的人十分不屑。
房東太太對任何投宿者都不收押金，也不與他們籤租賃契約。她說她的直覺十分敏銳，一旦直覺認同某人，那人絕不會具有拖欠房租、吵鬧、酗酒之類的習慣。房東太太經營這座“波西米亞”樓有十餘年了，尚沒有一個房客最終成為她直覺的意外。她說兩年前珍妮在夜晚十一點半打了個電話來，說是一位朋友向她介紹了這個住所，她請求房東太太儘快接收她。珍妮是在當夜十二點半被房東太太的直覺檢驗合格當即接收的。房東太太說，珍妮當時說她只住一到兩個月，很像是暫時避避難的樣子，可她一住就住了兩年多，而那種緊迫的避難感從未消退。房東太太長著淡藍的眼睛，險峻的鼻子，小而敏感的嘴唇，是那類十分寬容又十分嚴格的人，而從嚴從寬的準則全在她的內心。比如她曾趕走一個醫學院預科生，因為他暗暗揍過她的貓並且常常將粗俗不堪的音樂音量放得很大。但對樓道中時常飄散的一股大麻氣味，她從來不加追究。那般淡淡的毒品氣息給這波西米亞樓添了一絲消極和頹敗之感，使我一搬進來就意識到這樓中的某人正經歷某種不幸或企圖抹拭曾經的某場不幸。也像所有無聊的小說家一樣，我感到一切淺淡的不幸都是美麗的。
珍妮和我的交情開始在我遷居波西米亞樓的第二個月。她不能在自己房裡抽菸，因為同租一套公寓的另一房客對香菸過敏。一天她歉意十足地說她在我窗外的陽臺上抽了一支菸，希望我不介意。我說那陽臺本來也半屬公眾：每個從露天樓梯下樓的人都必經此地。房東太太在那裡擺了一張粗重的木長椅，也是意在給人歇息或相互交往的。珍妮臉微微一紅，說她撒了謊，其實她在我窗外吸菸已有一個禮拜了。她說：“我一直等你抗議。”我笑道：“我一點察覺都沒有！”她以她灰色的眼睛看我一會兒問道：“你們中國人都這樣隨和嗎？”我調侃一句，說假如我們不學得隨和些，十多億人是無法共同存活的。
第二天，珍妮手裡拿著一束花，說是野地裡釆的。我奇怪地想：美國的一草一木都碰不得，碰一碰就是破壞環境保護，珍妮怎麼採來這滿滿一把野矢車菊？她笑而不答，把花插在我的一個玻璃瓶裡。從此後，珍妮和我在其他房客眼中就成了一對形影不離的朋友。她領我到各個實惠的食品店去買食物，也領我逛遍了橡樹公園城的所有二手貨商店。有次我誇讚她的一個髮夾，一週後她買了個一模一樣的給我。這時我已發現我不能隨便誇讚珍妮的任何東西，她會不聲不響記在心裡，再滿世界去為我尋覓。當她把一個我早已忘卻的心願突然實現——將一種護膚或護髮或女性其他的用品突然呈到我眼前，四十歲的珍妮臉上會綻放出孩子式的爛漫笑容，她毫不掩飾自己的殷勤。房東太太有天對我說：“珍妮住在這裡兩年多了，從來沒有接近任何一個人，也從來不讓任何人進她的房間。”她老謀深算、意味深長地盯著我微笑。我不懂她是什麼意思。
一個星期六的半夜，三樓的吉亞發出的一聲呼救震撼了整個波西米亞樓。大家知道吉亞新交的牙買加男友又在揍吉亞的兒子了。牙買加人是個影評家，常組織全樓房客去看他中意的電影。誰也無法想象他在一扇門後的粗暴面目。我上到三樓就看見珍妮已站在吉亞門口，臉色由於憤怒而變得慘白。她用拳頭擂著門喊牙買加人的名字：“你給我立刻開門！”這時的珍妮身上出現一種光與力，使我對她天性中的正義感以及我們中國人欣賞的仗義油然生出一股敬畏。她越是威嚴，嗓音便越是低調，當她對牙買加人的喊話有了威逼成分時，珍妮用一種我從來沒聽過的低沉音色說：“要我破門而入嗎——你這雜種？！”
門打開了，珍妮身後已站著全樓的房客，全副睡裝。吉亞領著兒子出來，自然而然便一頭栽在珍妮肩上飲泣起來。這樣一個白種女子和黑種女子相依的造型，在美國種族對立的歷史上該有著深遠意義。我為有珍妮這樣的女友而自豪。珍妮對牙買加人說：“你——你是該走的那位，吉亞和兒子留下。”牙買加人拿起自己的帽子灰溜溜地走了。幾天後珍妮鄙薄地對我說：“吉亞是沒救的，又讓牙買加人回來了。”
我和珍妮的友情正常、健康地發展下去。在眼見她怎樣仲裁吉亞和牙買加人的糾紛之後，我感到自己變得脆弱了，把一些陳年的心靈創傷漸漸向她揭示。她靜靜地聽著，明知我在拿這些隱秘心事與她交換，她卻一字未提自己當初投奔這座波西米亞樓的緣由。她給了我一篇散文，主要是講一個女孩經歷怎樣一場艱難、痛苦的記憶過濾，把那些致病致命的記憶濾去卻又難以濾去。她說那是她二十年前寫的。她的意思是告訴我，我想交換的秘密都在其中了。珍妮知道我每個星期必去我的中國女友家一次。在她家好好吃一頓中國餐再飽飽聊一場中國天。一回珍妮約我去參加露天畫展，我從中國女友家打電話給珍妮說我會晚兩個小時，因為我的中國女友跟我的談話尚未盡興。我回到波西米亞樓時正逢珍妮獨自向外走。我叫她，她像聽不見一樣。我追上去問她怎麼了，她眼裡似乎有淚，還有一股類似嫉妒的火焰：“你以為別人的時間都不值錢嗎？想改變時間就改變嗎？！”
房東太太告訴我：“珍妮愛上你了。”我嚇了一大跳。她說：“你看上去好像很噁心。”我想我當時的面部表情大概是噁心。房東太太又說：“這事從一開始我就看出來了。後來全樓的人都看出來了。”我說我是愛男人的女人。房東太太說：“那也不妨礙女人愛你。”我覺得這個事實令我吃不消。當晚我做了個可怕的夢：一個女性裸體壓在我身上。它淺粉的白種人肌膚的質感那樣清晰，就像珍妮和我坐在桑拿浴室裡我所觀察到的。我在夢裡拼命掙扎扭打叫喊唾罵。第二天早上，珍妮和我照面時眼皮一垂，帶些羞澀與慍怒。我心裡大驚：我的夢似乎被她知道了！從此後珍妮對我像對所有房客一樣，彬彬有禮，保持距離。
我為這事困惑得耐不住了，便去請教猶太心理教授，他詭秘地笑著，問我：“你確定那只是一個夢嗎？”他馬上說他絕不是在暗示什麼。我想我無辜的在珍妮如山的陳舊記憶中又添了一份她想濾去卻無法濾去的創傷。愛的那個永遠像珍妮這樣忍氣吞聲，被愛的那個永遠可以不負責任，坐享情誼。愛和被愛就這樣遙遠、沉默地存在，都很無奈。
我結束學業後搬出波西米亞樓。一箇中國剛來芝加哥的醫科學生向我打聽租房行情，我馬上推薦她去找房東太太。我對醫科女學生說：“那樓特有情調，特波西米亞！”醫科女學生不以為然。我又進一步蠱惑：“橡樹公園城是有悠久藝術傳統的地方，是海明威的誕生地！”她說：“海明威？”我說：“就是寫《老人與海》的海明威呀！”她說她不認識。她看了房子後打電話給我：“這麼貴的房租，裡面牆上的磚都露在外面！”我還想就“波西米亞”再講兩句，轉念，算了。如果一個人不懂它的情趣所在，怎麼可能去經驗甚至欣賞它中間那感傷的、懷舊的、微妙至極的人情味呢？它將對那個人是個浪費。
而珍妮的耗費和投入在我這裡，絕對不是浪費，我透過偏見、遺憾，甚至同情，深深地記住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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