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
岡村寧次，明治十七年(1884年)生，東京人，在1941年應該是57歲。他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在陸軍大學，岡村寧次與土肥原賢二、坂垣徵四郎等侵華日軍“名將”同屬十六期，是同期同學，比多田駿還晚一屆。
岡村寧次的軍事生涯開始得很早，20歲時已是步兵少尉，21歲任小隊長，參加過日俄戰爭。23歲任步兵中尉，在陸軍士官學校任教，當時閻錫山、孫傳芳等人均為該校學生，故而岡村寧次與他們還有師生之誼。29歲升為步兵大尉，任中隊長。35歲升為步兵少佐，不久去歐洲旅行。38歲任大隊長。39歲升為步兵中佐，在參謀本部第二部中國班工作。此前岡村寧次雖說多次來過中國，但從此才算正式研究中國大陸問題。41歲，到中國任軍閥孫傳芳的顧問。43歲，升為步兵大佐，任聯隊長。48歲，任日軍上海派遣軍參謀次長，參與1932年“一·二八”事變，同年升為陸軍少將，主持陸軍代化的研究，8月，又調任日本關東軍參謀副長。52歲升為陸軍中將，任第二師團師團長。54歲，升任第十一軍司令官，指揮進攻武漢。
1940年3月，調任軍事參議官，1941年4月，晉升為陸軍大將。
熟悉日軍的人士評論說，從岡村寧次的經歷看，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其全部軍事生涯，幾乎都與中國有關:當過孫傳芳的軍事顧問，參與過1927年的濟南慘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以及太平洋戰爭。“在所有將軍中，具有如此經歷的只他一人。”人稱“中國通”，會講中國話，對中國的地理、風俗、民情，都相當熟悉。
二是曾任過除旅團長以外的日本陸軍各級指揮官，且有除中隊長、大隊長以外所有戰場指揮官的實際經驗。日軍中“大將固然不少，卻沒有具備這樣經驗的人。”實戰經驗十分豐富。
三是在晉升和授勳時，因“服務”優異，幾次打破常規。如按日軍規定，中將晉級後，一年內不得任命為師團長，而岡村寧次晉升為中將後，旋即被任命為師團長，“因此這是一次破例的人事調動。”又如1942年3月30日，授予岡村寧次一級軍功金到鳥勳章，專程前往中國為岡村寧次授勳的日軍人事局長富永解釋說，“按照規定，一級軍功只能授予大將，此次鑑於攻佔武漢前後的功績，特予頒發。”岡村寧次是以中將身份受此“殊榮”的第一人，故而這又是一次破例。
這麼一個對中國有著相當的瞭解和研究，而且又有著相當豐富的作戰指揮經驗的老鬼子，對於中國的抗日軍民來說，當然是一個勁敵。
1945年2月，一直在華北前線指揮作戰，與岡村寧次打過多年交道的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曾在一次會議上講過:“岡村這個傢伙是很厲害的一個人。”此人“老練得很，是歷來華北駐屯軍6個司令官裡最厲害的一個。”
在處事和個性上，岡村寧次是很複雜的一個人:既要抓大事，也不放過小事；既積極進取，而又腳踏實地；既好動，而又坐得住。
岡村寧次多次強調，“司令官要抓大綱，要信任參謀長。”主官應“著重考慮大局。
部下幕僚日常事務繁忙，往往無暇顧及大局。
為領導者，對此必須特別修養磨鍊。”認為統帥不應陷入日常瑣事，搞事務主義，而應放手讓部下去幹，自己集中精力思考大局。那麼，岡村寧次到底要抓些什麼“大綱”，考慮些什麼“大局”呢？這從下面的事例中似乎可略見一二。
抗戰後期，1944年，岡村寧次突然約見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孫良誠，當時的情況親信周永業有一段回憶:孫偕周永業如約到日本兵團部後，見日本方面只有岡村寧次、坂西一良和他的參謀長小林大佐，偽軍方面只是孫良誠和周永業，宴會是西餐。飯後只見坂西對小林使一個眼色，兩人一聲沒講便出了客廳。室中只有岡村、孫良誠、周永業三個人。這時岡村低著頭在地下溜來溜去約有十幾分鐘沒有開腔，他的神情似乎很苦悶，想要說什麼話，又不肯講。又呆了一個不小的時間，岡村走到孫良誠的背後，用左手拍著孫的左肩膀說:“孫將軍，我想求你協助我一下，我願意通過你的努力，跟馮玉祥先生說，再通過馮先生跟蔣介石說，我願意犧牲我的最高指揮官和大將的軍銜，願意跟他講和，如果辦的到，我親自飛重慶怎樣？”孫良誠當時沒言語，約五六分鐘以後對岡村說:“我努力去做吧！”岡村說:“你努力吧！”這樣便結束了談話。如果周永業的記憶不誤的話，岡村寧次與孫良誠的會見當在1944年9月25日之前的某一天。因為據岡村寧次本人的回憶，他是8月25日接到改任第六方面軍司令官的命令，9月4日抵達漢口就任，9月25日即由漢口出發，去
南方視察部隊去了。作為一個統兵一方的軍事將領，本來是無需操心與蔣介石講和這樣的事的，而岡村寧次卻在考慮這樣的問題，看來他確比只會聽命打仗的其他日軍將領高出一籌。
不過周永業的記憶也可能有誤，岡村寧次與孫良誠的會面，很可能不是在*月間，而是在八月以後，因為文中提到“最高指揮官”，而岡村寧次是在1944年11月24日才被任命為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即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也只有以此身份，講上面那些話才更可信。岡村寧次自己講:“自我就任總司令官直至停戰的八個月期間，最重要事項有二，即進攻四川作戰及開展對重慶工作。”
所謂“重慶工作”，就是日本爭取與重慶蔣介石講和的工作；所謂“四川作戰”，是指岡村寧次計劃集中兵力，進攻重慶。看來岡村寧次是作了兩手準備，一面是拉，拉不過來就打。雖說岡村與孫良誠的談話後來也並無什麼實際結果，四川作戰的方案也未獲批准，但從中可看出，岡村寧次腦子裡，是在考慮戰與和這一類大題目的。
岡村寧次平時集中精力思考“大題目”，把具體事務委與部下，並極少干涉部下的工作。
對他這一種風格，他的部下是很有些感觸的。岡村寧次任十一軍司令官時的一位作戰參謀宮崎週一說:“往往聽說，有的將官對戰術上的細小問題，也與幕僚爭辯討論，還有的將軍事無鉅細都親自處理，使幕僚無所事事而喪失工作的積極性和熱情。因此，有的將軍對於重要的方向性的問題缺乏指導。”而岡村寧次“卻能從大局著眼，高度概括地掌握其要點。回顧起來，我等實有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之憾。”
這段話自然不乏吹捧之辭，但也令人感到岡村寧次的確有比其他日軍將領高明的地方，用宮崎的話說，就是所謂“著眼點高。”不過，要說岡村寧次只注重大局，不注意細節，那也是不全面的。岡村寧次在思考大局的同時，又極其注意某些細節問題。他說:統率切忌干涉細節。但有關世道人情之事雖屬細節，卻應考慮其對統率的重大影響。而輔佐者由於忙於事務，往往對之考慮不周。因此，統率者應親自指示此等細節，並付諸實現。比如說洗澡，這在一般人看來，是絕擺不上戰爭時期大將這一級統兵將領的桌面的。而岡村寧次都予以相當重視，他說:行軍宿營時，如有沐浴設備，宿營的最高長官應注意迅速入浴並儘量縮短時間。如有人來訪或其他事項時，也應使之稍待，而先行入浴。日本軍隊等級是很森嚴的，長官不先洗澡，誰也無法洗澡。這在今天看起來似乎不大可能。下面讓我們看一看一位日本反戰士兵的回憶就會理解的:“在部隊中，軍銜和資歷是壓倒一切的。我們這些新兵，要給上級擦皮鞋、洗衣服、打掃屋子和端菜端飯，一天到晚就像個小家鼠似的忙得團團轉。一天裡難得有三十分鐘的休息。有時甚至不得不在夜間躺在床上蒙上毯子偷偷地哭泣。如果這個抽泣聲被老兵聽見，就會把所有的新兵強拉起來排成一列，從頭至尾來回地賞以拳頭。因此，有的人只好躲進廁所裡去哭泣。”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官沒洗澡，士兵卻洗了澡，那是嚴重的“僭越”事件。可是，勞累了一天，好不容易趕上有條件洗個澡，誰不願意痛痛快快洗個澡，解除疲勞，早點休息？如果偏偏碰上那種不通人情的長官，不是處理公文，高談闊論，就是一洗洗個沒完，士兵們嘴上不敢說，心裡不罵才怪呢。岡村寧次是從基層幹上來的，對此大概是有所體會吧。所以他很注意不要因自己影響了別人入浴，說他從任大隊長以來，養成了快浴的習慣，“一般只用十分鐘即可。”洗澡時要不要勤務兵擦背呢？岡村寧次對此也有所“論述”，他說:澡塘的勤務兵經常要給我擦背。我從前述統率的觀點出發儘量快洗，往往就不讓他們擦背，但在時間富裕又不影響別人入浴的情況下，則儘量接受他們的好意。這是因為勤務兵們過去在部隊裡習慣地把中隊長當作軍中最大的人物，而今在陸軍大將身邊照料生活，感到光榮，因而，誠心誠意要為我服務。理解他們的這一心情，就不應辜負其好意。
表面看來只是一介武夫的岡村寧次，居然能夠體驗到勤務兵的心理，也著實是不簡單。
他本人似乎對此也深感自豪，在1944年5月28日的日記中，岡村寧次寫道:十幾年來，據我觀察，即便是具有相當優秀人格的將官、團隊長等，不少對部下入浴問題是不關心的。實為遺憾。
岡村寧次，就是這樣一個既能考慮全局，又很注意細節的勁敵。
岡村寧次是很好戰的，這與日軍的作戰風格是一致的。有專家在論及日本陸軍的作戰風格時，說:“日軍作戰的一貫長處是:決策大膽，進攻十分主動而堅決，步兵的行動頑強而又帶有狂熱精神。”岡村寧次身上即充滿了這種“頑強而又帶
有狂熱精神”的味道。抗戰初期在武漢等地作戰時，岡村寧次面對數量上佔優勢的國民黨軍，仍能取勝，這固然是因為國民黨軍指揮失當，素質低下，但也確與岡村寧次主動、頑強的進攻精神有關。
岡村寧次在指揮上是很大膽，敢冒險的。他任華北派遣軍司令長官時，曾主張進攻西安和延安，摧毀中國抗日中堅共產黨的總部，並壓迫重慶，妄想一舉以武力解決中國問題。他任中國派遣軍司令長官時，又提出進攻中國政府所在地重慶。他在給部下講述所謂“統帥思想”時，特別提出的一條就是“大膽果敢，確信必勝。”認為過於慎重，不敢冒險的指揮官，在對華作戰中，不會有多大戰果。而另一方面，岡村寧次卻又十分謹慎小心，並注意深入一線，接觸實際。他說:“到任後或大戰前後，都要首先巡視第一線兵團，這是我的信條之一。”僅到一線兵團還不行，岡村寧次還一定要找下級軍官甚至士兵談話，他說:“我一向主張每次訪問前線部隊，一定要聽取軍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實戰經驗。”岡村寧次講，他“從任北滿第二師團長，武漢第十一軍司令官時起，便樂於到現場傾聽下級指揮官、士官、士兵講述戰鬥情況，並予以鼓勵，至成習慣。”“否則便很不舒心。”岡村寧次就任華北派遣軍司令長官後，僅一年，“便對所轄的華北蒙疆地區大致巡視一遍。”這樣，就使得岡村寧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從而制訂作戰計劃時較少先入為主，主觀臆斷。彭德懷注意到岡村寧次這一特點，指出:岡村有很多本事，能實事求是，細緻周密。每次進攻，他都要調查半年之久，做準備工作。沒有內線發動配合“維持”，他不進行“蠶食”。他不出風頭，不多說話，不粗暴，你從他的講話裡看不出他的動向來。他經常廣泛地收集我們的東西，研究我們的東西。岡村寧次，就是這樣一個既積極主動，又謹小慎微的對手。
正如彭德懷所評價的，岡村寧次“不出風頭，不多說話”，是個挺內向的人。他自己講，他的愛好是“飲酒、讀書、下圍棋及釣魚。”據他的部下講，他常“翻閱高級綜合雜誌”，寫生畫畫得也不錯。這也都是些內向的人的愛好。岡村寧次曾“認為自己適於搞情報，”做些不聲不響的工作，不喜歡拋頭露面。
或許是因為岡村寧次有這些愛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軍將領那樣難以相處。用中國的老話講，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發的吧。岡村寧次，就是這樣一個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這樣一個表面不言不語，實際工於心計的人，真是個令人難以琢磨的敵手。對岡村寧次這個人，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
中國抗日軍民對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岡村寧次的自傳裡，他自己提到，抗戰勝利後，
“在延安發表的戰犯名單約二萬多人，我被指定為第一號戰犯，第二號戰犯為曾任華北方面軍的多田駿大將，第三號戰犯為曾駐山東第四十三軍司令官細川中康中將。”岡村寧次說，共黨方面始終抓住他不放，“共黨方面堅決主張把我定為第一號戰犯，直到1949年初與李宗仁談判時，還要求將我引渡共方，作為談判的一項條件。在我回國以後，至今仍不斷看到報紙上對我的責難和攻擊。”岡村寧次對共黨方面“不依不饒”的態度，對自己“榮登榜首”的事實，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說:在當地對我個人的戰犯問題，是從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關於戰犯問題中國方面特別重視戰爭中日軍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戰鬥等四處。我雖始終在中國戰線工作，幸運的是這四處的戰鬥均與我無關。在岡村寧次看來，他這麼一個致力於“日華提攜”的人，他這麼一個有著許多高雅愛好的人，怎麼成了頭號戰犯了呢？下面，我們先不去引用當年起訴書中的文字和數據，也暫且承認岡村寧次在1937年沒有直接參與南京大屠殺，我們就從岡村寧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劃和指揮的冀中“五一”大“掃蕩”看一看，他還有什麼“委屈”可講，還有什麼道理可說。
如果說，南京大屠殺，是日本法西斯軍隊在中國城市犯下的罪行，那麼，“五一”大“掃蕩”，則是日本法西斯軍隊在中國鄉村欠下的血債。
可就是這麼一個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劊子手，還偏偏有那麼一些中國人對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岡村寧次說:“戰爭結束後，據由重慶來南京的舊友透露，重慶方面一些我的友人，都為我慶幸。”
據岡村寧次的日記，1945年12月18日蔣介石來到南京，僅過了5天，也即12月23日，蔣就迫不及待地會見了岡村寧次。岡村寧次在日記中，記載了當時的談話要點:蔣:您身體健康嗎？生活上如有不便，請勿客氣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儘量給予便利。我:深感厚情，生活滿好。
蔣:從何總司令處得悉接收順利進展的情況，殊堪同慶。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
我:目前沒有，如發生困難，當即奉告。
蔣: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孫文先生之遺志，加強協作實為至要。
我:完全同感。
岡村寧次說，“蔣委員長”始終面帶微笑，和藹近人。他特意安排了這次會見，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這不像是一個戰勝國元首與一個敵國敗軍之將之間的會見，倒像是多年未見的老友的重逢。
可能就是因為岡村寧次有這麼多的舊友吧，最後，他竟然逃脫了中國人民的審訊，社會正義的法庭，回到了日本。
日本人，特別是岡村寧次的部下，對他則是大加讚美，極力吹捧。說他“在統率及作戰方面都是罕見的名將。”是“兼備明智、卓見、果斷、意志堅強等優秀品質”的人才。說他“最後成為百萬中國派遣軍的總司令，乃是理所當然。可惜為時過晚，實為遺憾。”岡村寧次，真的是如他的部下所言，是個如此完美，如此出色的“名將”、“天才”嗎？當然不是。首先，岡村寧次在作戰上也無法擺脫日軍那一套陳舊而機械的教育方法，在指揮上決非像他的部下吹噓的那樣指揮若定，料敵如神。就是在岡村寧次頗為自得的武漢會戰中，他的指揮也屢屢出現重大失策，以致參加過武漢會戰的原國民黨將領，回憶起當年的戰況時，竟發出“不知畑俊六和岡村寧次當時是怎樣想的”感慨。
其次，岡村寧次在為人上，也有虛偽、冷酷、不敢面對現實的一面。
岡村寧次自稱是極其關心日軍軍風紀的，聲稱要“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轍，”為日本軍隊“掠奪、殺人、放火的情況很普遍而感到嘆惜。”他甚至別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套“從中國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當地的治安情況的好壞(也包括日本兵的軍紀)”的“理論”:絕對見不到姑娘們的蹤影。系懼怕日本兵的佐證。治安不好。
對我們的汽車、卡車感到稀奇而遠遠地從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在上項情況下，走出家門口眺望，中國姑娘神態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來的街道上。治安良好。岡村寧次這一套“理論”，倒也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那麼既然如此，在這位如此關心軍紀，而又大權獨攬的司令官先生的統率下，至少華北日軍的軍紀應該是有所改善吧。下面我們就會看到，岡村寧次親自指揮的日軍，在冀中是怎麼樣的“軍紀”，給冀中婦女帶來的是怎樣的苦痛。岡村寧次為人十分冷酷，不擇手段。他自己在自傳中說:
昔日的戰爭時代不存在“慰安婦”問題，談起戰爭，深感內疚，因為我是“慰安婦”計劃的創始人。1932年上海事變時，曾發生兩、三起*案，我作為派遣軍參謀副長曾仿效當地海軍，請求長崎縣知事召募“慰安婦團”，其後*案未再出現，令人感到欣慰。現在(指1938年——引者注)幾乎各兵團都有“慰安婦團”隨行，已形成兵站的一個分隊。原來，岡村寧次還是名聲狼藉的慰安婦制度的始作俑者。為了解決軍隊士兵的性飢渴，甚至可以犧牲本國婦女的自尊，多麼冷酷無情。
如果說岡村寧次對他對本國婦女犯下的罪行還有那麼一點內疚的話，那麼，他對於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簡直連一絲悔恨也沒有，而且不僅沒有悔恨，甚至還死不認賬，顛倒黑白。在他的自傳裡，專門有一段談到“三光”政策，他說:這次就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以後，幾經思考，於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節，向司令部全體高級軍官作了訓示，首先朗誦明治天皇所作詩句“國仇固當報，仁慈不可忘”，然後帶領大家高呼“滅共愛民”。在那以後，我認為貫徹愛民方針至關重要，又提出了“戒燒、戒淫、戒殺”的標語訓示。順便提一句，日、中的共產黨把我的三戒標語篡改成“岡村寧次的可燒、可搶、可殺的三光政策”大肆宣傳。令人驚奇的是，甚至日本進步學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這種宣傳。因純屬無稽之談，毋庸置辯。
岡村寧次說是“毋庸置辯”，其實還是辯了。只是他覺得有些話從自己口中說出來或許不那麼方便，便借用了“原中國派遣軍所屬師團長船引正之”的話來替自己狡辯。這位師團長的書中有這麼一段話:巖波書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載有:“岡村寧次大將率領的華北方面軍於1941、1942年進行大規模掃蕩戰，施行了中國方面稱為三光政策的殘酷戰術——燒光、殺光、搶光”三光政策一詞，我們尚屬初聞。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並煞有介事地予以發表，實為可笑。再說，這個三光政策與事實完全相反。(中略)岡村大將新陣前訓的第一項便是“戒燒、戒淫、戒殺”三戒，這點我記憶猶新。每天至少在點名時聽到一次列隊高呼“戒燒、戒淫、戒殺”之聲。日軍在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的大“掃蕩”中執行了“三光”政策，這是每一個敢於正視歷史的人公認的事實，本來也是“毋庸置辯”的。可既然這些當年的司令官、師團長們硬是閉著眼睛說什麼“三光政策一詞，我們尚屬初聞。”我們也只好多說幾句。為了不“生搬一方面的史料”，我們就不用中國方面的史料，而用日本方面的史料來證實這一事實。一位岡村寧次當年的部下，獨立步兵第42大隊士兵三神高，在一篇題為“試膽——抓住農民，簇擁而上，刺成蜂窩”的文章裡寫道，1942年8月上旬，當他所在部隊在山東省臨清、館陶、邱縣一帶進行大“掃蕩”時，每逢攻入村莊前，上司都要下達這樣的命令:“男人全部抓起來，家畜也集中，好吧。臨走時候點把火！”這樣的命令，在進入哪個村子時候也都是這樣傳達的。鬼 子 進 村岡村寧次的另一位部下，59師團54旅團獨立步兵111大隊曹長種村一男也供認，1943年5月，他所在部隊在山東省萊蕪縣、章邱縣一帶進行“肅清*”行動時“我的中隊是支隊，和本隊分開後見人就殺，見村就搶，到處破壞。”日本兵進村的情景是這樣的:
“衝呀！”他們託著槍，隨著率先跑向村子的分隊長，一齊闖進了村子。三神忘掉了腳疼，也跟著飛跑過去。可以聽到老婆子和孩子們的哭喊聲，混雜著豬的叫聲。部隊也好像是到了村裡，可以聽到士兵的大喊聲，農民的咒罵聲，女人的慘叫聲和孩子的哭叫聲，豬和雞垂死的叫聲等等。這些聲音摻雜在散亂的人們到處奔跑的腳步聲裡。日本兵離村時的情景則是:日軍43大隊蜂擁來到臨近渤海灣的濱縣東北十幾公里的這個村子，是1944年快要結束的11月22日一個陰沉沉天氣的傍晚時刻。“日軍”走過之後寸草不留。這是中國人民痛切的控訴。1000多名日本軍住過一夜的村子，樣子就完全變了。在所有的道路上，到處都丟著豬頭、雞爪，雞毛亂飛。從房屋門口到院子前面，高粱、小米、麵粉、衣服，各式各樣的布頭，扔得到處皆是，連落腳地方都沒有。當然，這還是指“哪裡都看不見人影”的村莊。日軍只能是燒光、搶光，無法殺光。無怪日軍士兵在談到所謂“三光”，也即“掃蕩”時，是這樣認識的:比戰鬥更重要的是踐踏所到之處的農家，殺掉牛、豬、雞，把凳子或是農具——有時連棺材也當作劈柴。用搜羅來的油和麵粉烹調成“野戰飯菜”來吃，這就是所謂“戒燒”。如果去“姦淫”，酒和女人都會有的，賭博的“資本”也有了，但別把性命丟了。這就是“戒淫”。這是老兵們的口頭禪。岡村寧次等人不敢正視這些事實，還在那裡大談什麼“戒燒、戒淫、戒殺”，這才真是“實為可笑”。
岡村寧次也不是老那麼“沉著”，具有軍人風度。1949年1月26日，上海軍事法庭宣判岡村寧次無罪，岡村“突然接到這一可喜的命令，心情反而緊張。”又是忙著收拾行裝，又是急著聯繫汽車，29日一早，即乘美國船倉惶出逃，“由於匆忙動身歸國，竟未領取國防部的判決書。”事後他還心有餘悸地寫道:“我再次倖免於難，過去不止一次倖免於難，可謂幸運兒了。”
此時此刻，這位連判決書都沒有領取的“幸運兒”心裡，恐怕只有逃脫了法網的慶幸，離開了中國的驚恐，哪裡還有什麼“沉著”、“從容”的“大將風度”呢？岡村寧次還很迷信，他在北京的幾年中，就有一位“占卜大師”小玉吞象“時時來訪”，為他占卜。到了戰後，岡村寧次更是坐禪誦經，日盛一日，儼然像個“居士”。
總而言之，岡村寧次就是這麼一個一方面對中國有相當瞭解，並有相當實戰經驗，也確有一定才幹的人。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十分冷酷、虛偽，且不敢面對歷史的人。在人民眼中，他是個災星，在戰爭狂和某些中國人眼中，他又是個“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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