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傅斯年在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一封信中，明確反對哲學隸屬於文科，理由是西方哲學以自然科學為根基，而中國哲學以歷史為基礎，中國本沒有所謂的哲學，有的只是“方術”。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把哲學史刻意稱之為“道術史”。連翻譯過《哲學要領》的蔡元培，也在1924年寫《簡明哲學綱要》的時候，無奈地強調“我國的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聖言量為標準。”
從西學東漸開始，有關中國有無哲學的爭論和擔憂，就從來都沒有停止過。直到1933年，馮友蘭先生應商務印書館邀請撰寫了《中國哲學小史》，終於為中國哲學正了名。
作為中國20世紀最傑出的哲學家之一，他在這部6萬多字的《中國哲學小史》中，系統論述了中國哲學的發展脈絡，打通了古今中外的相關知識，在有限的篇幅裡融入了自己對中國哲學的深刻理解。
01 名言雋語，比喻例證：中國哲學的核心特質
馮友蘭先生認為中國不是沒有哲學，只是不像西方哲學那樣相對系統而已，他把中國哲學的核心特質歸納為“名言雋語，比喻例證”八個字。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孟的語錄體和隨感式，老莊的格言化和寓言故事，都為中國哲學奠定了一種詩性化的言說方式。後來作為中國傳統思想主流的儒釋道三家，莫不如此。
中國古代哲學中常用的語錄體，就是用名言雋語的方式來表達思想觀點，它不注重而且通常也沒有嚴密邏輯的過程，《論語》就是這樣的典型文本。在《論語》中，孔子以智慧長者的姿態，針對學生提出的種種問題，無需嚴密的邏輯論證，直接給出獨特、精闢的論述，學生也欣然接受。
而中國古代哲學話語方式的另一特點，就是喜用類比思維，也就是往往採用比喻的方式來闡釋問題。比如說《莊子·天道》中，就用“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來比喻事物的精妙之處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這種“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意境，馮友蘭先生稱之為清晰不足而暗示有餘。它可以引人深思，令人回味，給人們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
02 百家爭鳴，風雲變幻：子學時代的中國哲學
所謂子學時代，指的是中國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時代。這個時代奠定了中國哲學和政治社會的基礎。子學時代裡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流派，分別是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
儒家學說，主要是孔子關於“仁”的闡發。孔子認為“仁”是人的性情合乎禮的流露，進一步，孔子從肯定和否定兩方面來闡釋“仁”的意義。
肯定的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稱之為“忠”，這屬於“盡己為人”；否定的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稱之為“恕”，這屬於是“量己度人”。兩個方面合起來就是“忠恕之道”，也就是實踐“仁”的途徑。
孟子在發展了“仁”的思想基礎之上，又提出了“義”，進而形成了“四端說”。孟子認為，人的本性中都有惻隱之心、兇惡之心、慈讓之心、是非之心，如果它們加以充分發展，就發展成“仁、義、禮、智”四德。
老子的思想，重要是言道言德，著重於事物的原理，而莊子對道的理解，多在超自然的一面。莊子是從更高的觀點看事情，以更加超然的態度超越功利現實。總結起來，就是“齊生死，齊勿我”。
法家思想在早期時，韓非子綜合了商鞅的“法”、慎道的“勢”和申不害的“術”，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從秦王嬴政開始，法家思想在政治實踐上大放異彩，雖然在秦以後法家很少被公開提及，但是後世的傳統中國政治，實際上都是“外儒內法，儒法互補”的路子。
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愛”和“非攻”。兼愛類似於西方基督教所講的博愛，但比博愛更深刻。博愛只強調了愛的廣度，兼愛則更強調愛的無差別。
非攻，主要是提倡和平、反對不義之戰。墨子講的非攻並不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戰爭，而是反對非正義戰爭，對於非正義戰爭，也要用戰爭來阻止。
由於種種原因，墨家思想在戰亂紛爭的時代，很難得到實施。後來，墨家思想就散落於民間轉化為了“俠義”思想。
03 包容匯通，三教合一：經學時代的中國哲學
所謂經學時代，指的是解釋諸子時代的各種經典，並賦予它們新含義的時代。
這個時代的哲學大都是和政治有關。當時，大一統的政治促成了大一統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就是主流。
同時，政治上統一和分裂的輪轉，也決定了思想流派雖有對立，但不是絕對排斥，它們相互之間是融合共生的。在儒家主流的基礎上，中國哲學逐步形成了儒釋道三教並存的格局。
儒家成為主流思想，有關鍵的兩步。第一步，是大一統的政治需要大一統的思想。也就是，在百家爭鳴之後，儒家符合政治統治的需要脫穎而出，最終被定為獨尊。
第二步，是道統說和宋明儒學促進儒學復興，把儒學推向中國思想發展的新高峰。
漢初，道家“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十分盛行。但是，儒家的入世和教化思想更適合現實社會與政治發展需要，在這一背景下，董仲舒結合陰陽家的“五德始終說”提出儒學大一統，為漢朝存在的合法性提供理論依據。
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道家思想並沒有消亡，而是轉入民間發展。
漢代之後，中國長期進入分裂狀態。此時，佛教開始傳入並逐漸擴大影響。加之，“五胡亂華”等歷史事件的影響，儒家主流地位風雨飄搖，不再有昔日的獨尊地位。
為了重新恢復儒家的活力，同時也為了解決當時的現實問題，唐朝的韓愈等人重新解釋了儒家經典《大學》和《中庸》，提出了“道統說”。道統說拉開了新儒家的序幕，是儒釋道三家思想路線的融合交匯。
在三家思想路線的交融中，儘管新儒家的地位凸顯，但同時也給佛家和道家以充足的發展空間。進一步說，儒家的獨尊，佛家的傳入和進一步中國化，道家的復興和在民間立穩根基，最終讓中國哲學形成了儒釋道三家並立的最終格局。
04 結語
1982年，哥倫比亞大學授予馮友蘭先生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先生寫詩以明志：“智山慧海傳真火，願隨前薪作後薪。”可以說，這句詩既表達了先生的志向，也代表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精神。
《中國哲學小史》是在馮友蘭先生思想日臻成熟後所寫，這樣一本舉重若輕的小史，已問世八十多年，它是馮友蘭先生留給後世的一份禮物。
雖然是薄薄的一冊，卻是先生對中國哲學思想的精華總結。打開它，可以讓我們在極短的時間內，能夠凝練地掌握中國傳統哲學的精髓。
在這個略顯浮躁的時代，每個有進取心的中國人，都應該瞭解一下中國哲學，讓它們來照亮自己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