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十大元帥中，性格最鮮明的，要數彭德懷和林彪。而且這兩人一動一靜。彭德懷是一團火，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林彪是一潭水，一潭含而不露的深水。
林彪這個人心思縝密、性格內向，還在讀書的時候，他就給自己寫了一幅座右銘：讀書處處有個我在，行事樁樁少對人言。這也幾乎成了他一生行事風格的寫照。不過少對人言，並不代表沒有想法，而且恰恰相反，林彪善於思考在部隊中是出了名的，很多時候他只是嘴上不說而已。他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寫信。
林彪愛寫信同樣在部隊中是出了名的，但凡給上層領導反映問題，或者與同級戰友溝通感情，他都常用這一方式。但是在林彪解放前所寫的那些信中，有兩封極為重要，都是關於毛主席的。而且這兩封信很有意思，一正一反，一封救了危難中的毛主席，一封差點害了同樣危難中的毛主席。
1929年4月，中共中央將剛從莫斯科學習歸來的劉安恭派來紅四軍。為給劉一個安排，毛主席和朱德恢復了曾“停止辦公”的紅四軍軍委，並由劉安恭擔任軍委書記。但是，劉安恭擔任軍委書記後卻有意將權力收歸自己，聲稱前委只討論行動，決策由軍委負責。這一來，就激發了軍委與前委的矛盾。
為解決這一問題，6月28日，紅四軍前委在白砂召開會議展開討論。會議以36票對5票通過決議，取消紅四軍軍委，劉安恭改任第二縱隊司令員。事情到此似乎就結束了，但是紅四軍高層的矛盾卻一下子展露在大眾面前。
眾所周知，紅四軍是南昌起義的隊伍，不是秋收起義的底子。所以，這支部隊到底怎麼表態，就成了非常關鍵的問題。這時，作為紅四軍戰鬥力最強的主力團二十八團團長的林彪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
“現在四軍裡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慾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種現象是破壞黨的團結一致的，是不利於革命的，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並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志所矇蔽陰謀……這是一個可嘆息的現象。”
信寫完後，林彪把信託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帶給毛主席。江華事後回憶說，毛主席收到信後一夜未眠。提筆給林彪回了一封8000多字的長信。
“林彪同志：你的信給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鬥……”
字裡行間，充滿了對林彪的感激和信任。
但1935年長征途中，當部隊渡過金沙江後，林彪卻跳出來給毛主席出了一個難題。導火索也是一封信。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被迫長征，從江西出發時大約是86000人，血戰湘江就犧牲了一半多，部隊減員至4萬餘人，後來雖沒遇到什麼大的惡戰，但是國民黨前堵後追，渡過金沙江後，部隊只剩下了不到20000人。這樣一來，部隊中對中央指導有意見的大有人在。雖然此之前的血戰湘江等並非毛主席指揮，但現在的實際領導者是他，林彪跳出來說指導不力的問題，顯然就是針對他。
原信至今未曾披露。但是據《彭德懷自述》，信的大意是要求毛主席、朱德、周恩來隨軍主持大計，前敵總指揮由彭德懷擔任，也就是說，把紅軍的指揮大權交給彭德懷，然後迅速與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會合。
這封信對毛主席的刺激很大，甚至一定程度上孤立了正處在非常時期的毛主席和中央紅軍。因為林彪是他一貫信任的戰將，而如此危急關頭，就連林彪都出來反對，他覺得事情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於是專門開了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來處理這件事。
會上，林彪受到嚴厲的批評，紅軍高層紛紛表態支持毛主席，由此，終於統一了思想，克服了當時普遍存在的消極情緒，隊伍也確定了新的發展方向，為後來的長征勝利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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