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黃梅縣電影公司青年美術、攝影工作者陶培德先生為製作幻燈宣傳片而拍攝的《喜事新辦》攝影作品入選1975年“全國攝影藝朮展覽”，該作品後來還被錄入《全國影展作品彙編》。
為此，陶培德先生還受邀與當時的湖北省文化廳周處長．黃岡地區文化局祝書記丶《黃岡報》攝影部趙毅一起到北京參加“中國攝影藝術展覽”開幕式，會隙他們一行還遊覽長城。
作者在舉辦“全國懾影藝術展覽”的民族文化宮前留影
1975年第6期的《中國攝影》雜誌上從“全國攝影藝朮展覽”幾百幅入選攝影作品中選登了陶培德的《喜事新辦》。20年後的1996年的《中國攝影報》以攝影界“回看四十年”的欄目將《喜事新辦》這張照片以一個時代的標誌性作品再次刊登在頭版。
除此之外，《喜事新辦》還編入新華通訊社畫冊通過新華書店向全國發行。
這是一張什麼樣的攝影作品，居然在中國攝影界引起這麼重視。在照片拍攝距今四十五年的今天，我們特地走訪了該照片拍攝作者陶培德先生。他向我講述了當年拍攝《喜事新辦》的親身經歷，開啟了歷史的畫卷，引發我尋找四十五年前新娘的願望。
根據照片拍攝者今年近八旬的陶培德先生提供的信息，當年他作為黃梅縣電影公司的一名分管宣傳的工作人員，在管理全縣各地電影放映隊的宣傳工作的同時，自己還利用自己的特長從事攝影創作工作。由於當時縣裡沒有電視臺、報社這一類的傳媒機構，縣電影公司就擔負起了全縣重大活動的宣傳報道的重任。創作出的作品一部分作品作為縣內宣傳之用，一部分還要投向全國各大報刊雜誌，完成上級安排的宣傳報道任務，提高黃梅知名度。這張《喜事新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1974年9月的一天，黃梅縣電影公司根據分路公社宣傳幹事曹禮伢提供的線索，瞭解到該公社建二大隊女青年李春榮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結婚之時，喜事新辦，不愛紅妝愛勞動，其嫁妝是一把鋤頭和一副扁擔篼子等農具。當時在縣電影公司負責宣傳工作的陶培德先生決定利用這個典型拍攝一系列照片製作成幻燈片，以便在全縣巡迴播放，從而通過樹立正面典型，開展移風易俗的思想教育。因此在李春榮結婚當天，陶培德在現場拍攝了這一體現時代特色的照片。幻燈片製成後，在全縣巡迴播放了近一年。同時，縣裡還安排縣劇團演員聶得意將這個故事編排成《湖北大鼓》在全縣宣傳。
1974年底，時任縣文化館長的何新民同志因苦於沒有好的攝影作品向上推薦，找到陶培德，希望他提供一些好的攝影作品，以便完成上級的宣傳任務。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上下都在提倡喜事新辦、移風易俗，陶培德就將這張《喜事新辦》照片給了何新民館長。何新民館長後來將這張照片推薦到湖北省文化廳，省裡感覺該照片無論是藝術性還是思想性都是好作品，於是又推薦到全國作為代表全省的優秀攝影作品參加全國攝影展。
這張照片拍攝四十五年後的今天，當年的新娘應該已是近七旬老奶奶了，不知道四十五年前的新娘在哪裡？她這四十五年來過得還好嗎？
為了尋找到當年的新娘，我們從當年新華通訊社印製的《喜事新辦》彩色宣傳畫上看到這樣的一段文字介紹：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億萬人民在鬥爭中努力改造世界觀，破舊俗，立新風，自覺同舊的傳統思想觀念決裂。湖北省黃梅縣分路公社建四大隊女青年李春榮結婚時，喜事新辦，孃家送給鋤頭等農具，勉勵她繼續革命。
在尋找新娘過程中，我們通過了解，當時的信息有誤，李春榮其實並不是分路建四（今郭灣村）大隊的人，其孃家是建群大隊（即現在的分路汊湖口村），婆家是建二大隊（即現在的分路彭橋村）。加之當時的照片除了作為各地宣傳之用，並沒有給李春榮本人。所以，當我們找到李春榮時，李春榮才知道這張照片曾經獲獎，甚至差一點認不出照片中的父親。
李春榮，1951年9月出生於分路公社建二大隊一個普通家庭。李春榮兄妹共三人，最大的一個是哥哥，還有一個姐姐，她是家裡最小的一個。李春榮十二歲那年，母親因病去世。為了帶侄女和煮飯，只讀了二年書的她不得不輟學回家做家務。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李春榮經大隊婦女主任郭冬榮介紹，結識了離家不遠的本公社建一大隊男青年彭毓榮。當時李春榮瞭解到彭毓榮家裡雖然窮了一點，但人長得帥氣，而且心靈手巧。後來還應徵入伍在山東青島當了6年兵，在部隊從事工程車輛駕駛。
1974年9月，利用彭毓榮探親的機會，23歲的李春榮與丈夫彭毓榮登記結婚。
由於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切政治掛帥，強調移風易俗。作為軍人的彭毓榮和即將成為軍屬的李春榮，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喜事新辦，決定辦一個革命化的婚禮。一不收彩禮，二不要嫁妝。於是就有照片上那一幕：李春榮的父親在結婚當天親手將革命的鋤頭贈送給即將出嫁有女兒。
李春榮的丈夫因病不幸於2018年去世。
已經年近七旬的李春榮回憶當年的場景，興奮之情仍然溢於言表。
當我們問她，當時那場婚禮是有意組織擺拍還是真實的事實？難道一點一點嫁妝也沒有？李春榮告訴我們，當時一是我個人思想上單純，也積極要求進步，公社、大隊也希望有這樣的典型做宣傳，更重要的是，當時我們男女雙方家庭本就十分困難，想辦隆重的婚禮也沒有那個條件。李春榮回憶說：自己在孃家從小沒有母親，無論是經濟條件和家庭條件都不可能隆重。婆家當時兄弟三人，還住著三間破茅房，也出不起彩禮。所以，那個時候大多數家庭兒女結婚都是簡單的，這是客觀條件造成的。當然，國家提倡節儉也有一定的影響。
儘管喜事新辦，當時的婚禮還是熱鬧的。李春榮說，當時為了配合拍攝，自己事先準備的一床被子、三十雙布鞋、二十雙鞋墊等基本生活用品在結婚頭一天就用船提前送到婆家了。結婚當天大家看到的嫁妝就只有幾樣農具了。記得，當時建一大隊還組織了十幾個迎親隊伍，新郎一改過去不上門的舊習，隨著敲鑼打鼓的迎親隊伍來接新娘，場面好不熱鬧，在當時還是很有影響力的。由於我們兩家距離不到五華里，我出嫁是步行到婆家的。即便如此，至今我為自己有這樣的婚禮感到自豪。
李春榮結婚後的第二年，丈夫就從部隊復員回家。兩人生有二個兒子，後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沒有超生。如今，兩個兒子都分別成家，分別都育有一男一女，都在小池建有私房。只有李春榮一人在老家居住。我們找到李春榮時，她正在自留地裡打理菜地。
李春榮的照片反映一個時代的特徵，四十五年後再看這件事，形式上好象有點與今天格格不入，但它所代表的思想至今還是先進的，值得我們追憶和發揚。
照片中的父親、鄰居老大媽、大隊婦女主任已經早已離開人世，我相信當他的後人和照片中目前還健在的幾個人，尤其是那個婦女主任懷中的女孩，應該為那個時代留下的記憶感到自豪。
最後，我們還要感謝陶培德先生，沒有他當時的記錄，沒有他幾十年的精心珍藏，歷史的記憶不會重現。
圖片素材：由陶培德先生提供。
文字素材：由江尊華採訪編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