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上一篇寫道，大規模定居文明的出現推動了早期中華文明的“一體化”進程。地處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華夏作為定居文明的中心，經受住了周邊蠻夷戎狄遊團的衝擊，並沒有像同時期其他文明中心那樣，呈現為脆弱孤立的定居文明不斷毀於蠻族入侵和遷徙浪潮的破碎歷史，而是合成了一種特殊的歷史——在同一個“天下”秩序之內華夷各族激烈競爭、共存共生的連續歷史。這使得中華文明在誕生之後的第一階段就具有了連續性和一體化特性，而且進一步推動了此後這一獨特文明朝向大一統國家的演化。
第一次大一統，是在周朝初期實現的，周之前的夏（約前2070年-約前1600年）和商（約前1600年-前1046年），綿延約1000年。夏朝是否存在的考古證據還在爭論之中，而關於商朝，由於有陶文、玉石文、金文特別是甲骨文多種文字資料提供證據，被確定為信史。
商朝向周朝的過渡，從大歷史尺度上看，內含連續的歷史邏輯。李零教授在《我們的中國》一書中說：
蘇秉琦教授講區系類型，分六大塊：黃河流域三大塊，長江流域三大塊。這六大塊，由龍山文化作總結，發展出夏商；夏商由西周大一統作總結，發展出秦漢大一統。線索非常清晰。[1]
他說的就是連續性和一體化。在地理上，商朝自湯至帝辛17代31王，雖“殷人屢遷，前八後五”，但前期遷都以今日鄭州的商城遺址為中心，後期以今日安陽的殷墟為中心，都不離黃河中下游這一個後來被周成王當作“天下之中”的核心區域。從都城區域向四周伸展，較為穩定的商朝疆域，北至易水、燕山，南至淮河，東至泰山以西及魯北，西至關中平原，渭水中下游。
圖1：商朝地理範圍示意圖（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超出穩定疆域範圍的遠方，也有殷人曾經到達過的遺蹟：一是長江流域，如今湖北黃陂盤龍城、江西清江縣吳城村等地的商代聚落遺址，則可能是商朝不同時期的軍事據點[2]。 二是渤海灣的海岸線，殷墟婦好墓中出土了6800枚貝幣，還有鯨魚的骨頭，而甲骨文裡也有關於貝、朋、珏的記載，說明殷人已經有了海洋活動。
雖然這一廣闊空間並不是現代意義的國家疆土，只是巨大部落聯盟的一個分佈範圍，但由於都城的存在，已有“王畿”、“四土”和“多方”的劃分。畿是商王直接管轄之地，甲骨文裡稱為中商、大邑商或天邑商；四土，即商朝的諸侯，是商向四方移民和擴張的區域。四土之外是多方，是其他各部族分佈的地方。
夏朝的部族稱“氏”，如有扈氏、有男氏、褒氏、費氏等，而商朝的部族稱“方”，如子方、土方、鬼方等，標誌著政體從血緣本位向地緣本位的演進。可以說，從商朝的地緣格局中，已經能看出未來大一統國家的雛形了。
對比地看，首先，遊牧-遊獵的部落不會營建城市，正如當年李斯直諫秦王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所以，城市特別是“王畿”的出現，是定居文明的典型特徵。再者，在定居文明的早期，很多國家也只限於一個城市，城即國，國即城，古代東地中海地區很多國家，包括古希臘時期的國家，都是如此。最後，只有那些能夠將王權的力量從城市中伸展到外面的“四土”，又通過“四土”進一步控制更遠的“多方”的王朝，才有希望建立大一統的王國，乃至龐大的帝國。
漢字的“國”很說明問題。《說文》雲：“或，邦也，從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國，邦也，從口從或。”就是說：古代文字中，“或”就代表邦國，如周初何尊銘文中的邦國就用“或”，其中那個小口即是城牆的意思。但如果寫成“國”，則表示中心城邦“或”之外還有一圈邊界，這就是超越城市國家形態的大國了。
本來，古代世界可能一直都會長期徘徊在從“或”到“國”的某個中間階段，例如古代地中海的希臘時代和羅馬時代，其實長期都只是城邦聯盟類型，並未實質性地跨出從“諸或”到“一國”的那一大步。
文明發展總會在條件最好的環境中首先出現突變。果然，接下來在得天獨厚的中華大地上發生的商周之變，一舉改變了舊世界的國家類型，文明大踏步向前邁進。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國家的模樣，蔚然生成。
周朝創立了什麼？
李鴻章論晚清時局，曾有“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之嘆。從晚清倒推3000年所指的時代，正是發生在公元前最後一個千紀之交的商周之變。而1917年王國維發表《殷周制度論》，以20世紀的眼光回望歷史，開篇第一句就是：“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
李氏的“三千年”之論怎講？在中國舊學士大夫們的意識裡，中華始祖歷經三皇五帝三王到了周朝，周公一舉集古代治法之大成，所以後世皆以周公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只要自認為是正統中華的後人，則必以周人為人文先祖。
王氏的“殷周之際”之論又怎講？他在文章中寫道：
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又自其表言之，則古聖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無以異於後世之帝王；而自其裡言之，則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規摩，迥非後世帝王所能夢見也。[3]
周人本為“大邑商”西部邊陲的一個小邦國，在古公亶父率部落從“戎狄之間”的豳地返回關中岐山下之後，逐漸壯大起來，傳至文王時，已“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聯合西南眾多邊疆部落，起兵伐紂，一舉克殷。
圖2：周人遷徙示意圖（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但為什麼說這一次的改朝換代，不只是表面上看起來的“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而是埋伏了“萬世治安之大計”在裡面了呢？
這就要通過與商朝的對照來看。首先，如前所述，商朝已經有了“王畿”、“四土”和“多方”的“中心-邊緣”地緣格局。周人從西方崛起，滅掉了紂王之後，立刻面對了一個兼有東西兩部分的巨大疆域，如果再把周圍的“九夷八蠻”都納入進來，也就是當時的“天下”了。
一個“小邦周”，“萬邦”中的一個，而且無論在文化還是在經濟上都較“大邑商”要落後很多，現在因為一舉奪了政權突然要面對整個“天下”，要管理包括原殷商的王畿、四土、多方以及四周蠻夷戎狄的全部“萬邦”，這就是周朝開國者們要解決的頭號難題。
這個難題，歷史上其他開國者也都遇到過，但結果卻大相徑庭。最常見的一幕，是武力征服，文明倒退，重回野蠻世界，最後又在某個邊疆地區湧現出新的起義者集團，進入下一輪毀滅與重建的循環。阿卡德、亞述、赫梯、巴比倫包括波斯，大抵如此。從疆域的規模上講，與周初形勢最接近的，是公元前4世紀崛起的亞歷山大帝國。當時這個由西部小邦馬其頓人建立的龐大帝國曾經橫跨歐亞非三大陸，也可算是一個“天下”，但從公元前336年亞歷山大即位到他於前323年在巴比倫城暴病而亡，前後不過13年。整個過程，不過就是一支50000人左右的蠻族大軍毀滅了第一波斯帝國，並在其所到之處留下一連串兵災戰火，並無進步和建設可言。最強詞奪理的積極評價，不過就是說武力入侵給被征服地區帶來了新的活力，促成了各文明之間的融合與交流。
但文明的發展，卻不是靠野蠻來推動這一個途徑。遺憾的是，無論是亞歷山大，還是被他擊敗的大流士三世，都完全不瞭解700年前在東亞中原地區發生的事情。以今人的眼光回顧地看，那是文明史上一個見證奇蹟的時刻。周朝的開國者從文武到周公，面對著同樣的難題，卻沒有落入那個重回野蠻的俗套故事，他們成功發明出了一種史無前例的、跨越式的解決方案，直接將中原大地帶入了一個新的文明。
70年對話5000年，我們已經看過了中華“多元一體”的文明起源，我們也見到了中華“天下型”定居文明崛起，現在終於又要目睹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將定居城市與蠻夷遊團一體整合的中華“天下秩序”之誕生了！
圖3：周公旦塑像（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此處還是要插一句：關於周朝創制在世界政治發展史上的重大意義，同樣也不能指望在西方史學“大師”們的著作中找到任何客觀的闡釋。在他們中很多人的頭腦中，除了希臘羅馬世上再無其他古代政治史，除了亞歷山大、凱撒等幾個軍閥全世界其他的人好像都在睡覺。而西藏高原以東的世界則僅僅因為不懂而乾脆被“與世隔絕”。因此，在此要再次致敬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趙汀陽教授，他正確地將周朝的政治制度創制，定義為一個超前進行的“世界政治”實驗，他寫道：（周朝的天下體系）
是覆蓋有限地域的“世界性”政治秩序，是世界政治的一個概念性實驗，是世界歷史的預告。世界至今尚未變成天下，真正的世界歷史尚未開始。……除了周朝的天下體系這個特例，由自然狀態發展出來的政治幾乎必定是國家政治，而由國家政治派生出來的是國際政治，卻無法進一步發展出世界政治。[4]
誠哉斯言。公元前1044年武王去世，成王幼小，周公攝政，《書·大傳》記：“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正是這7年，周公完成了一個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蹟，不僅成功實現了周朝“以小治大”、“以一治眾”的目標，而且創造性地建立起一個“世界性”政治秩序，大治天下。史記：“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周朝之謎”的世界史意義
這才是文明。若為亞歷山大13年寫傳記，基本上就是戰史，從漢尼拔、凱撒到拿破崙、希特勒，沒什麼差別，寫到最後，就是蓋世的英雄死去，久違的和平重現；但若要評價周公旦的7年，卻大大超出了西方史學家的理解範圍，就是在中國，從2000多年前的先秦諸子，直到民國時期和今天的學人，也還在不斷刷新不同的理解方式。
後人將周公的基本政治策略歸結為兩條：“協和萬邦”與“德治天下”。先說一說“協和萬邦”：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視本部族為大神“帝”的後人，末世商王甚至自封為帝，如帝乙、帝辛二王，傲視其他部族，主要靠武力維持聯盟的統治，很像近世的一神教帝國主義。而武王克殷，小邦周打敗了大邑商，為了獲得合法性，就用“天”代替了“帝”，“丕顯文王受天有大令”。這個置換意義重大，使得商周之變不再是古代王朝興亡老路的重複——新霸權取代老霸權，新帝國主義取代老帝國主義。表面上看，雖也是新王興老王滅，但實質上，周王已不再是新“帝”，而成了“天子”。
一系列神奇的變化由此發生。“天子”受“天命”治“天下”，從此出現了“君統”，如王國維所說：“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 [5]
但如何才能將天子與諸侯的關係納入“君統”呢？——有辦法，創“嫡庶之制”，使“宗統與君統合”，立尊尊親親賢賢之義，於是“自國以至天下合為一家”。[6]
但又如何才能將天下的諸侯都納入“宗統”呢？——有辦法，“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實行宗法分封，武裝殖民，派同姓母弟和異姓姻親前往遙遠的邊疆和要衝地區建立諸侯國。
圖4：西周宗法制度示意圖（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歷史見證，這一策略極為成功。武王封“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左傳》），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荀子》）錢穆先生精闢地將這一活動定義為“農民集團的武裝開拓與墾殖”[7]。 武裝開拓，針對的是定居的萬邦，將姬姓的宗親們分佈到前殷商萬邦之中，使異姓“諸夷”被同姓“諸姬”所包圍。武裝墾殖，針對的是遊牧的部族，使定居的農耕區在各地同時擴大，造成遊牧-遊獵區域的蹙縮。
據史料，至遲至戰國初期，各諸侯國之間留給遊牧部落活動的“隙地”已接近消失，而到秦統一後，“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8]” 從此，世界上最大的“天下”型定居農耕文明和最大規模的定居農民人口，出現在中華大地上。
實際上，從此以後直到今天，這個基本現實就從來沒有改變過。70年對話5000年，這一點值得特別關注。回顧商周之變以後的3000年，無論王朝如何更換、治亂如何交替、疆域如何變化、民族如何遷徙，一個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定居文明始終存在於中華大地上，極為明顯地將自身與其他文明區別開來。
考慮到在廣闊的內亞草原地區，直到近代以前還主要是四處遷徙的遊牧文明；又考慮到在廣闊的阿拉伯地區，歷史上更多的是以長途貿易為主的“遊商文明”；再考慮到西歐和北歐，被列奧波德·蘭克稱之為西方文明誕生的“三次深呼吸”——蠻族入侵羅馬、十字軍東征和大航海——也無不是以遷徙、遠征、入侵和海外殖民活動為主的“遊盜文明”，中華文明的定居文明本質就愈發引人注目。其文明的連續性以及文化的獨特性，也莫不是由此而來。這是理解中華文明、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一個根本點。
圖5：蠻族入侵羅馬示意圖（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由於近代之後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迅速興起，世界上大部分遊牧、遊商、遊盜文明也都在近500年裡先後轉型為以工業城市和農耕鄉村為中心的定居文明，使得今天的人們容易產生嚴重錯覺，誤認為希臘羅馬真的可以和周朝秦漢相比，歐洲的中世紀真的可以和隋唐兩宋相比。
歷史上的實際情況是：從周朝開始，到秦統一，最大規模定居文明的形成和以此為基礎的大一統的實現，就使得中國超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進入了“現代”。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歷史時間裡，沒有其他文明可以與之相比，印度有大規模定居文明但沒有實現大一統，阿拉伯世界和歐洲既沒有出現大規模定居文明也沒有實現大一統。而對於當今21世紀的“世界秩序”建立者們來說，“協和萬邦”和“德治天下”，竟仍然是一種過高的理想。
這一點，無論是創造了“文明衝突論”的塞繆爾·亨廷頓，還是發現了秦朝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弗朗西斯·福山，也都沒有完全看清。如此說來，將3000年前的商周之變和周公攝政7年的制度創造命名為世界政治史上的“周朝之謎”，廣邀中外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研究破題，並不過分。
新中國70年，世界驚呼“中國奇蹟”，學者聚焦“中國之謎”，好像突然發現了新大陸，其實不過是因為大多數人連3000年前的“周朝之謎”都還沒解開，當然看不懂。習近平主席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從5000年曆史傳統中走過來的，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憑這兩句話，世界各國大學就可以重新開設新課了。
至於周朝如何從“協和萬邦”的“天下體系”又衍生出“德治天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將在下一篇系列之五“先秦諸子都在爭論什麼？”中加以論述。敬請關注。
註釋
[1]李零《我們的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6
[2]《白壽彝史學二十講：上古時代》
[3]王國維《殷周制度論》-
[4]趙汀陽《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
[5]王國維《殷周制度論》-
[6]同上
[7]錢穆《中國經濟史》-北京：後浪出版諮詢（北京）有限責任公司，1996
[8]秦始皇琅琊臺刻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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