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时代革命与反殖民潮流的一部分。它的到来是偶然因素的助力，也是鸦片战争以来全部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由各种思想、势力共同促成的一次革命。
关于辛亥革命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辛亥革命指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退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具体时间段各有争论，较主流的说法是从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到二次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则指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的百来天时间。
无论广义、狭义，辛亥革命的发生都经历了长久的酝酿，这即是辛亥的必然。
时代的必然
一、被抛弃的帝制
时局图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在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中被打开，随着《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瓜分狂潮。正如我们从《时局图》所见，此时的中国已然沦为待宰羔羊、主权沦丧。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趋加深的情形下，伴随《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彻底成为洋人的朝廷，与列强合力压迫中国国民、镇压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行为，彻底暴露了清政府反动卖国的本质。“门户开放”政策之下，中国人的地盘成了洋人横行肆虐的利益场，此时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俨然病入膏肓、垂垂老矣的伤者。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愿望，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向西方学习。从林则徐、魏源、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技术到制度，层层积累之下，构成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最初起步为基础性成果的早期现代化之路。
从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始，绵延中国两千年之久、根深蒂固的封建帝制已然受到冲击，出现了将皇帝从绝对权威变成宪法制约下的国家象征的立宪思想。以康、梁为首的大批知识分子仍普遍寄希望于满清政府进行改良，但传统的皇帝制度在与现代化的碰撞中，已然面临被改变、被抛弃的命运。
二、大失人心的新政与立宪
社会各阶级希望变法，为了应对危机、维系统治，已被时代抛弃的清廷，幻想借细枝末节的修补以求存，开始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出乎清政府预料的是，变法与立宪不仅未实现巩固统治的目的，甚至成为了压倒满清统治的最后稻草。
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实行的过程中，清政府仍旧存有皇帝幻梦，希望建立以皇族、满人为主导的全新内阁，但实际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套着变法外衣的新政，本质仍旧是封建专制的皇帝制度。
清统治者沉浸于不可自拔的皇帝梦，大多的官僚虽仍愿生活在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享受曾经的权力，但对社会形势已有所认识的他们，借新政之法开始自谋生路。对新政措施极度敷衍、对民众贪婪搜刮，新政愈是实施，清廷与民众的矛盾愈是尖锐，各地起义情绪高涨，这种社会大势，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社会基础，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成为人心所向。
而且从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内容来看，清政府更可以说是自己挖坑把自己葬进了坟墓。鉴于内容很多，我们挑主要的来看。
一方面，清政府确实根据立宪派的意愿，学习西方制度建立了内阁。但是，13个阁员中，仅4人是汉族大臣，余者皆是皇族成员或满族人士。因而这一内阁也被称之为“皇族内阁”。对清廷的这一欺骗行为，大部分改良派人士大失所望，决心投身民主革命的怀抱。
另一方面，废科举、建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最普遍、最崇高、最根本的愿望便是做官。此时清政府突然废除科举制，相当于断了读书人的活路。近代化的工业社会中，读书人一心钻研的所谓圣贤书除了做官，完全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停了科举，等于断了读书人一生的念想，对清廷的怨恨可想而知，相当一部分人转化革命分子，誓要推翻满清政府。
而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更是给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火上浇油。无论学堂中学生还是留学生，所学内容以西方工业技术和民主思想为主，但学成归国之后，自己国家的人民却依旧处于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念与现实的极大背离，自然更迫使留学生走向革命之路。
三、思想组织的确立：从兴中会到同盟会
189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投身资产阶级革命事业。鉴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想潮流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深受两千年封建皇权思想影响的各阶级人士，并不认同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
但正如我们此前所讲，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欺骗中，革命逐渐成为人心所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潮渐应运而生。继兴中会后，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广泛建立。
革命团体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但此时的革命力量极为分散，尚无办法形成共同对抗清政府的合力。为加强革命力量的联合，在孙中山推动下，1905年8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骨干分子齐聚日本东京，成立了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纲领的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由此，奠定了辛亥革命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同盟会成立后，以《民报》为主宣传阵地，大力宣扬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但真正让革命思想深入人心的，还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改良与革命的三次大规模论战。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立宪派渐趋下风，加上新政的欺骗，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而《民报》的创办，更是为关注革命思想的人提供了根据地。
晚清时期，国人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清政府给列强的大额赔款尽是搜刮于百姓之身，百姓生活艰难无比，对满清政府可谓极端不满。三民主义之所以被偏爱，主要便在于它所建立的蓝图。
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点自不用言，满清政府和列强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早已人人喊打，驱逐二者，自有大批人追随。
民权主义：创立民国。这是辛亥革命的核心，营造一个生活安定的中华民国，是革命的愿景，也是汉族百姓的梦想。
民生主义：平均地权。改善生活，最根本的来讲，要有钱、有吃的，主张平均地权、核定地主现有土地地价、因经济发展而上涨的部分由国民共享的民生主义自会得到百姓信任。
革命烈士名谱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是一次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前提，创立民国为核心，平均地权为愿景的反清革命。美好愿景驱动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虽尽皆失败，但起义的一次次展开，也刺激了革命者的血性，进一步营造出浓烈的社会革命氛围。正如孙中山在纪念黄花岗起义的文章中所言，“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革命者争取到了社会人士的同情。
偶然的导火索
1911年5月，清政府发布“铁路国有”法令，强行收回民间集资自办的粤汉、川汉铁路，转手卖给外国列强。
这一行为，一方面属于出卖人民利益换取自身利益，本就高涨的革命氛围被点燃。另一方面，早在1903年12月，清政府便已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允许“商办铁路”。正是在这一法令的支持下，从1903-1907，全国15个省份才先后创办了18个铁路公司。
自古以来，天子之令，一言九鼎，不可朝令夕改。清政府如此言而无信、卖友求荣的行为，彻底点燃人民怒火，保路风潮爆发。其中尤以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
在四川，以救亡图存和民生利益为主题形成了“保路即保国，保国即保川”的逻辑，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群体间形成共同利益诉求，强烈反动清政府统治。于是，清政府调湖北新军进入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导致湖北防务空虚，给武昌起义的爆发营造了有利时机。
长久的酝酿和湖北防务空虚的有利时机下，武昌起义突然间打响了第一枪。
1911年9月24日，约定10月6日（农历中秋）举行起义，不料，南湖炮队事件却突发而至，当局加强了军队管制和人员防范，并宣布中秋节实行戒严。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俄国租界宝善里秘制炸弹，疏忽之际，火药引发大火，革命党人准备行动的秘密被暴露，清政府以革命党人名册“按名捕杀”。10月10日晚8时半许，新军工程营二排排长陶启胜查房时，见士兵金兆龙（革命党）擦枪，责问为何擦枪难道想要“造反”。金兆龙、程正瀛应声举枪，武昌城内外枪炮齐鸣，起义在不经意间突然变成了现实。
10月10日晚，起义爆发，第二天就占领了武昌，并且成立湖北军政府，速度不可谓不快。起义能够迅速成功，固然因为湖北防务空虚，也因革命者在武昌的努力。
武昌是革命思想传播的重镇，革命宣传由吴禄贞主持。他在1903年被孙中山感化，从事湖北革命宣传工作，在他的努力下，革命宣传扎根新军队伍，建立了严密的宣传体系，加上很多革命党人投入新军，导致一万五千人的湖北新军队伍中，革命党人接近两千，同情革命的有四千人，真正与革命为敌的仅仅一千多人。
正因此，起义一爆发，便取得了迅速成功。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在全国各地酝酿已久的起义浪潮开始席卷全国，到12月初，南部、中部、少数西北部省份全部宣告独立，清政府实际控制的地盘就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
时代的必然在偶然中爆发，起义成功、革命胜利、民国终得到建立。
参考文献：
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