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負的是哪個“義”
曾國藩對沈葆楨有知遇之恩，不但幾次出手相助，而且數次向朝廷舉薦沈葆楨：“器識才具，實堪大用，臣目中罕見其匹。”後來，沈葆楨被破格提拔為江西巡撫。
提拔沈葆楨，一方面是因為其才具不凡，另一方面是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要同太平軍作戰，不得不四處籌備軍餉，想在餉源地安插一個“自己人”。沒想到沈葆楨不僅本人拒絕為湘軍供餉，連部下這樣做也決不允許。湘軍一度欠餉多達15個月，只能煮粥度日。曾國藩的部屬們大罵沈葆楨“忘恩負義”，曾、沈二人的關係也因此漸行漸遠。
沈葆楨為政清廉，深孚眾望，去世之日，“布被舊衣，一如寒素，宦囊蕭索，不名一錢”。他在給友人吳惟允的信中說：“吾輩出而任事，國家是為，豈其為朋友私情耶？”這句話也許道出了他與曾國藩分道揚鑣的原因所在。公允地說，沈葆楨顯然不是忘恩負義之輩。
俗話說，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知恩圖報、重義輕利，是人之常情，也是中國的傳統美德。對熟悉的鄉親、知人善任的“伯樂”，確實應該心存感恩，念念不忘。但同時也要明白一個道理，權力姓公不姓私，不能以私情害公義。
北宋的范仲淹長期在地方為官。比他年齡小一些的晏殊少年得志，14歲就被宋神宗賜進士，而且曾給宋仁宗當過老師，30多歲就當了樞密副使。在他任樞密副使時，曾向宋仁宗舉薦范仲淹到秘閣任校理，使範從地方進入朝廷，可以說對范仲淹有知遇之恩。
然而，天聖七年冬至，兩個人卻發生激烈衝突。當時，劉太后讓宋仁宗率百官在大殿前為自己拜壽。因為仁宗登基時，只有12歲，一直是劉氏垂簾聽政。范仲淹認為此議不妥，就向朝廷上了一封奏章，意思說天子有事親之道，但無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但無北面之儀。而且認為宋仁宗已經18歲了，太后應該“還政”於帝。范仲淹的奏章在朝廷引起軒然大波，令劉太后十分不快。晏殊知道後，十分惱怒地訓斥范仲淹：“你知道嗎？這樣會連累舉薦你的人！”
范仲淹後來給晏殊寫了一封近兩千字的長信：《上資政晏侍郎書》，說明自己給朝廷上書的理由，批駁了晏殊明哲保身的觀點。在書信最後，他十分堅決地說：“維公察某之辭，求某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生平之知，使某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倘察某之志如，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意思是說，如果你認為我還可以指教，就不要後悔當初薦舉我；如果認為我不可造就，你就去向朝廷聲明，以這封信為證據，免除你薦舉我的罪責。
一個人的成長，源於社會方方面面的合力。飲水思源的“源”，絕不僅僅是家人、親朋。倘若只圖自家、只顧鄉梓、只謀私利，最後必然會發展到封妻廕子、雞犬升天那一步。
晚清中興名臣胡林翼律己甚嚴。在黃州任職時，他的一個族人上門投靠，胡林翼一連數月供他吃喝。一天他忽然來辭行，原因是某營官奉命調動，他用了些錢捐薦自己和這位營官一道前往。胡林翼聽後大怒，找來營官說：“吾有族戚，力豈不能庇之，爾輩藉以結納，風氣一開，伊于胡底！”他不但給這位營官記過一次，把族人趕了回去，而且通知各臺局營員，要秉公用人，不能看在上司同僚的面上而壞了規矩。
陳毅元帥在詩中寫道：“第一想到不忘本，來自人民莫作惡。”對於共產黨員、革命軍人來說，不僅要感恩家人、朋友，更需忠於組織、感恩人民。永遠不要忘了“我們當初是從哪裡出發的、為什麼出發的”，永遠不要辜負組織和人民這個大寫的“義”。
紅軍時期，黃克誠因肅反中保護幹部險遭冤殺，行刑前被彭德懷緊急干預“槍下留人”。之後兩人長期共事，黃克誠始終未知此事，兩人“言不及私”“相待以誠”。直到29年後，黃才偶然間得知彭的救命之恩。遠離“苟富貴，勿相忘”的江湖義氣，不搞謝恩私門的功利交往，這正是共產黨人襟懷坦蕩、大情大義的真實寫照。
（作者單位：96035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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