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多年，張棗最令人動容的除了《鏡中》《何人斯》等名篇外，恐怕還是那句——
“我是張棗，是個詩人。”
在異鄉德國枯燥而清冷的冬日，張棗是孤獨的。他失去了在國內時的寵愛和掌聲，沒人知道他是個詩人。但他卻反而加倍珍視起自己詩人的身份，以至於每次向陌生人介紹自己，都會說一句，“我是張棗，我是一個詩人。”
2010年3月8日，張棗因肺癌在德國圖賓根大學醫院去世，年僅48歲。
1980年，張棗在四川外國語學院。 圖片來源於 微信公眾號 飛地
“張鏡中”
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1984年，剛剛22歲的張棗寫出了《鏡中》。詩人柏樺對張棗說，此詩將讓你的名字傳遍大江南北。果不其然，張棗更多的傑作都沒有流傳如此之廣。正如記住了落滿南山的梅花，許多人也不斷地記起倜儻翩翩的張棗，甚至稱其為“張鏡中”。
張棗寫於1984年秋的名詩《鏡中》，原始手稿
《鏡中》並不是橫空出世。在那之前，張棗已經有6年的正式練筆，“很刻苦，心高氣傲，但有一個好習慣：不著急，不屑於成功。”
不屑於成功，卻真誠地追求著知音寫作。他曾在一篇文章裡這樣寫道：“寫一首高山詩，寫一首流水詩。”這種高山流水覓知音的心情，使得張棗在巴蜀與柏樺、歐陽江河、鐘鳴、翟永明相遇，以至有了著名的“巴蜀五君子”。
1980年代，雖然有批評說一直在被“神化”，但起碼，那時候詩人之間交往、唱和、相知，甚至率性的恩怨，都很難重現了。
比如1983年，柏樺初見張棗，看到他的詩，覺得與自己有些相像，然後內心緊迫地催促自己：“得迅速離開。今後不見他就行了。”然而過了幾個月，柏樺就突然寫了一封信，“向年輕的張棗發出了確切的召喚，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訴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喚，終於我們相互聽到了彼此急切希望交換的聲音。”
兩人隨後就在柏樺家裡進行了徹夜長談。
當時，張棗住重慶市郊北碚，柏樺住市區裡沙坪壩區歌樂山下的烈士墓，彼此相隔有三四十公里，山城交通極為不便，為見一次面路上得受盡折磨。“有時個把月才能見上一面，因而每次見面都彌足珍貴，好比過節。我們確實也稱我們的見面為‘談話節’。我相信我們每次都要說好幾噸話。”柏樺後來回憶說。
這種經歷和情緒，恐怕新世紀的年輕人已然無法體驗。時代的變遷，不只是技術進步那麼簡單。如果李商隱有了手機，恐怕也就沒有《巴山夜雨》了吧。
《鏡中》以及此後的《何人斯》等名篇，使得張棗收穫了巨大的聲譽。張棗在四川外語學院和西南師範大學有兩個詩歌圈子裡歡快地遊弋，青春恣肆，享受著被公認的天之驕子的身份。他那時不僅是眾多女性的偶像，也讓每一個接觸了他的男生瘋狂。
張棗很清楚自己的魅力。一天深夜，柏樺在張棗的房間談起他的一位女性教師朋友，張棗突然很肯定地說，你信不信，我會讓她幾分鐘內迷上我。柏樺頗不以為然，賭氣似的，讓他去一試身手，其結果令他震撼，“他就這樣輕盈地送上了對我的承諾。”
然而這種光環很快將隨著他移居海外而消失殆盡。在德國，等著張棗的將是純粹的孤獨，和他渴望已久的“陌生”。
1983年（左起）翟永明、歐陽江河、張棗在成都。 圖片來源於 微信公眾號 飛地
漂泊與返回皆是陌生
因為涉外婚姻，張棗在1986年旅居德國。在那裡，他先是獲得德國特里爾大學文哲博士，後在圖賓根大學任教。
到德國不久，張棗在給陳東東的信中抱怨：“你可以想象國外生活的緊張節奏嗎？不但省略了我們十分頹廢的午睡，吃飯也馬馬虎虎，睡眠也隨隨便便，生活就是一隻表，晝夜不停地運轉。對於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我這種好逸惡勞的傢伙，算是一場大懲罰。”
但張棗也認為“這是神的意旨”，所以他覺得，“這個牢我暫時還得坐下去。”這麼說可能與他一直鍾愛的“陌生化”有關。
他曾對黃燦然表示，“說實在的，我不知道在寫作過程中還有什麼比‘陌生化’更明顯的方法。”在張棗那裡，“陌生化”不僅僅是技術，也是一種內心衝動，一種精神，一種對虛構，一種對與眾不同的渴望。
“它使人執著於獨闢蹊徑，同時又胸懷正氣，不刁鑽古怪，不入旁門左道，顯然，陌生化幫助我學習怎樣與自身與寫作最終於世界進入一種批判性質的關係。”張棗這樣表述他對“陌生化”的理解。
前往德國，孤懸海外的辛苦與悽清，“陌生化”便成假戲真演，張棗覺得“簡直就是早期追蹤陌生化的必然結果”。
“我知道一個詩人在追蹤什麼，他在生活就得到什麼。詩和人最終是不可分解的，一切都取決於人生的境界。”這種純粹的詩人品質在異鄉和異質文化中，得到了無限的放大。
沒人知道，沒人在意，卻反而讓張棗更加珍視自己的詩人身份，以至於一次次通過對他人的自我介紹中，一次次自我辨認。他對母語和中國文化的理解也在異質文化的反照下，得以有了新的發現。
1986年，張棗剛抵德國不久。 圖片來源於 微信公眾號 飛地
他在德國期間所寫的詩歌大部分收錄在《春秋來信》中，並在1998年在國內出版。這本他稱之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詩集，只收了他的六十幾首詩和一些譯詩，展現了他希望被讀者看待的詩人形象。陳東東跟他第一次見面的當天晚上，在一家小飯館裡，張棗讓陳東東看他的那捲詩稿。“我是個大詩人”，張棗對陳東東說，說了不止一次。
但是後來追溯的“陌生化”決定論，並不能彌補複雜的漂泊感。他老覺得得不償失。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起，張棗開始經常回國，每次回來通電話，他都顯得過度亢奮。
大約在2006年，張棗做出了抉擇，徹底返回了祖國。他對這個決定的原因這樣表述：我渴望生活在母語的細節中。我當年與它分開，是因為自己本事不夠，需要依靠身體的距離的幫助來落實陌生化。現在練好了樁，該像只蟬兒一樣飛回去唱一唱。
“我相信我作為詩人的命運只有回到祖國才能完畢。”
這樣看來，無論出去還是歸來的原因有多少種，在張棗心裡，詩歌永遠佔據重要的位置。
不過，等到真的要回國時，祖國反倒也變得陌生起來。這可能是張棗始料未及的。這隻練好了樁的蟬兒，並未能如願享受唱一唱的快樂。2010年3月8日，雖然返回德國就醫，但他還是因肺癌而走了。
1986年初秋，張棗在德國。 圖片來源於 微信公眾號 飛地
傳統中生髮先鋒
儘管不少評論把張棗的詩歌歸為“漢風寫作”，但如果不注意，可能就會把焦點放在其詩歌的傳統性，或者說古典性上。實際上，張棗的詩歌從不缺乏現代性、實驗性和先鋒性。傳統是素材，他所做的工作是用現代思維將其重新開發。
正如北島所言，張棗對語言本身有一種近乎病態的敏感，寫了不少極端的試驗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敗，無論如何，他對漢語現代詩歌有著特殊的貢獻。他以對西方文學與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觀並參悟博大精深的東方審美體系。他試圖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新的張力和熔點。
張棗能夠完成這項工作，與其深厚的家學不無關係。張家祖上在晚清湘軍中赫赫有名，到民國期間也是長沙望族，張通典、張默君等文化和政治名流都是他的先輩。直到解放後，他家裡還有比較濃厚的文化氛圍，比如他的外婆，特別喜歡白居易和杜甫。因此張棗自幼有很好的舊學基礎和詩歌教養。
這種教養後來自然而然找到了他。《鏡中》除了帶給張棗無盡的聲明外，最令他欣喜的，恐怕還是他第一次運用調式找到了自己的聲音。
張棗在圖賓根 圖片來源於 微信公眾號 飛地
1984年初，他和柏樺等人談論調式，他的觀點是，如要辭色美，就離不開一個調子，一種組織說話的語態。而後在一次散步中，另一個詩人彭逸林背誦起屈原的《山鬼》，張棗一下子頓悟到他要找的調式是楚文化的，抒情的。於是在年底，他寫出了《鏡中》。
然而，出現於《鏡中》《楚王夢雨》《何人斯》等明顯具有古典或傳統氣質的詩歌，同時也毫無疑問地可以辨認到現代性和先鋒性。
以《鏡中》為例，可以看到，除了南山、梅花等古典意象外，也能看到松木梯子、游泳、女子騎馬等外來文化的痕跡。而在整體氣質上，《鏡中》既有中國人熟悉的輕緩之怨，結句更是深得“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之意，當然也有我們所不熟悉的禁閉、壓抑，以及他所追求的陌生化效果。詩人肖水曾經分析認為，張棗很可能是在看了《茜茜公主》後寫下的這首詩。
2009年，張棗在北京大覺寺。 圖片來源於 微信公眾號 飛地
早期張棗的詩歌寫作偏重於把傳統當作先鋒來處理，但出國以後情況變得更為複雜，他講他發明了一些複合調式來跟他從前的調式對話，其中的代表有《祖父》和《跟茨維塔耶娃的對話》。這可能就是北島所言的“以對西方文學與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觀並參悟博大精深的東方審美體系”吧。
48歲，在詩人的創作生命尺度上，絕對算得上是英年早逝。20多年的創作，只留下了百餘首詩歌。但他應該無憾，張棗說，畢竟他已經寫出了很多詩人一輩子都無法完成的傑作，正像他自己所說的“詩給詩人的唯一酬報就是詩”。
《鏡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來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面頰溫暖
羞澀。低下頭，回答著皇帝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