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由國家權力系統所主導、並得到社會廣泛呼應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市場化”、“城市化”等運動，中國社會自上而下地、充滿浪漫激情地為之賦予了“現代化”、“發展”、“轉型”等屬性定義及其意義。與之相匹配，這些年來，在中國社會學界，現代化理論、發展理論以及社會轉型理論等也成為人們用以分析、闡釋當前社會變動現象的主要的幾種理論範式。
但是，在激劇變動的中國社會，社會學者不能不經歷種種困惑——埋首研究、抬頭望路的學者不僅需要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矛盾的尖銳化等等而調整對中國作為鄉土社會或發展中國家等等的屬性判斷，並對既有理論範式作出反思，同時還可能承受著對種種中國難題作出回應的理論壓力。無論是主政者對社會制度或經濟運動等的定義、還是西方學界的既有概念框架，都不能簡單替代學者對社會屬性和演變過程的分析定義。將中國社會置於全球背景下、持續地對社會事實作出甄別，同時在與國際學術界有效對話的基礎上對既有概念理論不斷反思，這些應該成為立足本土社會研究的學者的重要工作。
現代化理論曾是中國學術界解釋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運動的主要理論，近些年來，隨著現代化理論在各國受到普遍的質疑和批判，同時也由於中國社會演變進程所呈現的實際軌跡和問題，轉型理論、發展理論以及其他各種後現代理論等等取而代之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種種新的研究範式，也有力地推進了學術研究的深入和多樣化。但是，面對今天中國不無混亂的“發展”話語，以及現實的“轉型”困境，我們有必要重新對“現代化”概念在中國的意義作出甄別，並認真反思各種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和侷限性。
▍一 轉型理論的價值與困境
轉型理論、或者“post－socialist”視角等等被援引到對當前中國的社會變動的研究，首先應該是與人們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演變與蘇聯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演變的某些類似性的判斷有關。同時，在實際的研究實踐中，相關的理論範式和視角也確實為中國問題的研究者提供了富於適用性的探討路徑。除了如“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這樣的基本事實之外，近幾年來，在中國的政治社會學領域，“國家—社會關係”成為一個突出的理論範式，被研究者們用來分析權力系統在市場化、產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突出作用，以及發育中的社會的現狀及困境。在國內外各種學術文本中，“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以及“共產資本主義”等概念，被學者們用來定義今天中國區別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屬性；而非民主制度下的財富增長過程中特殊的不公平機制，也被用以解釋後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分化；此外，除城鄉二元結構被城市化體制長期沿用、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依賴於非正義的農民工制度以外，新舊制度“雙軌化並存”和新舊交替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制度間的縱向、橫向的各種巨大“縫隙”、“漏洞”等，也成為特權群體的“轉型機遇”。
更多的學者，則將國家—社會關係的理論用以定義和分析當今中國黨政權力系統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與早期現代化理論視野下對“社會”的樂觀期待相比較，今天在轉型理論範式下的國家—社會關係研究，不論是持國家主導說、國家—社會粘連說、還是國家—社會關係緊張對立說，學者們面對基層選舉、社區建設的現狀，以及各種社會成員艱難的維權行動、社會團體生成發展所遇到的重重阻礙，基於對國家重構、權力再生的能力的瞭解，以及對國家(包括各級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控制社會建設的能力的瞭解，不能不重新開始思考在作為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社會”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等這樣一些嚴峻的問題了。這樣的思考也推動了社會學的國家研究。
研究者必須藉助於國內外既有的思想資源、理論路徑以求往前探索，唯此我們才能逐步接近真正的問題。但是，今天我們不能不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卻是：中國社會當前的變化，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轉型”？換句話說，它與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有什麼不同？同時它與蘇聯東歐等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到底怎麼樣？假若我們把中國置於80年代以來東歐各國甚至拉美、南非等國家的民主轉型的背景(或者如亨廷頓所說的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中來看，我們不能不考慮，在我們的“轉型社會研究”中，我們首先必須認真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放棄了原有的計劃經濟制度而創造了不同於各國的特殊的市場制度，但它同時保持了、甚至發展了包括原有政治制度在內的一系列根本性制度。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今天我們需要拿世界各國的轉型經驗和轉型理論來作我們的研究參照，不是為了要便利地解釋中國，而應該是為了找到真正合適中國的解釋路徑。
▍二、發展理論的參照意義及適用性問題
中國本是“第三世界”理論的輸出國之一，長期來也習慣於將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國內外學術界在考察、分析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權利狀況時，有些學者也傾向於將中國歸類到發展中國家一類。但有意思的是，在有些對現代化理論持批判態度而致力於以發展理論闡釋第三世界命運的西方學者及第三世界學者那兒，中國並不被認為是發展理論的合適對象。就像吉登斯曾明確表示的，他傾向於將包括蘇聯、東歐、中國、古巴及其他一些國家列入“第二世界”。他認為這些國家通過鎮壓或嚴格限制私人資本，建立起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從而使自己從迄今為止的仍然存在於西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關係中抽離出來。與此同時，在另外一些以“第三世界”、“後發展國家”(latedevelopers)、“後後工業化國家”(late－late－industrializers)為對象所展開的實證性調查研究、比較研究的文本中，中國也較少被放到一般的亞非拉國家中去加以比較。
顯然，在中國與一般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某些異質性——首先，在作為社會主義抑或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高度集權的國家(state)是組織社會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的強有力的主體。也因此，極權理論、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等等，往往被各國學者用作分析中國的理論範式。
儘管如此，那些基於發展理論(或現代化理論)的經驗實證研究、國際比較研究等，特別是對第三世界和後發國家及地區的實地調查，讓我們得以瞭解當今世界各地極為複雜和嚴峻的各種城市問題，包括城鄉間的鴻溝及城市移民貧困、住房條件的極度惡化、城市貧困群體的犯罪問題，以及越來越嚴重的城市居住環境問題、空間不公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在當今中國的各地城市，也處處可見。此外，學者們對後發展國家城市現狀的研究，在強調這些國家區別於西方國家的特殊性的同時，多注重於全球體系下國際關係以及國家外部條件等對於後發國家的社會變遷的影響，這些對於現代化理論無疑是重要的修正或補充。其對於後發展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所處的依附的、邊緣的地位的分析，為我們瞭解全球資本體系下國際間不對等的經濟、政治關係，以及發展中國家內部社會問題的深刻的全球背景，提供了重要的參照。
不僅如此，有關後發國家經濟增長的內部機制的各種研究，對我們亦富有啟示意義。如阿圖爾·科利對國家干預模式的研究。阿圖爾認為，組織和運用國家權力的方法對全球邊緣地區的工業化速度和模式有決定性的影響。他以印度、尼日利亞、巴西和韓國為四個典型案例的研究，確定了後開發地區組織和運用國家權威的三種歷史模式：新世襲性國家(neopatrimonialstates)、凝聚性資本主義國家(cohesive－capitalists)、分散性多階級國家(fragmented－multiclass states)。在這些類型中，凝集性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集中性、權威結構對社會的深入以及權力對對意識形態的運作、對勞工階層的強力的政治控制等等，讓我們對於“國家主導”之於快速工業化模式的意義，獲得重要的理解角度。
這些國家以凝聚力政治為特點，也就是說，這些國家都擁有集權和目的明確的權威結構，因此往往能夠深入社會內部。基於各種歷史原因，這些國家傾向於將快速經濟增長與國家安全等同起來，因此使前者成為國家的工作重點。在追求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凝聚性資本主義國家開創了一系列與社會主要經濟團體的明確連結，併發明瞭一些有效的工具。在這些社會連結中特別著名的是國家與生產者或資本集團的緊密聯盟。這種政治安排的必然結果是國家對勞工的嚴密控制。這些國家的主要政治工具當然是一個有能力的官僚機構。因為國家與資本的嚴密精英聯盟很難維持，這些國家裡的政治運作經常具有鎮壓和威權性質，領袖們經常運用意識形態(如民族主義或反共意識形態)的動員以贏得社會的接受。
頗具意味的是，發展理論往往被有些中國學者拿來對“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作出解釋。但在一些不乏意識形態化色彩的中國經驗闡述中，論者將發展理論對於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問題的研究以及引出的討論，簡單地套用於中國，以說明中國發展模式所具有的對抗“西方”或“新帝國主義”的正面意義，以及中國所有的制度問題/社會不公現象主要根源於全球資本體系對中國的壓迫的道理。這樣的一些解釋，在理論上存在著將全球化問題簡單地理解為西方化(美國化)問題、以概念化的西方批判取代嚴肅的資本主義批判、國家主義批判、全球化反思(包括對全球化過程中的國家角色的反思批判)的傾向，在方法上以外部因素決定論遮蔽了對國家內部關係的分析。而即使是對外部因素的分析，也存在著將國際關係簡單處理成對立關係、單向度關係的傾向。世界作為人類共同體的一面被忽略，包括國際間文化價值的多面向的傳播，以及國際社會間各種形式的相互支持的關係(這其實是發展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而現實中，在當今的中國(以及歷史上的中國)，並不存在西方制度的簡單移植。作為20世紀最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且今天依然由共產黨一黨執政、黨和政府依然掌握著國家主要經濟命脈和全部政治系統、國家機器的國家，無論如何，對國家權力系統和政治制度的關注，都是研究者無法迴避的任務。
▍三、多維度的“現代化”：對理論反思之反思
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市場化”、“產業化”以及“城市化”、“城市發展”等等，主要是被置於現代化的意義框架中加以闡釋的。通常，作為社會學的一個基本概念，“現代化”(modernization)被認為涵蓋了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作為普遍的社會過程的現代化，它包括了工業化、政治現代化等等複合的過程；其二是作為社會發展模式的現代化，它主要由五六十年代美國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的社會學家所倡導。
也就是說，“現代化”首先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客觀的社會過程。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現代化”也往往被用以對近代以來的社會變動過程以及國家目標的定義，包括產業化、城市化等經濟/社會運動，也包括民族獨立、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以及由政治、文化、社會精英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和文化/社會運動。在社會學的視野中，現代化本質上是個人與社會、社會與國家等等之間關係的聯結方式的轉變，體現為社會諸領域的形態轉變以及組成社會的各系統間關係的轉變。作為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社會實踐運動，現代化不管是否存在什麼樣的模本(如美國式資本主義的、或蘇聯式社會主義的)，現實中它一方面不可避免會受制於國際關係，另一方面也必然地生長於本土的各社會系統之中。
與此同時，“現代化”也是一種理論路徑。對社會從傳統型到現代型的變化的闡釋，正是社會學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宗旨。或者說，對資本主義社會現代化困境的解答，原是社會學產生和發展的動因。在實際的理論路徑中，有關“傳統—現代”的二元式認識方法及其相關的類型化分析方法，普遍地存在於古典社會學和現代社會學之中。這其中，作為戰後美國社會學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現代化理論”曾成為社會學解釋非西方國家社會變動的最重要的範式(典範，paradigms)。對各國社會變化作結構性、趨同性闡釋的現代化理論曾直接影響了西方當代社會理論和主流意識形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西方的中國研究、以及8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學。雖然這樣一種具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社會學理論後來遭到了反思和批判，但它深深地影響了現代社會科學、社會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甚至也滲透於當今各種後現代理論。
然而，在目前中國的學術界、思想界，“現代化”已是一個頗多歧義的命題。一方面，筆者注意到，在最近幾年關於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和反思中，存在著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甚至等同於“美國化”)的某種傾向，且存在著將“現代化”概念與“現代主義”、“西方現代性”等概念相混淆的傾向。此外，一些學者還傾向於將西方左翼理論與現代化理論相對立，用中國的特殊性來否定現代化理論所蘊含的普遍性以及現代化理論解釋中國事實的適用性。從這樣一些現象中，我們不難看到，“現代化”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多維度的特性被相應忽略，這構成了現代化問題討論的潛在障礙。
另一方面，筆者還注意到，由於美國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者倡導的現代化理論受到了種種質疑和批判，近年來，“現代化”概念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意義空間受到相應壓縮，不僅是它作為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最具歷史重要性的“社會過程”的一面被淡化，它在中國社會的文化價值系統中的存在及其意義，也多少受到了遮蔽。
在這裡，筆者想要特別指出的是，“現代化”在中國，不僅是一種社會過程和一種理論路徑，它還是一種價值理想。
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最普遍地、深刻地驅動著中國社會持續變動的價值觀念體系，不是儒家文化，也不是共產主義、或國家主義、個人主義，而是以“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科學”、“平等/自由”、“共和/民主”等這樣一些理想為核心內容的“現代化”目標。一百幾十年來，現代化目標在中國不斷生長、變化，曾引領、驅動了種種變革中國社會的思想潮流。作為深深嵌入於中國社會近代變動過程的價值理念，民族國家的現代化曾被不同政黨共同演繹為中國革命的奮鬥目標，並且也在上世紀40年代末和70年代末直接被執政黨闡釋為社會改革運動的宗旨。同亞洲及其他非西方國家相類似，中國人的現代化理想通常可能以西方社會的文化和制度作為重要的想象源泉，但是，作為生長、運行於本土社會的價值目標，現代化理想不僅具有契合於本土社會及文化的、非西方的本質特徵，且已經成為本土價值體系的重要部分。
因之，對於中國社會中的“現代化”，我們需要從“社會過程”、“理論路徑”和“價值理想”三個維度去認識其意義，並分析其功能。
而實際上，“現代化”無論是作為社會的價值理想、國家的建設目標，還是學術界的概念體系、研究範式，抑或作為我們綜合地、歷史地理解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近現代演變歷程以及當今變動趨勢的基本思路早已綜合地滲透在我們的認知結構和知識系譜之中。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意識到，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所內含的種種社會進化觀，以及在各國現代進程中出現的諸如個人主義、國家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等等觀念及目標，都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重重的困境和問題、甚至災難性的後果。而“現代化”作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實踐，亦帶來了科技對文化的否定、經濟對社會的損害，以及現代生活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另外它還包含了現代國家對社會日常生活的壓迫、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殖民、支配……
儘管如此，筆者認為，
(1)在價值層面，“現代化”理念在中國，一個半世紀以來它主要表達了中國人在遭遇各種社會危機的過程中，對既有社會制度及文化的反思批判和繼承，以及對變革前景的訴求與嚮往。在中國人的“現代化”目標中，積澱有一百幾十年來各種政治文化精英提出的價值訴求和社會發展規劃，其中不乏對西方文化和制度以及對中國自身文化傳統及現代化變革實踐歷程的反思與批判，它與反映了一般民眾對未來社會和生活的美好想象。換言之，“現代化”的社會理念形成於中國社會的變動過程中，已經植根於中國的價值體系，也深深地鑲嵌於中國的政治—文化—社會關係之中。它既不是簡單的外來文化，當然它更不是某種單一價值。同時，對社會現代化目標的這種理想訴求的持續表達，在中國也構成了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廣大民眾在價值文化層面上實現互動的一個重要機制，且在民眾與精英之間、在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實際形成有廣泛共享的意義。這種機制與意義空間的存在，對於任何一個社會都彌足珍貴。
(2)作為具體的概念，我們必須將“現代化”與“現代主義”/“西方現代性”區分開來。“近代超克”的理念在思想史上應有其獨到的地位，但在現實實踐中，知識分子若簡單地拿西方學者或其他先行國家學者對他們自身所處現代社會的屬性分析或對西方現代國家的制度、文化的反思批判，來粗暴地否定非西方社會中人們對於社會發展目標(包括“現代化”目標)的追求，這種傾向蘊含著一種價值優越感，甚至意味著某種文化上的反動——無論如何，對現代性、現代主義的反思，在價值上並不能凌駕於對現代化的訴求之上。
(3)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的中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曾被執政黨闡釋為它的執政綱領、國家發展目標。而知識文化精英所主導的文化啟蒙運動一方面呼應了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另一方面也致力於推動作為“第五個現代化”的政治現代化的早日實現——本來，政治民主化在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價值體系中，其應然的正當性是自明的。與這些相對照，在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變動過程中，不僅“農業現代化”被黨政系統實際變換成了“城市化”目標，而且“政治現代化”目標也逐漸消失於各種版本的改革方案之中。現代化的各種現實規劃與中國社會普遍認同的現代化價值理想之間的分離，正成為今天中國社會的深刻的現代化危機。
(4)此外，在學術領域，伴隨著社會科學各學科在中國的恢復、發展，現代化理論作為一種具有普遍主義特色的理論範式，曾支持了知識界對一種應然的社會發展目標的追求，以及對人類社會具有共享的價值、共同追求的未來的確信。而“現代化”的價值理念也幫助研究者為中國社會中發生的各種變化賦予了進步、發展的意義，並通過一系列學術概念的定義來標示和分析、解釋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如今，這樣的觀念和方法雖然在某些方面已經受到質疑和反思，可它們依然支持著一些社會科學研究者對中國以及許多非西方國家的社會變動現象的闡釋，由此並帶來了複雜的局面——“現代化”成為研究者追求人類普遍正義價值的觀念支撐，以及在現實中揭示社會不公現象、呼籲建設社會保障、法治、民主、公民社會等各種制度的範式參照。可同時，如何解釋中國社會不同於其他各國的實際的變動邏輯，這越來越成為中國學者面臨的一個學術難題。而且，藉著“現代化”的名義，部分研究者也正在為一些不合理、非正當的制度和現象賦予堂皇的理由。
▍四、小結
綜上所述，在現代化理論與社會科學的中國研究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需要對“現代化”在不同的層面——價值層面、理論範式層面、社會事實(社會過程)層面——所展現的問題，作不同的討論。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需要對既有的現代化價值展開反思甚至批判，對現代化名義下的種種非正義的現象和制度實施抵制，同時也需要對現代化理論的各種研究範式作不斷的調整和修補。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對各種在反現代、反西方、反普世價值或後現代等名義下出現的特殊主義、反面烏托邦等等的思潮和理論保持警惕。從這個意義上說，庸俗的現代化理論不僅存在於現代化運動、現代化理論之中，同樣也存在於反現代的理論、思潮之中。
在學術層面，所謂現代化理論、發展主義理論、社會轉型理論，或是其他中國學、社會學、城市學的研究範式，到底哪一種理論範式才適用於當代中國社會研究？說到底這其實是個偽問題。所謂“發展”、“現代化”的過程、或“社會主義—後社會主義”的屬性、“中國”/“亞洲”的身份，等等，這些不僅與研究範式有關，而且是中國現當代歷史和現實社會中最基本的事實，它們存在於我們的價值觀念和日常話語、學術概念的體系之中，也存在於社會的結構、傳統和制度體系中。對社會學者而言，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只可能形成於對社會事實的不斷挖掘、和與各種理論的不斷對話的過程中。不同理論的思想價值、範式適用性，或者它們的侷限和謬誤，也唯有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在對不同問題的探討中，也可能真正顯現。
而在現實社會層面，我們需要意識到，對“現代化”話語的簡單否定、拋棄，雖然可能包含著對資本主義、西方現代性等等的抵制願望，卻也可能導致民主/自由/公正等正義價值目標在“轉型”、“發展”話語中的丟失，以及國民價值訴求對權力集團的壓力機制的弱化。
多年來，在對中國城市社會的研究實踐中，筆者一次次面對的立場困境正在於：一方面，面對中國以“現代化”(以及“市場化”、“產業化”、“城市化”、“國際化”、“**發展”……)為名義的大開發、大發展，我們必須致力於揭示這種現代化運動的運行機制及問題(包括形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實質的非正義性)，並思考“現代主義”、“現代性”在中國所呈現的樣態及所蘊含的問題，進而探索未來中國社會的實際可能性。可另一方面，面對西方和中國的各種現成的“反現代”、“反西方”的思想理論，我們又不能不致力於抵制將中國社會特殊化的思想傾向和理論路徑——一味強調中國特殊性的學術實踐不僅可能在政治上迎合權力系統拒絕政治現代化的需求，並將社會及制度的異常性加以正常化。而且，通過“現代化等於西方化、等於現代病”之類的闡釋模式，這種理論實際上可能將近代一百幾十年來中國民眾(包括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經濟精英在內)對現代化目標的思索追求，以及在本土化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價值文化積澱、制度積累等等統統加以虛無化，且對中國社會實現現代轉變的實際能力和潛在可能性加以專斷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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