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彥鋒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要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多邊主義和國際關係民主化，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隨著新冠肺炎等公共衛生疫情的全球蔓延和日益頻繁地反覆出現，說明全球性風險的生成機制日漸成熟，全球性風險的治理機制亟須完善。
全球性風險的生成機制日漸成熟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人們全球旅遊、留學變得日益便捷，全球貨物服務“買全球”“賣全球”暢通無阻的時候，寨卡、非典、新冠肺炎等疫情也出現得越來越頻繁。而隨著世界經濟聯繫日益密切，任何傳染病的影響都有可能會在物理上被放大至全球的“地球村”，並會通過資本市場、能源等要素市場進一步無限放大，進而對實體經濟產生“致命傷”。這種影響的發酵、傳導、放大機制已經形成，深刻影響著“地球村”上的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居民，任何國家、任何人都無法置身事外，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迫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不僅在中國國內存在，放眼全球，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世界任何角落的問題通過“蝴蝶效應”都有可能影響至全世界。
全球性風險的治理機制亟須完善
與公共風險的醞釀、發酵，形成機制的完備、成熟相比，對全球化公共風險的治理機制、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機制卻顯得如此地蒼白，主要體現在宏觀、中觀和微觀等三個層次。
第一，宏觀上，一些國際組織由於少數強權國家的掣肘而難有作為。第二，中觀上，少數國家奉行孤立主義和逆全球化，對於全球性的問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世界少數經濟體本來應該成為全球經濟在風雨飄搖中的中流砥柱，但是卻在關鍵時刻轉身“內視”，對於國外的公共風險無暇顧及，甚至當公共風險來敲門的時候，逡巡不前。殊不知，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境外的各種風險會無孔不入地影響到其境內經濟，“鴕鳥戰術”是無法奏效的。少數國家一方面享受著從全球市場攫取的大量利潤、特別是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通過濫發在全球“薅羊毛”，但另一方面對於相關的國際事務卻很少問津，甚至推諉塞責。第三，微觀上，一些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在面對疫苗研製等國際化公共產品供給問題的時候無所作為。世界主要製藥企業受利益驅動，在面對傳染病疫苗和藥物研製方面，由於盈利模式不清晰、不賺錢，他們投入不夠，對於難以盈利的公共防疫漠不關心。
很多跨國公司享受了全球市場帶來的好處，但是到了應該承擔相應國際義務的時候，不但沒有承擔起相應的國際責任，而是反過來利用自己的全球網絡進行偷稅、逃稅、避稅。當全球性危機來臨的時候，都會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這在互聯網巨頭中表現得尤為典型。他們一方面利用消費者的數據大量盈利，另一方面逃避在東道國的稅收。甚至利用“大數據”殺熟，一邊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另一邊壓榨平臺上的商戶，價值觀出現內在缺陷。同時，他們打著為用戶信息保密的旗號，拒絕向國家有關部門提供必要的信息，阻礙稅收公平的深入。
同舟共濟，不斷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經濟全球化使得風險的全球生成機制已經形成，但是各國政府、國際組織、主要企業在面對風險治理方面卻欠賬太多。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確實到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候，需要有根本性的變革。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已經反覆表明，人們生活在“地球村”，必須要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只有適應這一規律，人類才有共同的未來。從微觀上，更多的企業應該承擔起社會責任，一方面為抗疫出力，另一方面少解僱或者不解僱員工，共克時艱；個人也可以承擔起保持社交距離的社會責任，阻斷病毒傳播的鏈條。每個人都是有“同理心”的，感同身受，這是人類最終將戰勝病毒的源動力。
病毒並不是第一次在人類社會出現，歷史上的天花和流感都曾經使人類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是，只要全球各國團結一心，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我們終將戰勝病毒，經濟全球化也將邁上一個更高的新臺階。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財稅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