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本書從萬曆十五年這一平淡無奇的時間段作為切入點，對這一年當中的六位人物命運進行梳理分析，對我國古代法律與道德的關係進行了深入剖析。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書中描寫海瑞斟酌案件的標準：“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這體現出在中國古代，法律更多的傾向於長輩、弱者、秩序和體面，法律的主要作用是維護道德禮教體系，在法律與道德的關係中，法律居於輔助地位，道德才是主導。
不僅在明朝，在當今社會，法律與道德的關係也一直是法理學中的重要問題。過多依靠法律而捨棄道德，容易導致社會成員產生牴觸心理，“法外之地”反社會問題嚴重，譬如“校園霸凌”、犯罪低齡化；過多依靠道德而捨去法律的強制懲罰措施，則必然導致社會成員無所顧忌，挑戰道德底線，譬如“我弱我有理”、碰瓷、醫鬧等社會現象。
法律與道德的衝突是必然的，社會發展的同時，道德也隨之發展，但是法律則相對滯後，如何平衡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係才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比如立法、司法、執法過程中充分考慮當今社會的道德因素，使法律不偏離道德主流；加強法制宣傳，使人民群眾的道德意識同法律意識保持一致；重視道德教育，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等。
最後也以本書內容作結“道德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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