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会了我们谦卑，我们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无所不通，这就像一切伟大宗教的教诲一样：人不是神，也绝不可能变成神，在神的面前，他必须俯首称臣。”
“我认为，政治自由的伟大理想几乎完全是通过法国人才在欧洲大陆为人所知的，此乃思想和政治史中的一大悲剧；那个从来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民族（法兰西民族）……他们以一种建构主义的理智至上论——我将把它简称为理性主义……”
哈耶克《大卫·休谟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悲剧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是常见现象，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法兰西民族并不知自由为何物，因而造成了血腥的法国大革命。那么，“人是进化而来的”这一思想是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另一个悲剧或灾难呢？匆忙做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草率与不负责任的。笔者只是想提出这一问题，引起读者的一些思考。自达尔文于1859年11月24日在伦敦出版《物种起源》一书以来，一个事实是显然的，进化论对人类文明演化、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史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少是对于生活在东欧、前苏联和中国的广袤土地上的人们的思想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是进化而来的观念作为科学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理念，以此为理论基础，对上帝创世的否定被认为是人类思想解放与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性飞跃。
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只是希望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对中国人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根深蒂固的无神论思想提出某种质疑，唯一目的，是希望坚定的无神论者们，尤其是大量持无神论观念的精英人士，思考一下在中国教育背景下通过灌输而来的无神论观念，是否一定是如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种无懈可击的科学论证。
无神论被大量中国人认为是具有严谨的科学基础与逻辑的，在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更是如此，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坚定地信仰无神论，他们都是高智商高学历的博学之士。自五四运动始，科学与民主就成为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坚定信仰，其中不乏北大清华毕业的天之骄子或杰出人物，他们因其理性精神而毫不迟疑地否定上帝的存在，并以其科学精神坚定地信仰人是进化而来的理论。例如思想敏锐深刻的经济学家顾准先生，认为《圣经》只是一部神话故事。而许多博学的社会精英常常信心十足地断然对谈及上帝信仰的人们冠以一个轻蔑的称谓：神棍！
他们掌握了真理吗？抑或是他们陷入了偏见的深渊？
毫无疑问，《物种起源》或进化论是一种科学理论。但我们不应忘记波普尔所说：“我们应该把所有法则或理论都视为假设或推测”。波普尔所表达的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因此，认为进化论是不容置疑牢不可破的真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违反科学精神的——大量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精英们却恰好具有这种反科学精神的方法论，再加上他们的高智商与博学，造就了他们的毫无谦卑，表现为一种无所不通全知全能的状态——但他们对此已毫无觉察。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精英人士。记得笔者曾偶遇一位太空科技专家，他会对他毫无研究的经济规律和现象做出不容置疑但显然错误的论断。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写到：“科学教会了我们谦卑，我们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无所不通，这就像一切伟大宗教的教诲一样：人不是神，也绝不可能变成神，在神的面前，他必须俯首称臣。”遗憾的是，大量中国社会精英并没有在科学精神的照耀下谦卑下来，相反，他们走向了全知全能的极度自负状态。波普尔的论断和哈耶克的阐述所蕴含的，正是一种中国社会精英们所不具有的真正的科学精神与正确的方法论，而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消除这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论正是系统性的中国教育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
如前所述，笔者并不想对无神论和上帝的存在做出一个孰是孰非的判断，而是想呈现一些显而易见被大量中国人忽视的最基本的客观事实，进而提供一种真正理性科学的方法论——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进行非主观臆断思考的思辨能力。我曾与一位医学专家有过一次对话，感谢这位医学专家，因为他诚实地告诉了我他的真实思想——而这在中国社会中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我：为什么人一年四季随时可以保持情欲?而动物只有一个发情期？
医生：因为荷尔蒙的作用
我：荷尔蒙是怎样产生的呢？
医生：进化而来的
我：您相信进化论？
医生：是的
我：有充分的证据吗？
医生：没有！
我：进化论（《物种起源》）是一本书，《圣经》也是一本书，为什么您会相信进化论呢？您觉得有足够的证据吗？
医生：没有！
我：那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进化论呢？
医生：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我：为什么认为唯物主义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医生：因为从小就是这样受的教育。
这位医学专家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客观事实：相信人是进化而来的，不是因为理据充分，而是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或者坦率地说是灌输。就大部分相信进化论的中国人而言，这正是事情的真相。人们相信进化论，只是因为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点。请注意，笔者丝毫没有就此否定进化论的想法。这里，笔者只是想呈现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这位医学专家是在没有充分或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相信进化论的，他仅仅是因为从小被教育而接受进化论和唯物主义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教育产生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即人们接受某种观念或理论是由于观念的灌输而非科学理性的思辨，人们实际上并不清楚这一理论是否真的成立。主观臆断而非依据客观事实做出判断——这正是中国教育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记得我曾经与一位老者做过一次交谈，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人今天享有的物质生活无一例外是西方文明创造的，例如飞机、火车、汽车、手机、电视、高速公路……老者立刻回应道：我相信，美国在其发展过程也在向中国文明学习借鉴。我说：这很可能，但您能给我举出一个具体例子吗？他思忖了片刻之后说：我暂时想不到。与许多中国人相信进化论一样，这位老者也展示了非常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既没有理论也没有事实依据地进行主观判断。这里的关键是，这位老者在做出“美国也在向中国文明学习借鉴”这一结论的时候，在他的大脑中，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事实根据。也许，美国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从中国文明中有所借鉴。但问题是，老者做出他的结论时，对此是一无所知的，显然，他不假思索做出的结论同样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这也同样是极度缺乏思辨、灌输式的中国教育产生的最为糟糕的结果。实际上，大量中国人，正如这位诚实的医学专家和老者一样，当他们做出他们信以为真的结论的时候，并非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相关的事实依据或真正理解了其中的科学逻辑，而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单一观点的灌输式教育。
在这里，笔者希望各位读者注意和思考的，只有一点：即这位医学专家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人是进化而来的。相信许多坚信进化论的社会精英会说：进化论的理论体系完整地摆在那儿，进化现象的客观事实也是达尔文认真考察过的，这些难道不足以证明人是进化而来的吗？或许，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确证明了人是进化而来的，从而为无神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一位医学专家是在并不充分了解进化论的情况下相信人是进化而来的，是一种想当然的观念。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病态的思维方式，而这种病态的思维方式正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
作为对照，让我们来看一下，在加拿大接受教育长大的孩子，他们对于进化论会有怎样的认知呢？就此问题，我与一个在加拿大长大的华裔大学生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
我：你们在初中高中时学习进化论吗？认为人是进化而来的吗？
学生：Yes, Evolution and Darwinism
（是的，学习进化论和达尔文的学说）
我：我同意进化论是一种科学学说或理论，但认为人是进化而来的，这有足够的证据吗？
学生：There are theories suggesting that humans came from apes ,but I don""""t believe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back that up。this is common knowledge in Canada.
（的确有一些理论认为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佐证这些理论，这在加拿大是普通的常识。）
我们看到，对于进化论的认知，中国的医学专家与加拿大的学生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的问题首先不是进化论是否能够成立，而是中国学者与加拿大学生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正反映着中国教育与一个文明发达社会教育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我们能够正视并承认这种巨大的差异，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大量的中国社会精英，由于中国教育的长期灌输与熏陶，在理性与科学精神至上论的引导下，失去了依据客观事实思考问题的能力，走向了致命的自负。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他们以一种建构主义的理智至上论——我将把它简称为理性主义”来认识世界和思考问题。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高智商博学的社会精英，以其拥有的科学理性精神，厌恶地称具有上帝信仰的人为神棍，正是中国教育造就的致命的自负的具体表现。本质上，是中国教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的确高智商、他们的确博览群书、他们的确知识渊博。但中国教育所导致的主观与自负，让他们对人类历史中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创建美国的国父们大多是信仰上帝的，那么，美国的国父们是否是神棍呢？华盛顿是神棍吗？亚当斯是神棍吗？杰佛逊是神棍吗？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神棍吗？
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做出了宣布美国独立的决议，7月3日，约翰·亚当斯在给他的妻子艾碧该·亚当斯的信中写到：“1776年7月2日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时刻。我相信我们的后辈将每年一度庆祝这个伟大的纪念日。这个日子应该被视为拯救日来庆祝，是依靠对全能的神的庄严奉献而获得的。”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将美国的独立视为全能的神对他们的拯救，只有对上帝深深的敬畏才会让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产生这样的思想。我无论如何无法将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与神棍联系起来。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对于杰斐逊的宗教信仰，罗马天主教神学领袖杜勒斯是这样总结的：“总而言之，杰斐逊之成为自然神论者，是因为他信奉独一的上帝、信从天命、相信天行有常与死后的审判，而非信服于超自然。杰斐逊视基督教为自然宗教的最终解释，以耶稣基督为无与伦比的道德导师，因而成为基督教徒。但他拒绝信仰正统基督教，也拒绝相信教义中所称，基督为上帝之子的肉身，为命定救主等观点。杰斐逊的宗教信仰差不多就是当时的美国式自然宗教”。我们能够将这位信奉上帝的《独立宣言》作者与神棍合二为一吗？
1620年11月，英国的“五月花”号帆船终于接近了美洲大陆，船上载有一百零二名英国清教徒。他们在上岸之前签署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文献——《“五月花号”公约》：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吾等签约之人，信仰之捍卫者，蒙上帝恩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及爱尔兰国王詹姆斯陛下的忠顺臣民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吾王与基督信仰和荣誉的增进,吾等越海扬帆,以在弗吉尼亚北部开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公民团体。为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并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和平等法律、法规、条令、宪章与公职，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11月11日
这里的客观事实是，最早到达美国的先驱者们也是以上帝的名义立约的。
一定有人会说，上述事实均发生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前。否则，美国的国父们都可能会成为无神论者，的确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们又如何解释今天依然遍布美国的教堂呢？我们又如何解释在今天的美国依然枝繁叶茂的基督教传统呢？我们又如何解释如下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呢？罗斯福、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均是具有上帝信仰的美国总统，就连穆斯林出身的黑人总统奥巴马也是信仰上帝的。事实上，进化论从未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
持无神论信念的中国社会精英们，当然可以坚持进化论观点。但同时，也应该正视一个现实——上帝信仰对西方文明无所不在的影响。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与科学发展，宗教信仰密不可分的。至少我们无法否认，西方发达国家（不包括日本，日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无一例外是具有上帝信仰的，而在佛教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人类无一例外地尚未摆脱大面积的贫困生活。
中国知识渊博的社会精英们，在对进化论的认知上，尚不及一个加拿大普通的大学生或高中生，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知识本身，不在于智商，不在于人生经验，而在于所受的教育，在于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本质不同所导致的方法论不同。因此，对于笃信进化论和无神论的中国人来说，首要问题并不是了解进化论或上帝创世说的相关知识，或确定二者的是与非。首先需要认清的是，抛开一切宗教信仰、政治观点和科学理论，从常识出发，审视自己的教育过程（从小学、中学到高中、大学）是不是一个单一观点灌输的教育方式。如果的确如此，那么首先要警惕的是，自已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偏见。事实上，当我们将进化论视为一种不允许质疑，不允许挑战的信念的时候，就已经丧失了真正理性的科学精神，这是无视客观事实的主观性思维模式必然产生的后果……
进化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进步还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或灾难，这是每一个中国无神论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当我们有能力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的时候，我们或许就迈出了走出愚昧和致命的自负的第一步。最后，我想以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引用的一段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特罗特的论述作为结束语：“我们必须自我警惕，切不可认为科学方法的实践增强了人类理智的能力。以为在一个或数个科学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人士，在思考日常事务上也会聪明过人——与经验相悖者，莫此为甚。”
閱讀更多 那樓很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