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銀保監會2019年三季度數據，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2.36萬億，不良貸款率1.86%，較二季度，餘額和不良率都是上升態勢。雖然四季度數據還未出，但考慮到年底央行的幾波寬鬆政策，我們暫時可以以四季度持平三季度的水平收官整年。這組數字相較2018年一季度，1.77萬億和1.75%以及18年末2.02萬億和1.83%，可以說屬於“震盪雙升”。也算是大體應了去年大家都說的一句話，“明年會比今年更加難過”。
金融不良資產行業的2019年並沒有因為行業存量增加而進一步擴容，下游機構進一步洗牌。從上游機構對金融不良資產的掛牌和成交數據看，19年與18年的水平基本持平，甚至是略有下滑的。
金融不良債權轉讓數據（數據來源，浙商資產研究院）
國內商業銀行2019年1-11月不良債權轉讓分佈（數據來源，浙商資產研究院）
銀行業資產分佈（數據來源，銀保監會公開披露）
金融不良資產行業在近兩年不良資產越來越多卻沒有顯著發展，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增量減少，市場化機會不足
從上面的數據可以看出，五大行與其他商業銀行相比，待出讓的不良資產比重與其資產規模的比重遠遠不匹配。結論就是，五大行的資產相對優質，風險暴露以來，這幾年已經逐步出清，新增的資產暫未形成大量集中違約。而城商行和農商行雖有大量亟待處置的不良資產，但捉襟見肘的資本充足率使其難以以打包折價出讓的方式去化，因為接受市場化報價的代價是昂貴的（資產質量越低，折價率越高，銀行損失越大，撥備損耗越多）。兩者居中的股份制銀行資產成為行業最主要的供應商。然而即使是股份制銀行，能接受的損失依然有限，有部分資產管理公司以債轉的形式承接了大量銀行的出表業務。真實的批量轉讓增量給市場的並不多。
限制了行業供給，使得交易驅動型的不良資產行業“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號稱萬億級別的市場，實則能讓市場化機構享受到的或許也就千億級別。
二、市場滯後，成交價格高企不下
理論上說，不良資產處置行業應該是逆週期行業，但由於我們目前面對的，是大部分底層資產為房地產的傳統信貸不良，其去化依然是依賴於房地產市場。強調控的地產市場帶來的低迷成交自然傳導到不良資產行業。因此嚴格說來，國內的不良資產行業並不是真正意義的“逆週期”。被推高的不僅僅是資產價格，還有出讓方銀行的心理預期。
這就形成了兩個大的矛盾：一是已高企的資產價格和難以繼續看漲的房地產市場的矛盾，二是高成本低時效的資金和低變現慢流轉的資產之間的矛盾。兩大矛盾造就了業內會如此多的“二次不良”。
三、熱點區域內司法資源嚴重匱乏
除了因為底層資產主要為房地產，資金為了快速流轉，所以選擇在經濟活躍區域，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司法環境。不良資產處置需要耗費大量司法資源，經濟活躍區域對應的司法基建完善，減少處置成本，但同時也造成了該區域司法資源的超負荷運轉。以上海的法院為例，由於金融機構眾多，近幾年大量的違約案件導致基層法官的平均在辦案件高達數千，某些金融機構集中的區縣更是遠高於平均值。
近年來司法拍賣線上化讓這一“匱乏”更容易量化，筆者粗略統計，2019年淘寶、京東、公拍網三個最主要的司法拍賣線上拍賣平臺，全年成交資產金額約為1500億，線上化拍賣已有數年，有理由相信1500億這個數字的天花板已經不在於平臺的建設與普及，而是線下作業數量的侷限性。千億級別的實際處置量對應萬億級別的存量，中間單純靠資金接力來消化顯然難以持久，這也是行業難以繼續快速發展的原因。
2020年，不良資產行業在銀行業嚴監管的持續下的機會依然存在。今年以來，熱點區域從傳統一線城市下沉，非一線的熱點城市已有大量資金佈局。傳統的規模化機會越來越少，小規模資金+扁平化處置團隊的模式不斷湧現。供給的增量方面，雖然傳統對公資產不足，但有大量個人信貸違約增量，這對於傳統團隊的處置思路又是一大挑戰。
在機會中還是要關注風險，競爭者居多不是高價尋找資產的理由，否則就是摒棄行業本質。不良資產處置伴隨大量資源的損耗，其中之一就是時間，時間帶來的不確定性正是行業特點。前端折扣帶來的利潤來源越來越少，去後端尋找利潤的想法不錯，但面對一個“房住不炒”的住宅市場和過剩的商業地產市場，過分樂觀等同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