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重視調查研究，善於調查研究，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是我們黨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是謀劃工作、科學決策的重要依據。老一輩革命家不僅對調查研究問題發表過許多重要而精闢的論述，而且經常深入基層親自做社會調查，撰寫了許多調查報告，為我們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指導。
1961年1月，一篇題為《調查工作》的文章被送到毛澤東的案頭，毛澤東稱它為“已經30年不見了”的“老文章”，並在上面批註：“看來還有些用處。”1964年，毛澤東將這篇文章的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
《調查工作》一文是毛澤東在1930年5月寫就的。當時的毛澤東在井岡山及中央蘇區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這些調查報告，始終貫穿著毛澤東對於調查應把握特點和規律的認識論，這一認識論，通過《調查工作》裡的一個重要觀點體現出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觀點，不但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密切聯繫群眾、發動群眾的秘訣，放在新中國成立後，仍然是中國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制勝法寶，對於克服教條主義、樹立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工作作風，起著巨大的指導作用。
走出去，請進來
向社會作調查，“眼睛向下”，是毛澤東提出的一個“瞭解下層情況的方法”。為此，他教育領導幹部：“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如何“向下”？那就是走出去。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一年中有很多時間奔波在去各地調研的鐵路上。火車專列一次又一次把他送往祖國的天南地北。據統計，截至1975年，毛澤東乘專列走了340多萬公里。
在專列裡，毛澤東聽取各地的彙報，詢問當地的情況，甚至直接走進群眾。可以說，毛澤東依靠著火車這條“腿”，讓他對基層的各項情況有了更加直接的瞭解。伴隨著一條條真實信息的掌握，一項項重要決策在調研中形成。人們形象地稱他的專列是“流動的中南海”。
1961年，經歷“大躍進”的挫折後，為了解決農業經濟衰退和農民生活問題，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領導幹部去各地調研，解決食堂、社隊體制和農業生產問題。
這一年4月，彭真到北京懷柔進行調研，鄧小平到北京順義進行調研；5月，周恩來到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進行了四個晝夜的調研；6月，陳雲到家鄉青浦的小蒸進行調研……
此後，中央先後收到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從各地寄來的調查報告。這些調查研究工作為中共中央進一步解決當時農村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做了重要準備。
走出去，是老一輩革命家調研的一大特點；請進來，則是他們調研的一個重要方法。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劉少奇負責準備八大的政治報告。此時的中國，即將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中國的建設道路究竟應該怎樣走，是八大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為了切實調查清楚黨和國家各個方面、各條戰線的情況，寫好政治報告，從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劉少奇用了3個月時間，將37個部委負責人請進中南海，做了一次系統的調查研究，彙集的材料，記滿了十幾個筆記本。
集全國各部門的智慧，研究國家發展問題，制定正確方針政策，劉少奇的調研方法，引起毛澤東的興趣。他說，這個辦法好。從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澤東共聽取了34個部委的工作彙報。
劉少奇和毛澤東先後主持的這兩次彙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中央對經濟建設中各方面問題進行的時間最長、內容最系統的調查研究，為中共中央在八大制定正確的經濟建設方針打下堅實基礎。
調查研究就像“十月懷胎”，決策就像“一朝分娩”
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科學決策的過程，省略不得、馬虎不得，更不能走形式。毛澤東對此形象地總結道：“調查研究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陳雲也說：“重要的是要把實際看完全，把情況弄清楚，其次是決定政策，解決問題。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那麼，應該怎樣把情況弄清楚呢？這就涉及一個問題：調研對象如何選擇？
毛澤東認為，調研對象要有典型性。材料是蒐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若抓不住主要矛盾，即使十樣事物調查了九樣，也是沒有發言權的。找調研典型，要根據不同情況具體劃分。比如，農業按地理分，“全國瞭解兩個鄉，南方一個，北方一個，對中國的農村就有一個基本概念了”。工業按行業分，“比如煤礦、冶金、機械等，各瞭解一個廠礦就差不多了”。還可以按先進的、中間的、落後的進行劃分，每類調查兩三個，即可知一般的情形。毛澤東把這種通過個別典型而逐步深入的調研方法叫“解剖麻雀”。
周恩來的伯延調研，就是典型的“解剖麻雀”。他選擇伯延公社作為調查對象，是在對多個地區問題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礎上選定的。綜合氣候、人口、耕作習慣、歷史傳統等因素，伯延是華北地區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公社，也是受“大躍進”影響較深的地方，所以選擇這一地區進行調研，形成相關決策，對於解決好其他類似地區的問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事實也證明，周恩來選擇伯延作為調研典型，掌握了大量的真實資料，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參考。
尋找和選擇典型案例進行深入剖析，是調研的重要方法。1956年7月2日，陳雲同國務院相關部門負責人座談時，專門提及這個問題。他說：“為了避免犯錯誤，在開會、決定問題之前，要下去跑跑，搞一兩個、兩三個典型調查，仔細分析，使我們決定大政方針大體上不出毛病。我最喜歡找家鄉進行調查，因為家鄉情況最容易瞭解，當然不一定都要找家鄉。”1961年，他到家鄉青浦小蒸所作的調研，既系統全面，又細緻周密，是剖析典型案例的範本。
值得一提的是，時隔26年後的1987年1月16日，陳雲再次談起這次調查研究，記憶猶新：“……我在小蒸——我的家鄉做調查研究工作，蹲了半個月。調查中發現，公家養豬的地方髒得一塌糊塗，小豬、大豬、病豬、好豬都吃一樣的東西。我看到農民家裡養的豬，乾乾淨淨，還捉泥鰍餵豬吃。所以，當時我主張把豬分給農民私養，包括大部分母豬。回到北京以後，我向書記處寫了一個報告。那次我花了半個月，調查一個小蒸，一個鄉就是了。”
看似一些“小豬、大豬”之類的具體問題，但選對調研典型後，就能窺一斑而知全豹，通過“報告一些鄉間情況”，而展示當時整個大形勢下的全局情況。正因如此，陳雲寫的3個調查報告對落實調整農村政策、調動農民積極性、解決農業生產問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陳雲一直到晚年，都在強調一個問題：“我們應該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來決定政策。這是做工作能夠取得正確結果的最好方法。”
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
毛澤東歷來主張，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負主要責任的領導幹部要親自作調查研究。在《反對本本主義》中，他提出：“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在《興國調查》中，他又說：“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
這就是說，領導幹部聽彙報、看材料，是調查研究的一個方法，但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更為重要。領導幹部浮在上面聽取的彙報、閱看的材料，往往由於層層潤色而造成信息失真。這種情況下，“瞭解情況主要不靠報表，也不能靠逐級的報告，要親自了解基層的情況。”只有通過親身的調查研究，牢牢掌握了第一手資料，所作決策才會真實可靠。
調查研究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任何貪圖享受和走捷徑的想法與做法是一定做不好這項工作的，很容易導致盲人摸象、走走過場、照照相、招招手等群眾深惡痛絕的形式主義。躬親調研，不唯書面報告，就要“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深入田間地頭同群眾面對面地、平等地交談才能瞭解到真實的情況。1961年劉少奇到湖南農村蹲點做調查研究時，發現參與調研的群眾不願講真話，於是要求社隊幹部不得陪同。他帶著秘書徑直走到生產隊，自己單獨與社員面對面交流，贏得了群眾的信任，聽到了真實的聲音。
老一輩革命家給世人留下了“不唯書、只唯實”的工作方法，給如今的領導幹部頗多教益。我們在調研過程中，要主動與群眾心貼心，群眾才願意掏心窩子、講實話。對於設定好的“規定路線”和“規定人員”要有所警惕，要善於做“自選動作”和選取“隨機人員”，主動到群眾中去做調查研究，避免出現“被調研”的現象，防止調查研究走過場。
2017年12月25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放下架子、撲下身子，接地氣、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開展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何為“心至”，老一輩革命家以自身的親身實踐，為世人作出了榜樣。（李自強）
閱讀更多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