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作者熊秉元，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擅長寫經濟學散文。作品曾多次獲得臺灣地區出版界最重要的獎項“金鼎獎”，甚至有兩篇文章被選入了臺灣地區高中語文課本，散文功力之深，可見一斑。
關於本書本書是熊秉元教授“經濟學隨筆”代表作之一。全書分為“看經濟”“讀社會”“談政治”“說法律”四個部分，每個部分由18篇2000字左右的短文組成。文章中，作者常常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或者感悟的一件小事出發，展開討論，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學視角：在看似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背後，始終貫穿著一條看不見的經濟邏輯。
核心內容一、為什麼說現代人更需要經濟學這個思維工具？
二、以經濟動機來引導人們的行為，和用道德力量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兩種方法哪種更好，它們之間可以相互替代嗎？
三、如何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現代民主制度的運作機制與實踐難題？
前言有句流行語叫“生活無處不經濟”，就是說，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問題——大到天下興亡、社會治亂，小到個人的日常行為決策，都能從經濟學的視角去加以分析、解釋、評判，甚至是提供解決方案。那麼，肯定有人會提出疑問：經濟學真的有那麼大本事嗎？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從本質上說，經濟學其實是一種分析工具、一種思維方式。更具體地說，經濟學就是人類在面對多種可能性的時候，如何去進行比較和選擇的一種思維工具。人類要面臨的選擇多種多樣，不僅僅只是經濟選擇，所以經濟學當然也就不僅僅關心經濟問題，而是關心涉及人類生活選擇的所有問題。
也正是因為經濟學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思維工具，所以，從不同視角出發就可能推出不同的結果。這就導致，經濟學家們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往往大相徑庭，甚至是針鋒相對，而且，他們有可能都是對的。比如說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有一句名言：“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他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另一位同樣著名的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卻說：“天下有免費的午餐”，他也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你說，到底該聽誰的？不過最奇葩的要數凱恩斯，據說他一個人就能提出兩個以上相互矛盾的建議。其實，經濟學家的自相矛盾，正好體現出經濟學作為一種思維工具的巨大魅力。
這期音頻要解讀的《生活的經濟解釋》這本書，講的就是經濟學家如何將“經濟學思維”作為一把放大鏡，去細緻入微地考察人們在生活中的各種選擇的過程。在面對社會問題和生活問題時，人們習慣於從傳統、習俗、道德、法律、制度等角度去思考；而作者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學視角，讓我們意識到，在看似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背後，始終貫穿著一條看不見的經濟邏輯。
從文體上說，這是一本經濟學隨筆文集。全書分為“看經濟”“讀社會”“談政治”“說法律”四個部分，每個部分由18篇2000字左右的短文組成。在這些文章中，作者常常以自己親身經歷和感悟的一件小事出發，展開討論，引導讀者用經濟學思維方式對生活問題進行思考。
這本書的作者是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熊秉元，在華人經濟學界中，他有個名號“最會寫散文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學散文作品，曾多次獲得臺灣地區出版界最重要的獎項“金鼎獎”，他甚至有兩篇文章被選入了臺灣地區高中語文課本，散文功力之深，可見一斑。那麼，一個經濟學家，為什麼喜歡寫這種看上去學術價值不高的隨筆文章呢？這與熊秉元教授對自己的定位有關。他說，自己是經濟學家，更是教育家；不僅要讓學生成長，更要讓社會大眾成長。他相信經濟學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一種思維工具，如果每個人都能夠“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那麼無論是社會整體福祉還是個體福祉，都能得到明顯提升。為此，他願意做一名經濟學的“傳教士”，不遺餘力地傳播經濟學理念，於是開始寫經濟隨筆，越寫越多。
好了，介紹完這本書的基本情況，下面，我從三個方面來給你詳細說明，如何以經濟學的視角來理解生活問題。
第一，為什麼說現代人更需要經濟學這個思維工具？
第二，以經濟動機來引導人們的行為，和用道德力量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兩種方法相比哪種更好，它們之間可以相互替代嗎？
第三，如何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現代民主制度的運作機制與實踐難題？
第一部分我們先來說第一點，為什麼現代人更需要經濟學這個思維工具？
縱觀經濟學兩百多年的發展史，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變得越來越“微觀”了。當年經濟學的祖師爺亞當·斯密寫《國富論》，目的是要探討“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後來大衛·李嘉圖接著說，經濟學就是研究“支配人類產品分配的法則”；到了馬克思這兒，他說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不管怎樣，當初這些古典經濟學家關心的都是諸如商品、貨幣、資本、利率、財政、稅收、失業、通脹、國際貿易等宏觀經濟議題，將“社會整體”作為探討的重心。
根據這一經濟學傳統，現代早期的經濟學教科書一般都遵循先宏觀、後微觀的分析框架，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事情開始有了變化。比如，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所寫的經典教材《經濟學原理》，在1948年發行第1版的時候，就是先講宏觀、後講微觀；但到了1992年，這本《經濟學原理》發行到第14版的時候，結構就改了：一開篇就從個體經濟學談起，後面再談宏觀部分。
這個變化的背後，其實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發生了重大轉向：從主要關注“社會整體”，到越來越重視“社會個體”的行為選擇。比如，著名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有一本代表作就叫《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目的就是將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用於指導人類個體的行為選擇。換句話說，你找什麼工作、和誰結婚、生不生二胎、讀不讀博士、要不要創業，等等，都可以依靠經濟分析來做決定。本書作者熊秉元教授甚至認為，以後的經濟學讀物要像“汽車維護手冊一二三”那樣簡明實用，一本在手，就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中的各種決策問題。
那麼，接下來你肯定要問，為什麼經濟學會出現這個重大轉向，變得越來越微觀呢？作者指出，這和現代人生存處境的變化密切相關。與傳統社會中的人比起來，現代人面臨著截然不同的生活問題。傳統社會中的人幾乎沒有“個人選擇”的空間，也就很少需要考慮“如何選擇”這件事；而身處現代社會中的人，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必須對大大小小的事情做出個人選擇。
在傳統的農耕社會，生活方式和生活節奏非常穩定，可以持續幾千年基本不變。從婚喪嫁娶，到生老病死，所有的人生大事都有一套固定的習俗作為行為規範，每個人只需要根據習俗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即使你想做出不一樣的選擇，也幾乎不可能。因為傳統社會中的“人”，從本質上說並不屬於每個人自己，而是屬於某個家族或某個社群。個人無法對自己的事情說了算，必須服從於共同體的決定。舉個例子，現代社會中“婚姻自由”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而古代即便是皇帝，也無法擅自決定娶誰做皇后這件事。可以這麼說，在傳統社會，現代意義上的、擁有各種“自然權利”的“個人”，還沒有被髮明出來。
進入現代社會，曾經對個人生活擁有決定性影響力的家族、社群、傳統習俗、倫理規範等等，都已經逐漸解體，不再對每個人該“如何生活”這件事擁有權威性。這有積極的一面，就是現代人由此獲得了古人不可想象的個人自由空間，這可能是人類個體有史以來第一次，能夠“自己對自己的事情說了算”。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當每個人都可以對自己的生活完全做主，那你就必須對生活的大小問題負責，比如前面說的，找什麼工作、和誰結婚、生不生二胎、讀不讀博士、要不要創業，逃離北上廣還是逃回北上廣，等等。你在做出選擇的同時，還必須回答，為什麼選這個而不選那個？
可以想見，面對這些人生的重大抉擇，如果沒有一套可靠的分析方法和思維工具來作為指導，就很可能做出錯誤判斷，這對現代人來說是要命的。由於所有選擇都是我們自己做出的，那麼一旦選錯，所有負面的結果也就只能歸咎於我們自己。對於個人失敗，在古代也許會歸因於“天道不測，造化弄人”，而現代社會只會歸因於“個人能力”，一個人失敗就說明他是個 loser。總之，現代人必須為生活處處做出選擇，並承擔選錯的全部後果，這就是為什麼古人不需要學經濟學，而現代人卻非學不可。
一旦現代人習慣於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來看問題，就會發現，經濟學的“三觀”與傳統社會的“三觀”有著明顯的區別。傳統社會穩定的生活方式需要一個穩定的價值體系，對一件事情的是非、善惡、對錯，一般都有一個公認的、不變的標準，也就是說，傳統社會遵循一種“絕對價值觀”。而經濟學說到底，是一種比較和選擇的方法論，也就是說，經濟學是一種“相對價值觀”，一切價值都只是相對而言，所謂是非高下，要看它是和什麼來做比較。
更進一步說，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相應的成本。一個社會的總體資源是有限的，對於一些看上去屬於“絕對”的價值，比如“公平”“正義”“生命”等等，事實上也不能“不計成本”地去追求，而是必須考慮實際的成本和效益。作者在書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在好萊塢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中，瑞恩的三個兄弟都先後戰死沙場，為了不讓瑞恩的母親孤獨終老，美國軍方專門派了一隊人馬從戰場上將瑞恩找回來。最後犧牲了八名士兵，終於完成了這個任務。有人說，這個故事就是不計成本地追求“人道主義精神”的典範。
作者指出，為了“人道主義精神”犧牲八名士兵，這個代價也許是可以接受的；但問題是，如果必須犧牲八十、八百甚至八千名士兵，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呢？還可以接受嗎？可見這是一個度的問題。事實上，追求公平、正義等任何好的價值，都必須考慮相應的成本，否則只能流於空談。對於這一觀點，作者專門寫過一本書叫《正義的成本》，“每天聽本書”也解讀過。
好了，以上就是為你講述的第一個重點，為什麼說現代人更需要經濟學這個思維工具。經濟學從最開始的只關注社會整體，到越來越關注社會個體，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現代人生存處境的變化。失去了家族、社群、傳統、習俗的庇護，現代人必須對自己的生活全面負責，正好需要經濟學思維工具來做出更好的選擇。選擇的過程，也就是對不同價值的成本和收益進行權衡的過程，這是一種相對價值觀的體現，和傳統社會遵循的“絕對價值觀”有明顯的不同。
第二部分除了“絕對”和“相對”的區別，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在追求價值的手段上面，似乎也有很大的不同。傳統社會主要靠道德力量和倫理規範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而現代社會則越來越多地靠市場力量和金錢激勵來引導人們的行為。那麼，這兩種方法相比，哪種更好？它們之間可以相互替代嗎？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第二個重點。
作者在書中舉了兩個以金錢激勵來引導人們行為的案例。
在這兩個案例中，前一個“用金錢來避孕”，是以金錢來鼓勵人們的“好行為”；而後一個“留下買路錢”，是以金錢為懲罰來避免人們的“壞行為”。兩個案例都曾引起社會的廣泛爭議。人們抗議說，如果一切事情都要以金錢來推動，那不就意味著，金錢可以超越道德、規範、品性、人格等等，成為主宰人的行為的根本力量，那人的尊嚴何在？
對於這種質疑，作者指出，很多時候，金錢激勵措施的出臺是出於不得已。靠強調道德力量和倫理規範來調整行為，雖然是治本，但見效比較慢；有些社會問題已經很嚴重了，必須馬上解決，只能靠金錢激勵這樣能立竿見影的政策。也就是說，從實際效果來看，金錢激勵往往比道德約束見效更快，適用於一些“社會急症”。
作者進一步指出，即使從純理論的角度，用金錢來誘發“好的價值”也沒有什麼不對。比如，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以金錢為激勵，讓更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更好更新的產品和服務競相湧現。既然大家能接受用金錢激勵來誘發出好的商品，為什麼難以接受用金錢激勵來誘發出好的行為呢？其實，傳統社會的運作之所以更倚賴道德規範，是因為傳統社會的物質資源非常匱乏，也沒有成熟的市場機制可言，只能通過教條化的道德規範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所謂道德規範，說到底，就是一個人在言行舉止方面自我約束的規則體系，這是一種“柔性約束”；如果一個社會將這些規則體系形成明文規定，並且強制執行，就形成了法律，這是一種“剛性約束”。一個社會的良好運行，必須柔性約束和剛性約束同時發揮作用。前面說了，隨著家族、社群、傳統的解體，現代社會中道德規範的力量變得越來越弱，“柔性約束”幾乎形同虛設。在這種情形下，引入金錢激勵作為“柔性約束”的一種補充機制，並不是壞事。
當然也必須指出，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本書作者的觀點，認為金錢激勵非但不能作為道德規範的補充，反而會進一步瓦解道德規範，對本來就岌岌可危的道德規範造成“排擠效應”。提出這個觀點的，就是哈佛大學著名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桑德爾教授在他的《金錢不能買什麼》一書中論證說，在某些傳統上由道德規範來管轄的領域，如果貿然引入金錢激勵，會起到意料之外的反效果。
比如有這樣一個例子：派三組高中生去做慈善募捐，第一組什麼報酬也沒有，第二組被告知可以拿到募集金額的1%作為報酬，第三組被告知可以拿到募集金額的10%作為報酬。這些學生的募捐技能大致相同，他們募集到的錢款數量代表著他們的努力程度。猜猜看，三組學生當中，哪組募集到的錢最多呢？答案是第一組。第一組學生募捐到的錢，比第二組高出55%，比第三組高出9%。很顯然，金錢激勵反而傷害了學生們的積極性。更要命的是，如果再舉行第二次募捐活動，這次三組學生都沒有任何報酬，後面兩組學生的積極性仍然無法趕上第一組的水平。也就是說，金錢激勵對道德規範的排擠效應幾乎是不可逆的。
這就是桑德爾教授對金錢激勵提出的嚴重質疑。當然，如果根據本書作者的觀點，任何事情都有相應的代價。金錢激勵既能立竿見影地緩解某些社會問題，也存在嚴重的“副作用”，這一事實並不說明金錢激勵就完全不可取，而是不能濫用，必須在仔細權衡成本收益、利弊得失的情況下，慎重採用。
好了，以上就是為你講述的第二個重點，以經濟動機來引導人們的行為，和用道德力量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兩者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本書作者認為，就實際效果來說，金錢激勵往往比道德約束見效更快，適用於一些“社會急症”，因此金錢激勵可以作為道德規範的一種補充。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金錢激勵非但不能作為道德規範的補充，反而會進一步瓦解道德規範，對本來就岌岌可危的道德規範造成“排擠效應”。看來，金錢激勵並非萬靈丹，必須慎重採用。
第三部分事實上，除了剛才討論的市場力量和道德力量，社會運行還需要另一種重要力量，也就是制度力量來規範。現代西方國家普遍採取民主制度，那麼，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應該如何來理解民主制度的運作機制與實踐難題？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第三個重點。
長久以來，經濟學家一直試圖解釋一個“投票之謎”。那就是，民主選舉投票需要耗費每個人一定的時間和精力，但其實每個人手中的一票對選舉結果根本沒有任何影響，也就是說，從成本——效益原則來看，投票是一件只有成本而效益為零的事情。甚至有傳聞說，經濟學家們去投票時都要偷偷摸摸，儘量避免碰見同行，因為怕同事看見自己這種從經濟學上說完全“非理性”的行為。
那麼，人們為什麼還願意去投票呢？傳統的解釋是，公民去投票是基於自己的“公民意識”和“責任感”。作者指出，這種說法過於含糊，不利於搞清楚人們的真正動機。作者認為，人們去投票的真正動機，是為了使自身行為符合自己的“自我形象”設定。對大多數人而言，通常會將自己設定為一個正直、守法、善良、有責任感和公共意識的“好公民”，而參加投票正好可以讓自己確信這一點。所以對個人來說，投票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就是為了維持自我形象而付出的成本。當這個成本不太高時，人們就願意去維持形象；而如果成本過高，那麼人們就會另做考慮。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如果投票日剛好颳風下雨，投票率就會明顯下降。
解決了“投票之謎”，接下來再來看一個民主的難題，那就是：民主決策其實是將多數人的偏好加總，這也就意味著，民主決策中有可能出現多數人欺負少數人、以眾暴寡的現象。那麼，如果從經濟學角度出發，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對此，公共選擇理論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教授就提出，政治過程也可以看成是一種市場交易行為。市場交易是對交易雙方都有益的事情，政治過程從理論上說也應該讓參與的所有人都獲益。那麼，怎樣知道對所有人都有益呢？一個無可置疑的標準就是“全體一致同意”。既然所有人都同意，那麼這個決策肯定是對所有人都有益。
不過很顯然，這個標準只能在理論上達到，在實際中不可能實現。如果民主決策採用“全體一致同意”，幾乎不可能達成任何決議。作為一種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方案，民主決策實際上採用“多數同意”原則。但要注意，“多數同意”原則本身並不具備自足的正當性，它只是“全體一致同意”的替代品。如果考慮到這一點，那麼一個方案即使獲得了“多數同意”，也絕不能只顧及多數人的利益，甚至以損害少數人的利益來滿足多數人；而是必須從全局出發考慮全體人的利益，這才符合民主的本意。
布坎南教授進一步指出，為了能夠做到從全體人的利益出發，有必要將一個政策制度分為“理論”和“偏好”兩部分。所謂理論部分，就是從純粹理性出發，去考察每種制度的特點、優劣、後果、可行性等等，對制度形成一種客觀的知識，從而可以對制度進行客觀的比較。所謂偏好部分，就是每個人純粹從自身利益和個人好惡出發，去支持或反對一個制度，這裡只有立場之分，沒有對錯之分，比如窮人要求增稅增福利，而富人要求減稅減福利。很顯然，要真正做到從全民利益出發，那麼在制度決策時，就應該盡力在理論部分去分析問題、達成共識，而不是動不動搞公投，用多數人的偏好加總來做出決定。
事實上，布坎南教授的解決方案暗含一個結論，那就是：如果民主決策要更多依靠“理論”而非“偏好”，那麼，實際上行使民主權力的人自然也就應該是精英而非普通民眾。因為只有精英才有理論分析能力，普通民眾擁有的無非就是偏好。對於民主制度中精英和民眾各自扮演的角色定位問題，作者所推崇的另一位學術大家、法律經濟學領軍人物波斯納大法官有一個經典論述。
波斯納大法官將民主制度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也叫“一式民主”，這是一般學者所信奉的標準民主，也就是全體公民以溝通、討論、說服、辯論、協商的方式來決定公共政策和領導人；第二階段，也叫“二式民主”，這是現實中大部分民主的運作形式，也就是大多數民眾對公共政策冷漠無知，關心自己的小狗勝過關心公共問題，而只有少部分有錢有閒、又有政治野心的人，投身政治選舉，並實際運作政治權力。
波斯納大法官是個實務主義者，他認為一式民主雖然看上去很美，但只適用於小國寡民，對大國政治只能存在於想象之中；二式民主雖然看上去沒那麼精緻，甚至有些簡陋，但比較長久穩定。對此，作者坦承，雖然他從理性上認同波斯納法官的觀點，但從內心深處，他仍然有一式民主的情結。說到底，這其實是兩種民主路線、兩種政治理想之爭：是要發動全體民眾的民主，還是精英與民眾各歸其位的民主？這當然是個大問題，也許在這一點上，經濟學只能給出部分的答案。
好了，以上就是為你講述的第三個重點，如何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現代民主制度的運作機制與實踐難題。對於長久以來的“投票之謎”，作者認為，投票並不是只有成本而沒有收益，投票的收益其實是個人維護自己“好公民”的自我形象設定。對於民主決策可能出現的“多數人欺負少數人”現象，布坎南教授認為有必要將制度設計分為理論和偏好兩部分，這也引出了波斯納法官的一式民主和二式民主之分。至於兩種民主孰優孰劣，學界並無定論。
總結下面來簡單總結一下為你分享的內容。
第一，為什麼說現代人更需要經濟學這個思維工具。經濟學從最開始的只關注社會整體，到越來越關注社會個體，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現代人生存處境的變化。失去了家族、社群、傳統、習俗的庇護，現代人必須對自己的生活全面負責，正好需要經濟學思維工具來做出更好的選擇。選擇的過程，也就是對不同價值的成本和收益進行權衡的過程，這是一種相對價值觀的體現，和傳統社會遵循的“絕對價值觀”有明顯的不同。
第二，以經濟動機來引導人們的行為，和用道德力量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兩者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作者認為，就實際效果來說，金錢激勵往往比道德約束見效更快，適用於一些“社會急症”，因此金錢激勵可以作為道德規範的一種補充。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金錢激勵非但不能作為道德規範的補充，反而會進一步瓦解道德規範，對本來就岌岌可危的道德規範造成“排擠效應”。看來，金錢激勵並非萬靈丹，必須慎重採用。
第三，如何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現代民主制度的運作機制與實踐難題。對於長久以來的“投票之謎”，作者認為，投票並不是只有成本而沒有收益，投票的收益其實是個人維護自己“好公民”的自我形象設定。對於民主決策可能出現的“多數人欺負少數人”現象，布坎南教授認為有必要將制度設計分為理論和偏好兩部分，這也引出了波斯納法官的一式民主和二式民主之分。至於兩種民主孰優孰劣，學界並無定論，這當然是個大問題，也許在這一點上，經濟學只能給出部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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