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漢末以來的三國割據局面最終在以司馬氏建立的晉朝手中終結，動盪了數十年的中國大陸終於重歸一統。
而兩晉王朝建立的背後是中國社會歷經數百年發展起來的士族階層的支持，這是一股在中央壟斷權力、在地方掌握財富的龐大政治力量。出於對他們的忌憚，西晉王朝復活了本應被廢除的"分封制"。
本想借此制衡士族的西晉皇帝卻沒預料到這一舉動給西晉王朝埋下了一顆致命的炸彈，在幾十年後一舉摧毀了剛剛建立的大好局面。
而士族問題並沒有就此消失，反而成為日後東晉王朝難忍的痼疾。
西晉疆域示意圖
打錯算盤的晉武帝
西晉，是我國曆史上最短命的大一統王朝之一，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時代的序章。這個王朝本身是在士族力量的擁護下建立的，因此士族階級是這個國家的統治基礎。但成就晉朝的，最終也將毀滅晉朝。
自從曹魏以來，士族就通過"九品中正制"來維護自身的政治特權，同時又通過"蔭庇"制度來維護自身的經濟特權。
九品中正制
也就是說，士族力量以皇權為條件向統治者索取了壟斷人才晉升渠道與建立經濟上的特殊地位兩大特權。正是通過這些措施，士族在西晉的勢力愈發壯大，皇帝不得不依靠他們才能維護統治地位。
但我們知道，沒有哪個皇帝會習慣於受制於人，更何況是這種仰人鼻息的權力狀態。
為了與士族力量進行抗衡，皇帝必須培植自己的力量，以免自己在未來像曹魏家族一樣因被士族拋棄而覆滅。這就涉及到了西晉的另一項制度了。
魏晉時期的文人
中國自從西周以來就實行"分封制"，後期這一制度造成的群雄割據使得周朝滅亡。因此，秦始皇在建立秦朝之後毅然決然的拋棄了分封制，改用"郡縣制"。但漢代建立後，因為漢朝統治者自身出身微寒，缺乏深厚的政治根基。
因此漢朝皇帝採用了郡縣與分封制度相結合的"郡國制"，大封宗族子弟，擴充劉姓勢力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但這一舉措導致了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漢武帝時期一直致力削藩，才沒有使得封國再次成為漢朝的巨大政治威脅。
七國之亂
西晉並沒有吸取漢朝的政治教訓，而是恢復了該制度，大封子弟為諸王。這是晉武帝為了維護司馬氏的統治地位而做出的無奈之舉，想要維護司馬氏的天下，他只能依靠司馬家族的人。
晉武帝不會不清楚分封制的危害，但他或許對自己的政治能力有足夠的自信。
此外，雖然他明確知道自己的兒子能力不濟，但他還有可以寄予希望的皇孫，只要維持一個強勢的中央，未必不能保證國家的安全。
西晉八王各自勢力範圍示意圖
人算不如天算，政治行為的複雜性與不可預料性超乎了晉武帝的想象。惠帝闇弱，皇后賈南風霸道貪權，結果引發了"八王之亂"，給西晉王朝的政局掀起一場長達十六年的血雨腥風。十六年的權力角逐，無數家族被滿門誅滅，無盡的戰爭、陰謀、屠殺.....西晉王朝鮮血流遍。
更為可怖的是這場鬥爭引發的連鎖反應，天下震盪，人民流離失所，分裂勢力與敵對勢力蜂擁而起。剛剛凝聚在一起的國家瞬間危機四伏，而更大的災難正在趕來的路上。
這場皇族之間的權力鬥爭不斷髮酵，使得西晉社會迎來了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總爆發。
晉懷帝永嘉年間，由匈奴貴族劉淵建立的"漢"政權趁西晉王朝殘破不堪之際發動南侵，三攻洛陽並使其陷落，俘虜晉懷帝。兩年後，殺之於平陽。同年，司馬鄴在長安即位，改元建興。
建興四年，劉曜破長安，俘虜晉愍帝，西晉王朝最終氣竭而亡。這場由匈奴人引發的動亂就是著名的"永嘉之亂"。
衣冠南渡過程示意圖
反客為主的僑姓士族
永嘉之亂帶給中國社會以深刻的影響，是往後三百年南北分裂歷史的開篇。永嘉之亂後，大量的晉朝士大夫為了躲避災禍闔族遷徙到相對比較和平的南方，史稱"衣冠南渡"。
所謂衣冠是代指漢族的文明，因此，這場遷徙同時也是一場文明的流徙。
南遷後的士族擁立琅琊王司馬睿在建康城建立了東晉政權，為晉朝延續國祚。而廣大的北方地區就此被晉朝皇室丟給了胡人，北方社會就此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
琅琊王司馬睿能進居帝位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八王之亂後期，以東海王司馬越和成都王司馬穎實力最為強大，而琅琊王司馬穎本屬司馬越的麾下勢力，司馬越用他來經營江南，為日後做打算。
但永嘉之亂的突然爆發，使得晉室殘餘諸王勢力迅速覆滅，此時正在江南經營的琅琊王司馬睿成為晉室的希望所在。
晉元帝司馬睿畫像
而司馬睿之所以能順利的繼承大統，離不開兩大勢力的支持。這兩大勢力分別是來自北方的以琅琊王氏為主導的"僑姓士族"以及江南本土的"江東士族"。
永嘉之亂後，一部分北方士族把希望寄託在與胡人合作身上，不願意離開故土，而另一部分則拋家棄業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江南。其中的"僑姓士族"飄零過江，在江南無半點根基，一分家產。
而此時的司馬睿剛剛建立政權，立足未穩。因此，僅僅依靠僑姓士族的能力是無法幫助新生的政權度過內憂外患的特殊時期。
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就說："王氏雖有翼戴之功，而北拒石勒於壽春者，紀瞻以江東之眾捍之於淮右，相從渡江之人，未有尺寸之效也。"
淝水之戰畫作
司馬睿積極拉攏江東士族，藉助他們的財力、武力、人力來應對來自江北的威脅，保衛政權。
而這些僑姓士族也十分識趣，自知"人在屋簷下"，因此選擇埋頭做人。一不與江東士族爭權，二不與江東士族爭利，使得雙方得以和平相處。
僑姓士族選擇了到偏遠貧瘠的會稽地區墾殖生產，積累家業，而不是留在富庶的吳中和江東人搶地盤。這一局面非常有利於東晉王朝的發展：一方面有江東士族提供保衛政權的力量，一方面僑姓士族的墾殖也促進了邊遠地區的開發，對經濟發展也十分有幫助。
陳寅恪先生在《金明館叢稿初編》就這一情況曾說："北來上層社會階級雖在建業首都作政治之活動，然其殖產興利為經濟之開發，則在會稽臨海間之地域。"
但隨著政權的初步穩定，東晉暫時解除了外患之憂。此時的司馬睿不得不著手來處理江東士族獨佔朝堂而權傾一時的危機，而來自江左的僑姓士族成為司馬睿不得不倚重的對象。
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曾更直接的說司馬皇族與僑姓士族從一開始就在與江東士族虛與委蛇，各種拉攏合作都是權宜之計，司馬皇族最想依賴的還是僑姓士族。
東晉與十六國版圖示意圖
漸漸的，江東士族在不斷的被排擠出中央政權，雖然他們還在朝中任職，但卻不斷的被邊緣化。這一情況激起了江東士族的不滿情緒，甚至引發了政變活動。
曾三定江南，對東晉皇室做出巨大貢獻的周玘因遭受猜忌就圖謀反叛。但這次叛亂很快被鎮壓，周玘憂憤而死，東晉的政權得以安穩，但這起事件對東晉的影響還是很大。
陳長琦先生在其《兩晉南朝政治史稿》中曾統計了東晉的重要官職的出身情況，其中僑姓士族達一百零二人，而江東士族僅不到十人。
不僅在政治上江東士族遭到了僑姓士族的排擠，在經濟上江東士族的優勢地位也在不斷喪失。江南地區的富庶地區，最早都是江東士族的勢力範圍，而僑姓士族早期在王導的倡議下避居沿海貧瘠之地。
但隨著僑姓士族力量的壯大，他們不但在政治上打壓江東士族，而且也不滿足於經濟現狀，不斷侵佔江東士族的土地田產、勞動人口。
政治上失意，經濟上殘破的江東士族不可避免的在東晉政權中退處輔助地位，而僑姓士族則反客為主，煊赫一時。
西晉士族形象畫像磚
東晉皇帝的無奈之處
在僑姓士族中，琅琊王氏的地位異常顯赫，在整個南遷士族中儼然領袖人物。王導身為宰相，兼任揚州刺史，掌握東晉行政大權，王敦手握東晉軍事大權，王氏家族其他諸如王舒、王含、王彬等人皆擔任刺史、都督之職。
一門上下，無不官居要職，王氏之顯赫，可見一斑，這才有了所謂"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
但我們知道，皇權具有獨尊性的特點，既然追求獨尊，又怎麼會甘願與其他人分享權力？東晉朝堂的這一局面註定要因一場政治變局而改變。
晉元帝司馬睿在北御胡虜安定邊疆、內黜江東士族穩固王權之後不得不面對琅琊王氏勢力的膨脹，這一新的政治困局讓晉元帝坐立不安。
晉元帝是一個有雄心的人，有雄心之人不會安於現狀。因此，晉元帝終其一生都在努力振興皇權，擺脫王氏的束縛而實現中興之志。
為了振興皇權，晉元帝一直在培植忠誠於自己的政治勢力，而以刁協、劉隗等人為代表的士人正是晉元帝需要的擁皇派。
史書載："隗雅習文史，善求認主意 ，帝深器遇之......與尚書令刁協併為帝所寵，欲排抑豪強。"
除了這些勢力之外，自從晉元帝在南方恢復晉朝政權以來，北方陷落地區抗擊胡虜的漢人將領等勢力也表示臣服於晉元帝，這給了晉元帝以極大的鼓舞。
同時，晉元帝還通過採用法家的政治主張來服從於其振興皇權的意願。一方面以法馭下，彰顯皇權的威嚴；一方面選用有真才實學的實幹家，來執行自己的政策。在此期間，大量的士族官員因為觸犯法條而遭受懲罰。
同時，還有大量的官員行為逾禮而被彈劾。這些政治舉措的實施，給予王氏家族以不小的打擊，使得"王氏深忌疾之"。
東晉士族形象畫作
而隨後，晉元帝又著手調整中央的人事任免以及職能部門，將原有的職能部門進行裁撤分割，再安排自己的親信入主中樞以及地方州府，擔任軍政要職，以達到削弱王氏的目的。
振興皇權的運動在晉元帝的主持下不斷進展，擁皇派打擊王氏的力度因此不斷加大，甚至奏請皇帝要改革選材制度，這一行為是對士族階級特權這一根本利益的觸犯。
這還沒完，晉元帝又命令官員蒐括天下戶口，把大量由士族地主佔有的勞動人口解放出來，給他們分配土地。
這一舉措一方面可以為國家增加勞動人口、徵役人口，並增加國家稅收，對朝廷增加財富和發展軍隊都有幫助；但另一方面這一行為卻嚴重侵害了士族地主的利益。
王敦兵變想象圖
總制荊州掌握東晉主要軍事權力的王敦因此以"討伐奸佞"的名義發兵東下。
王敦在給晉元帝的奏疏中說："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擾亂天機，威福自由......而密知樞要，譖行險匿，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奸狡饕餮。"
王氏不敢直接討伐皇帝，而是又打出了"清君側"的旗號。晉元帝欣然應戰，卻遭遇慘敗，晉元帝含恨而終，王氏在這場戰爭後取得了主動權。
晉元帝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他的兒子晉明帝卻在與王氏的鬥爭中取得了巨大勝利，使得明帝時期的皇權得到擴張，王氏遭到嚴重削弱。
只不過，由於明帝猝然離世，剛剛建立的大好局面轉瞬即逝。
▲桓玄影視形象
皇權的困局一直到孝武帝時期才有所好轉，孝武帝打擊謝氏，將其排擠出決策圈，使得皇權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士族的束縛。但好景不長，安帝時期，政權被司馬道子父子掌控。
而此時的東晉已經內外交困，政權十分動盪。元興五年，桓玄兵臨建康，誅殺司馬道子父子，總攬朝政大權，最終威逼安帝退位，建立桓楚，東晉王朝就此滅亡。
後記：
兩晉自建立到滅亡，士族階層貫穿其歷史發展的始終。作為一股自兩漢之際興起的力量，士族階層自魏晉以來在中國數百年的歷史舞臺上扮演者重要角色。
其之所以能產生這麼巨大的力量，便在於士族的本質是作為封建社會政治基石的地主階級，他們以宗族血緣為紐帶聯結在一起，又在地方佔有大量的土地和社會財富，擁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
而他們同時還壟斷著知識技能，在兩漢士人政府與儒學興起的同時，他們得以憑籍自身的知識能力躋身官場，在政治生活中發揮日益重要的影響力。
古代士族
這樣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必然要在歷史上產生巨大的影響，甚至到了擁有改朝換代能力的地步。
皇帝在此時僅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但以獨尊性為特點的皇權天然排斥其他權力團體，因此，士族力量發展的始終必然伴隨著與皇權的長期鬥爭。兩晉社會即是如此。
他一方面依賴於士族力量，另一方面又對其膨脹十分敏感，晉朝皇室為了自保而做出一系列努力，結果帶來的危害更為巨大。
東晉在長期的鬥爭中使得整個社會矛盾重重，而最終催生出了以劉裕為代表的寒門士族的崛起，才從根本上緩解了之前的政治困局。而士族問題的真正解決要遠到之後的唐宋，這場鬥爭註定是漫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