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著明朝中後期引進的玉米、番薯、馬鈴薯等高產作物的大力推廣，大清已經可以養活了更多的人口，這也是康雍乾時期被稱之為盛世的最大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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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也完全繼承和發揚了“萬國來朝，四夷賓服”的龐大面子工程，《萬國來朝圖》描述了1761年正月初一的乾隆接受西洋夷人和外藩屬國、 朝貢國的慶賀的場景。
不過這《萬國來朝圖》只是宮廷畫師的臆想，根據《起居注》等記載，當年大年初一隻是“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根本沒有“萬國來朝”。有學者認為，這些各種粉飾太平的畫作和誇張的各種進貢禮儀更多隻是一種裝飾門面的手段。貧富差距導致這些人口激增的下層百姓在乾隆盛世之下只能吃糠咽稀，遇到饑荒破產就只能賣兒賣女。
1793年，英國派出的第一個訪華使團到達中國，發現盛世下的大清卻是觸目驚心的貧困——
“在普通中國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國農夫喜氣洋洋的臉。”這些普通中國人“每次接到我們的殘羹剩飯，都要千恩萬謝。對我們用過的茶葉，他們總是貪婪地爭搶，然後煮水泡著喝。” ——《我看乾隆盛世》使團成員約翰·巴羅
盛世光環下積重難返的各種問題，讓原本想有一方大可作為的嘉慶皇帝即位後，最終選擇自暴自棄，盛世一去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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