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千百年來，我們就在這東亞的廣袤土地上穩定持續的繁衍生存，在較長的時間裡，孤立封閉的生長。歐洲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在公元前5世紀到3世紀，進入封建社會用了800到1000年，進入近現代社會用了大約1000年。而我們從公元前2070年進入奴隸制王國時代，到公元前221年進入封建社會用了1849年，從公元前221年到1840年鴉片戰爭，期間總共2061年。不難看出，歐洲社會的變革速度或者說效率是高於我們的。我們可以說歐洲是活潑的，而我們是具有“惰性”的。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社會有如此特性呢？
停滯的三大誘因：地理、科舉、官僚政治
筆者對這一問題的總結有三點，即：地理隔絕、科舉制度、官僚體制。地理隔絕為中國社會的穩定發展提供了一個安全的外部環境，並且客觀上延緩了中華文明的革新進程。而在談科舉制和官僚體制之前，我認為我們應先談談我國的大一統的政治傳統。大一統的政治思想應出自董仲舒的政治理念，但其思想淵籔或可更早。
但其作用與影響在中國社會可謂持久深遠，即使在今天我們也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為孜孜以求的奮鬥目標。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羊傳·隱公元年》兩千多年間，我們一直在努力維持這一天下一統的政治格局，這必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兼容幷包的中央政府來維持。因為是強有力的，所以我們拋棄了封建的分封和宗法制，拋棄了貴族的政治，代之以郡縣制和官僚政治。貴族是世襲的，官員是選拔的，選拔的範圍是不侷限於某一群體的，選拔的方式是非血統的，所以官僚政治要有與之匹配的官僚選拔方式並超越階級和民族的屬性，所以又是兼容幷包的。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是社會穩定發展的保證，一個兼容幷包的政府為社會的穩定發展創造條件，官僚體制和科舉制是體制與手段的差別，卻又相輔相成，共同促成了中華帝國的超穩定結構。
經濟環境對人文社會的塑造
到這裡問題清楚了嗎？並沒有，剛才所論述的不過是形式和外在的東西，那內在的原因是什麼？制度性的東西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的。我們便不得不思索我們制度生成的經濟根源。當然是長期以來的自然經濟，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理解自然經濟對封建政治的作用形式。
小農經濟經營規模狹小，生產條件簡單，在比較貧瘠的自然條件下也可以存在和再生產；又由於它以家庭為生產和生活單位，容易通過勤勞節儉實現生產和消費的平衡，所以小農經濟具有穩固性的一面。—— 百科資料這恰恰是我們對中國為什麼會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的回答。作為農業民族，我們在從事農業生產的過程中要面臨來自天與人的共同挑戰，即如何面對自然災害和敵國侵略？從事農業生產的民族大多是少數自耕農自成一體的生產單元。正如老子所說：“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對小農生產狀況的生動寫照。但其弊端在於孤立的自耕農家庭或族群缺乏獨立對抗天災人禍的能力。
由此，統一的集權政治是適應我們民族的生存需要而產生的，而不是個人的私意。既是出於公意，我們的政治體制便是開明的，而不能以其發展結果來斷定其本來性質。我們畢竟建立了這一政體，並在實踐過程中不斷髮展完善大一統的以官僚政治為框架的具有兼容性的穩定的政治體制，這是經濟對政治的作用。
不同文化心理，不同的歷史際遇
僅此而已嗎？不，還有文化心理、文化傳統和民族特質的原因。正如古希臘發達的商業經濟促使其形成“自由、平等、公正”的精神特徵，我國作為農業民族具有勤懇、樸實卻安於現狀、慣於服從的特性。正如那句話：“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不得不說，中國的農民可愛又可憎，可愛在於他們勤懇踏實易於滿足，有著令人驚歎的忍耐力。可憎在於他們由此失去了進取的精神，在一代代樸實的“生活理想”傳承中，終於成了落後的民族。一代一代的人就這樣被束縛在了土地上，這成了中國超穩定結構的內在因素。
中國傳統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讀傳家”，即既要有“耕”來維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讀”來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這種培養式的農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諧，契合中華文化對於人生最高修養的樂天知命原則，樂天是知曉宇宙的法則和規律，知命則是懂得生命的價值和真諦。崇尚耕讀生涯，提倡合作包容，而不是掠奪式利用自然資源，這符合今天的和諧發展理念。
—— 《農耕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特徵》
而自從產生專制政府，在專制政府的主動干預下，農民是被強行的束縛在土地上。比如重農抑商政策、編戶齊民政策，中央政府極力的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氛圍，並限制人口的產業流動，並使士人階層對政權進行壟斷，用這一系列措施，讓農民只能做農民。
由此中國的社會階層也基本固化下來，乃至於民間產生了所謂“耕讀傳家”的思想觀念。一個連社會階層都固化下來的國家，又怎麼會不穩定。而士農工商的劃分在實際上，農民並不如商人，但文化觀念上農民是好過商人的。比如士大夫如果下野，一定是從事農業，鮮有經商的，比如陶淵明的“帶月荷鋤歸”。在這種文化環境下，商業文化終難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穩定發展的農業卻繼續造就著穩定發展的中國社會。
斯塔夫裡阿諾斯在談到鄭和下西洋時對中國主動放棄了制海權退回了陸地唏噓不已。其實我們根本就不對鄭和下西洋給中國帶來發展契機抱什麼幻想。目的決定行動，鄭和下西洋只不過是一次政治宣傳活動，而非商業活動或軍事擴張，為的是布國威於四方，期間可能還夾雜著成祖皇帝的私心。政治活動結束了，自然要回來，下一次去不去，得看有無政治需要。因此，鄭和下西洋只不過是中國農業文明鼎盛的一種體現，而非社會變革的先聲！中國，還是那個中國。
後記
說到這裡，話幾於盡。總結一下，對中國社會形成的超穩定結構起決定作用的是長期穩定發展的農業經濟。農業經濟作用下所形成的政治體制則起到了促進和鞏固的作用，而經濟政治雙重作用下的民族文化心理維繫這一結構。真可謂是從裡到外，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構建，想不穩定都做不到。
參考資料：斯塔夫裡阿諾斯 《全球通史》；《農耕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特徵》；公羊高 《公羊傳》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文：故壘 圖：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