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誠堂是明清時期偶園中的一座古體建築，這一屋居住過馮子履、馮琦、馮溥三位進士，其中兩位曾任一品大員，是國之棟樑。存誠堂是馮子履、馮琦、馮溥三人的故居，是青州不可多得的文化資源，是重要的歷史文物。
馮子履故居
說到馮子履故居的來歷，還要先從其父馮惟重說起。馮惟重，字汝威，號芹泉，自幼學習刻苦，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35歲時同五弟馮惟訥一起考中進士，擔任京官，為行人司行人(正八品)，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世宗朱厚熄巡安陸、湖南、湘水、衡山等地，馮惟重冒暑以行，至廬州(今安徽省廬江縣)時，發於背，只得臥床診治。友人探視見其病危，勸道“人怕無名，病怕有名，先生之病甚危，不如立即回返，讓親人請名醫診治……”。馮惟重之病屬“搭背瘡”，屬不治之症，但他還強持病體，後終於死於途中，是日為嘉靖十八年(1539年)農曆十月十八日，年僅36歲。直到臘月十九日，長兄馮惟健才聞其弟馮惟重病故，便親赴廬州為二弟治喪。次年二月十九日馮惟重屍骨回家，七弟馮惟直因悲慟過度，猝發病不治身亡，年僅24歲。馮家之不幸，身為操持馮家家務的馮惟健也十分悲痛，為照顧好馮惟重去世前不足百日的兒子馮子履，馮惟健決定請風水先生看一位好宅基，讓馮子履母子二人居住。於是就選定了離馮氏學堂不遠的存誠堂地，建住宅一處，讓馮子履母子居住。這在當時馮氏大家族中，能住獨門獨院的，還是第一戶。馮子履從一週歲起就住在存誠堂，除在外當官外，一直在存誠堂居住，所以存誠堂就是他的故居，存誠堂就是馮子履的家。
馮子履(正三品、1539-1596年)字禮甫，號仰芹，生於嘉靖十八年閏七月十八日，生母蔣氏。其父馮惟重病喪廬州時，他出生不足百日，弱冠能文，嘉靖二十九年(1552年)13歲即為郡諸生，嘉靖三十四年(1557年)18歲為廩生，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28歲中舉，隆慶二年(1568年)29歲中進士，授官直隸(河北)固安縣知縣(正七品)。隆慶五年(1571年)32歲擢兵部車駕司主事(正六品)，萬曆二年(1574年)35歲擢山西察司僉事(正五品)治大同，萬曆三年(1575年)36歲升任山西布政司參議(從四品)，萬曆四年(1576年)37歲又升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正四品)，萬曆六年(1578年)39歲，辭官歸鄉。歸鄉之後，常課小兒讀書，又常與摯友飲酒對弈。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5月，堂弟馮子鹹(惟健之子)去世，子履自益都至冶源為子鹹治喪，哭之甚哀，回益都就抑鬱得病。病危時，給時任禮部右侍郎的長子馮琦送信，馮琦得信後即上疏請假，皇帝推恩，封子履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正三品)，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並命馮琦給驛以歸。馮琦歸家後，拿出皇上的贈封詔書，子履惟額首相慶而已，三天後，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八月十八日，馮子履便溘然長逝，享年58歲。
馮子履一生，功成名就，廣受讚揚。馮子履中進士後，即伏闕上書，申述其母蔣氏守節30年，苦心教子之德行。皇帝親降御旨，旌表其閭，人以為榮。子履任官固安，深知地近京師，朝中權貴們多有瓜葛牽連，所以一遇案情，即從速判決，不予款請之機，這就使行案無留牘，庭無留訟，曲直皆行其平。這樣，鄰縣若遇大案，上峰亦多令移來固安審理，子履則深得政聲。工作之閒，子履則親課諸生員，葺城池、修學宮。上任經年，百廢俱興。固安縣歷來土匪盛行，修文而尚武的子履藉青壯的牙兵，親自馴其騎射，後一舉捕得為匪者300餘人，然後快速審理，一月盡誅，雖不免殘酷，但此舉過後，境內晏然。
治大同時，大同正逢饑荒，子履開倉賑濟，預給軍士月餉，商賈從外地販糧來者，厚賞其值，軍民得安。大同北與韃靼接壤，韃靼與瓦刺皆是蒙元后裔，素習遊牧騎射，不時侵擾明國邊界，其酋又反覆無常，貪得無厭，當年明英宗朱祁鎮都曾被擄去番邦。後來明朝一直實行懷柔政策，番酋得寸進尺，邊塞難得安寧。在大同以北80裡的長城下，有地名曰得勝口，為南北貿易集市，韃靼常派兵侵擾。子履到任後，在得勝口申明約束，布威信、明賞罰、嚴邊防。有韃靼頭目把汗那吉者，自恃善射有力，聞聽馮子履尚武，便提出與子履比賽射箭，並以衣馬為財資。馮子履笑對翻譯說：“那把汗那吉以為我是文官，不相信我會騎射，這回得先與他智鬥”。原來，子履早有計算：北番的箭矢比明軍的重許多，射出雖有力，但射程短。比賽時，子履便讓人暗將箭靶挪出百步之外，子履連發連中，把汗那吉卻射不到。這樣，把汗那吉把衣物鞍馬全輸掉了。軍民皆歡，把汗那吉十分尷尬。子履本意是想達到和好之目的，就命人再把箭靶抬近一些，再比，結果，把汗那吉全中，子履就把所有物品還給，把汗那吉大喜挽回了面子，叩謝而去。從此，番邦深懼子履，再也不敢邊疆鬧事了。
大同守軍素稱強悍，當時，戶部有新法，軍卒月餉較前舊法有增加，有下吏將新法藏起，仍按舊法發餉。有知新法者鼓譟軍士，將守軍主事郎中賈某圍攻，情況危急。馮子履及時趕到，大聲斥道：“有小吏不按新法發餉，眾軍士可以向我舉報，如今這陣勢，是想譁變造反嗎？”眾軍士立即靜下來。賈某跪謝子履道：“若非大人趕到，我不是死於亂軍，就是死於軍法。”子履即令必按新法發餉，遂穩定了軍心。
1577年逢大計，都給事中陳三謨與馮子履早有矛盾(陳三謨，浙江仁和人，早馮子履三年中進士，職僅七品，但權勢極重。在皇帝身邊掌侍從、規諫和外官考察等事，子履任兵部員外郎時，二人為同僚，矛盾大約在此產生。)乃參奏馮子履任山西按察司僉事時，曾發生過兵譁事件，屬不稱職。吏部議平調，陳三謨又向宰執(首輔大學士)申述己見，宰執面奏皇帝。於是，有旨被削職一級任用，眾議皆不平。馮子履憤然曰：“官場朋黨擠兌賢良，我只有辭職歸鄉！”眾友勸道：“先生正當年富力強，不應因噎廢餐，自暴自棄。先生之才，人人知之，不如暫時屈就此職。日後朝廷自有公議啊。”馮子履說：“想我馮子履，出生不足百日而喪父，孤兒賴寡母撫之，至今四十年，老母已七十五歲，且因痛哭先父而早致淚水流乾，雙目失明。吾乃獨子，正該回鄉奉養老母，而不必留戀這官場無趣之爭也！”去意既決，上疏辭官，也就如順水推舟，39歲的馮子履就辭官歸鄉了。這時，他的20歲的兒子馮琦已考中進士，並進翰林院當了庶吉士(選新進士之優於文學書法者，入館繼續學習，三年後選優秀者任翰林、編修、檢討等)，這算是馮子履望子成龍的最大欣慰。
馮子履歸鄉住益都城裡存誠堂。10年為官，略有積蓄，是可奉養老母的。而高朋相會，歡呼暢飲，或握槊對弈，或小住冶源，與朋友兄弟暢遊薰冶湖畔，以排遣胸中之憤懣。萬曆十一年(1582年)十月43歲時，老母蔣氏病故，馮子履厚葬老母於青州西北堯王山麓祖塋。
萬曆十三年(1585年)45歲，韃靼又入侵西寧邊境，皇帝廷臣舉薦有才可獨當一面者，臺省又舉薦馮子履。朝廷又下詔重新任用馮子履。馮子履又二度出山為官，至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又歷八載，是年55歲，馮子履又決意辭官。他對長子馮琦說：“自我進入官場，還未見父子同為三四品官者，俗話說：滿則傾，全易缺，為父今日歸心已定，你正當少壯之年，能報國在你，不能報國也在你。”於是，馮子履上疏稱病乞休，帝只得允准。馮琦也請假，要護送父親歸鄉。萬曆帝特別下旨，詔賜驛傳道里費。父子兩乘官輦同出都門，傳為佳話，鄉人榮之。
馮子履為人豪放，與人交往，略無城府，喜助人為樂。為秀才時，一次去臨淄參加歲試後，冒雪歸益都，一位侯姓秀才墜入路邊深溝中，已被凍僵。過路者皆怕麻煩，置而不顧。馮子履立即營救，將侯生抱扶馬上，自己步行護持而歸，侯生幸能得救。在京時，一老媼為某貴人推銷一大寶珠，醉後將寶珠忘在了馮子履家中，她自以為，這價值數百兩銀子的寶珠自然難以索回，痛不欲生。誰料馮子履召其還珠，老嫗千謝萬謝。子履曾買得堂弟子升宅院一處，銀已付，時子升之子馮瑗年已10歲，傷家產不保，悲哭之，子履妻宗氏語子履曰：“從都有緩急之時，奈何因一居宅，失昆弟之好，吾觀是兒(指馮瑗)英氣咄咄，非久處人下者，宜歸其房產。”子履立即將房契送還，而所付之銀不索，贈子升。子履居官大同時，得一千里馬，極其珍愛之，一幕僚借用，飲水後遇韃靼人與爭道，馬疾馳而暴死，幕僚惶恐謝罪，馮子履一笑了之。馮子履曾得一玉環，一下吏捧觀，不小心失手摔破，下吏大懼，馮子履又是一笑了之。馮子履對人自負地說：“吾性圓而行方，理所不可、意所不欲，賁育(古代兩個大力士)不能奪也。”其愛才恤士，官人皆稱之。在大同時，與將軍郭琥友善。郭琥年高，行事謹慎，上司欲罷其官，馮子履諫曰：“郭琥廉有將德，優點極多”。這就使郭琥任至退役。繼其為將者失軍心，以貪墨者被處罰，兵士益念郭琥之德，更念馮子履之知人善任。在易州任上，馮子履與楊紹勳將軍友善，楊將軍數有功，但性情暴戾，巡關使者欲治其罪，馮子履極力迴護，乃得免。後來，楊紹勳遷官遼左，馮子履告之：“以公之才，不難治虜，而難馭下，願少慎之。”後來，楊紹勳果然因對部下粗暴專橫，為人挾怨告發，終被治罪。楊紹勳臨死嘆言：“悔不聽馮公之言……。”馮子履又極善於體察民情，他在易州時，有司以易州多金礦，宜開採以資國用。馮子履言弊多利少，勞民傷財，議乃止。人或以為馮子履過慮，後數年，北虜索市溢額，漸渝所盟，而神宗帝以大內定，聽信奸言採礦，畿輔蕭然，薦紳介冑才咸信服當年馮子履之先見之明。
馮子履去世之後，葬禮極為隆重，萬曆皇帝特令山東按察副使兼布政司參議於仕廉親致祭，命工部為之修墳，原禮部尚書于慎行撰寫墓誌銘，工部尚書鍾羽正撰寫行狀，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王錫爵撰神道碑文，禮部右侍郎餘繼登撰寫墓表。這當然也因其子馮琦已為少壯朝廷重臣有關。馮子履政績、行狀、載諸《馮氏世錄》，可惜其尤善書法，字多軼失，惟長山李士翱之妻曲氏死，碑文乃馮子履所書。
馮琦故居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未時，馮子履添子於存誠堂，生母宋氏。其祖母蔣氏夢中在庭院遇一狀貌偉嚴的官員走向院內，問曰：“來者何人？”對方答道：“宋魏公韓琦也”。蔣氏大驚，猝然夢醒。正在追夢之時，有丫環來報，說宋夫人生下一個白胖男孩，蔣氏乃恍悟，此孫系北宋勳臣韓琦轉世，故為之取名馮琦。馮琦的情況，史料多處記載，大體情況如下：
馮琦(1558—1603年)，字用韞，號朐南，四祖父馮惟敏觀其是大才，稱“玉不琢，不成器”，為其改號琢奄。馮琦自幼好學，曾應試山東第一名，19歲中舉，20歲便考中二甲第20名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乃是從新科進士中選其優於文學、書法者，再入館學習3年，再經過一次朝考，優秀者選任翰林院編修、檢討等職，其餘則優於進士放官。這次同時選入翰林者一共27人，馮琦最年輕，館閣先達皆器重之。時張居正為內閣首輔，性嚴峻，對人少有稱許，及見馮琦，目之曰：“此幼而碩者，國器也！然不免有人會以少年得志而招妒也！”這句話不幸言中，後來馮琦遭沈一貫之妒，就印證了此語。
馮琦22歲(1579年)授翰林院編修(正七品)，25歲(1582年)授翰林院修撰(從六品)，不久，又受命教諸皇子讀書。歷來皇子皇孫，多屬紈絝子弟，不喜讀書，上課時，多借故逃學，任師者，多聽之任之，但馮琦雖年輕，卻特具威嚴，眾皇子多畏服。
25歲(1582年)時馮琦以翰林近臣封典使之身份，到父親工作過、自己也住過六七年的大同主持封典，備極榮幸。大典時，觀者人山人海，竟有痴情女子大喊：“天使，吾郎君也！”代王及文武臣僚對馮琦格外敬重，大禮成，饋贈加倍，馮琦皆一一謝絕不受。
26歲(1583年)充經筵展書官。29歲(1586年)任會試同考官。是年，馮琦奉命編纂六曹奏章，值起居注。30歲(1587年)馮琦參與編撰《大明會典》告成，因功升侍講學士(從五品)並賜金帛，負責文官誥敕(即任命書)。其為人典雅，凡受命官員，皆以能夠得到馮琦所書誥而為幸事。蓋因古時誥敕，皆由受命者本人保存，故而格外珍重之。
31歲(1588年)任湖廣省(今湖南、湖北兩省)鄉試主考。32歲(1589年)馮琦充經筵講官，升右春坊右諭德(從五品)，負責給皇帝講書。34歲(1591年)馮琦任順天(北京)鄉試主考。35歲(1592年)升左庶子(正五品)，主武舉會試。38歲(1595年)馮琦升禮部右侍郎(正三品)，他抗直敢言，又“明習典故，學有根柢，數陳讜議，中外想望風采”。他以《肅官常疏》、《礦稅疏》等文章聞名於朝野。他每有疏奏，出入競相傳錄。首輔王錫爵舉薦馮琦與朱國祚入閣(進入宰相班子)，但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沈一貫向妒馮琦，就以“二人年未及艾(人年五十歲為艾)，盍少需之，先用老成者”為諫，阻止馮琦入閣。馮琦雖憤感沈氏嫉賢妒能，但仍一心勤於國事。馮琦雖為文官，但又武略素著，播州(今貴州一帶)士官楊應龍，盤踞川貴一帶，憑險與朝廷對抗，朝廷多次進剿，皆大敗而歸。面對反叛勢力日重，朝廷剿撫意見不一，馮琦上書皇上曰：“楊賊屢拒朝命非大兵進剿不足服，然用兵宜善用反間之計，使其內部瓦解，然後以大兵進剿，方能事半功倍也。”朝廷接受馮琦意見，任李化龍為兵部左侍郎，總督湖廣、川貴諸省軍務，兼撫四川，率軍八路同攻，楊應龍兵敗自殺，播州一帶始平，形勢皆如馮琦所料。
對於西北邊塞韃靼之威脅，馮琦則主張“以羈縻少息為上策”。因韃靼各部皆為騎兵，居無定所，若與爭戰，我強則敵遁，我退則復來侵，實難平復，故取懷柔政策，與之結好，邊塞安寧，其形勢發展，亦如馮琦所料。
1597年，日本侵略朝鮮，當時朝鮮乃大明朝的附庸國，故朝廷產生兩派議論：一曰出兵援朝，一曰不出兵援朝。馮琦主張：“大明應出兵援朝，我國保住朝鮮，有如漢代時仗西域以制匈奴。更如春秋時期《左傳》所載：晉國要從虞國借道攻代虢國時，虞大夫宮之奇所講的‘唇亡齒寒’的道理。我大明決不可坐視日本侵略朝鮮，再覬覦我大明。”於是，明廷以兵部尚書邢玠為大將，率兵援朝。邢玠是益都人，馮琦便致書這位同鄉，信中曰：“今日公出兵朝鮮，亦如當年大唐討伐淮蔡一般。——惟天子與斐晉公(斐度)斷之，故最終能成其戰功，若像眾人所說‘大軍久在外，徒費錢財’，若持此見，如何能救朝鮮？”朝臣仍有歧見，馮琦堅持定邢玠之念。後來，邢玠大勝，日軍遁逃。那些當初主張不援朝鮮之臣，又指責邢玠御兵不嚴，馮琦又道：“此次出兵援朝，日軍實受重創，固能保全了朝鮮，此乃邢玠蓋世之功也。大軍久在異域作戰，轉戰數千裡，過失總歸難免，若對此帶兵之人，攻其一點，不計其餘，那將何以服眾。”馮琦之論，得到公允。
馮琦卓爾不群，更為沈一貫等人所妒。1598年冬，馮琦丁憂服除回到北京，朝廷又有人推薦其入閣，沈一貫再次上書作梗，使馮琦入閣再次受阻。這使馮琦異常憤怒，從此中下病根。
1599年，馮琦仍以禮部侍郎銜、充玉牒副總栽不久又進吏部右侍郎。馮琦任此職後，坦然曰：“治理天下需用賢才，而賢才者則須由主宰者認真考核方能發現。聖上不以我為不才，讓我輔佐此事，我豈敢尸位素餐？”當時的吏部尚書李戴，論年齡、資歷，均乃馮琦之前輩，此人性格溫和，以寬仁為政，眾稱長者。時趙志皋、沈一貫為相，把持朝政，李戴不敢稍有異議，而馮琦年輕果敢，慨然以選拔人才為己任，李戴也折節聽之，凡馮琦所銓定之人，李戴皆不復省，僅畫諾而已，一時吏治稱得人。馮琦在吏部雖為副職，實行正職之責，他十分厭惡竟奔之人，為公正起見，每月將待用之人，按官俸高低寫於大紙，貼在牆上，張榜示之，有缺時，按所榜依次補之，其行為人以為公，後又親自詳定官員任用條例，上報皇上批准。
43歲(1601年)，馮琦為會試主考官，因當時剛剛完成大計(指三年一度的官吏考察)，他相當疲憊，但仍堅持對考卷一一把關，凡為文詭異者不取，然後從廢卷中補之。是科狀元為青浦人張以誠，榜眼為太倉人王衡，探花為石首人曾可前，會元為福建同安人許獬，一時稱為得人。吏部文選司有一郎中在推察降職人員名單中，與萬曆帝意見相違，萬曆大怒，馮琦與吏部尚書李戴聯名上疏，為這一郎中辨罪，懇談選司之難，乞請將此郎中留部中降職使用，萬曆帝見二人言辭懇切，便予允准，未嚴懲郎中，這在封建皇帝時代是很少見之事。
朝廷派往各地的礦稅使，有的依仗權勢，橫行霸道，動輒以欽差職權誣奏罷免地方官員，山西巡撫魏允貞，系馮琦同年進士，為官清廉，率直敢言，他因山西礦稅之事，得罪了礦稅欽差使孫朝，孫朝力誣魏允貞，必欲置魏死地而後快。萬曆帝信之，下部院議罪，馮琦具疏“魏公清正於天下，撫臣無二，臣願以己之百口之家保之”，使魏允貞倖免於禍。礦稅使張忠論知縣韓薰當調，高審推薦布政使陳性學為巡撫，馮琦皆上疏，力陳太監不可侵任命大權，此二事乃作罷。饒州通判沈榜，以貪墨被降他任，後沈行賄於某礦稅使，被保留原職；馮琦與尚書李戴上疏揭發其事，沈遂被罷職為民。都給事中王德完上疏指陳時政，萬曆帝怒，將其打入大牢，馮琦極力上疏為其懇求、辨白，萬曆帝毫不寬恕，后王德完發配充軍，馮琦為其醫治杖傷，並派人將其送至貶所。
馮琦對先皇遺留的冤假錯案極力甄別平反昭雪。嘉靖年間，張徑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銜總督兩江、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省軍務，在東南沿海一帶抗倭，數有大功，但嘉靖帝聽信兵部左侍郎趙文華(嚴嵩的乾兒子)及宰相嚴嵩、徐階等人的讒言，冤殺張徑，全軍為之悲痛。冤沉40餘年，人皆知其冤，但無敢為之辨白者，馮琦仗膽上疏為辨張徑之冤，朝廷為之卹典，以慰張徑九泉之靈魂，以安其後人之心。
1601年10月，馮琦升任禮部尚書(正二品)，廷臣又薦馮琦入閣，又因沈一貫作梗而罷。馮琦既任職禮部，更極力促成太子速立。原來，萬曆帝所寵的鄭貴妃於1586年生了皇三子朱常洵後，鄭貴妃就慫恿萬曆帝廢長立幼，以立己子朱常洵，馮琦等臣極力反對，才使皇上開了金口，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44歲(1602年)馮琦奉詔主持東宮太子冊立大典。馮琦入禮部僅有3日，就將大典儀注草擬出。而大典期迫，中官掌司設監者卻欲從中作祟，以媚鄭妃，就以“供費不給”為辭，馮琦知朝中諸皇子爭立，恐事久生變，夜長夢多，便抗言：“禮為重，不可與爭。”這時，其堂弟馮媛任戶部主事，正率兵押運遼餉銀4萬兩出都，馮琦立追還，給費乃克濟。肇事者見馮琦、馮媛二兄弟相濟，便不敢妄動，冊立東宮大典遂順利進行。同年11月，馮琦又主持了太子冠禮。同年12月，又主持了萬曆帝生母文明肅慈皇太后加“貞壽端獻”徽號大典。第二年(1602年)正月，又主持了皇太子結婚大典，四個月間四次大禮，這時又因三殿失火被毀，尚未整修，朝儀曠廢，設備亟缺，馮琦倉猝受命，不遑張羅，又必須事事精心安排，四個大典下來，皇上滿意，百官佩服；但馮琦本已染病之軀就如雪上加霜了。1602年3月，萬曆帝突然得病，馮琦身居要職，又只得帶病侍候。一日，萬曆帝病中忽然生念降旨：停礦稅，雪冤獄、錄蔭臣、罷諸役不便者。旨意傳出，吏民歡呼，皆以為皇上乃明智之舉。但時過兩月，萬曆帝又出爾反爾，收回成命，一切恢復舊制。此舉讓天下士民議論紛紛，馮琦上疏言道：“聖體危而復安，聖德光而復晦，布二、三之令，失億兆之心，後有緩急，詔令將不可信”。是年黃河斷流，馮琦上疏皇上要求治理，但萬曆帝卻執迷不悟，惟撤換一些橫行太甚的中使而已。這使病中的馮琦心力交瘁。
馮琦苦撐病軀，主持禮部繁雜事務，而禮部左右侍郎又一直空缺，馮琦知事繁而病體，曾先後16次上疏乞休，因沈一貫素妒，萬曆帝執意不允。曾有西羌使者送來戰表，帝知羌人素懼馮琦韜略，便親自從病榻上扶起馮琦，太子為其磨墨，使琦強支病體，間歇了3次，才寫完“迴文”詩信，蠻幫知琦健在，便未敢行兵進犯。這就是馮琦的“一遍迴文退蠻兵”(見《馮氏世錄》)。馮琦終於一病不起，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夏曆三月初三丑時病逝於京師寓所，終年46歲。他臨死前曾賦《絕命詩》一首：
浩渺天風駕海濤，三千度索向仙桃。
翩翩一鶴青冥去，已隔紅塵萬仞高。
馮琦死後，留下的遺表上奏朝廷，仍針對當時的弊政，請萬曆皇帝勵精圖治，披閱奏章，選補缺官，推誠接下，安撫人心。詞語非常懇摯。明熹宗朱由校繼位後，常常追念馮琦的功績，6次派遣朝官來青州立碑祭祀，贈官太子少保，諡號“文敏”，並追封入閣，有“死後入閣，馮琦一人”的說法。
馮時基的日記“偶園紀略”一文記曰：“存誠堂，先文敏公居宅也”(見清光緒《益都縣圖志》第157頁)。文敏，馮琦也。“偶園紀略”一文是馮琦故居的有力證據。存誠堂，正房五間，倒座稱為“對廳”，設東、西廂房各五間；倒座與正房距離較大，十分有明清時期青州居民住房的一般特點，正房前設有月臺，存誠堂東有北廳三間，為耳房，南為一狹長小院，正房西側也有北廳五間，廳前院落相對獨立。對廳之東有門，是通向花園的一便門。
馮溥故居
存誠堂，馮子履在此住過一生，馮琦住了20年，後存誠堂空閒。因是風水寶地，馮溥一直惦記這處住宅。康熙八年(1672年)，馮溥上疏乞休，康熙帝未批，但馮溥就有了修復存誠堂的打算，好在乞休後居住。於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馮溥出資1000兩銀子，讓家人修復存誠堂。1000兩銀子修建一處院子，可以說是花不盡，用不完的。馮溥提出的條件是，存誠堂居住要舒適，檔次要高，由此地方修建可不計成本，因此，就將存誠堂修建成了當時最好的一處住房。
請看這存誠堂，出簷大，青磚綠瓦，雕樑畫棟。廳窗精巧華麗，讓人歎絕。這些門窗都雕有鳳凰戲牡丹、萬壽無疆、五福捧壽以及奇花異草等圖案，每一個圖案都是那樣的形象逼真。用手觸摸著這些門窗及室內陳列著的檀香太師椅、八仙桌、龍頭幾、雕花床等，十分華麗。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74歲壬戌前一日，康熙帝賜馮溥遊覽西苑瀛臺，宮廷內待二人陪同，遊覽亭臺、曲楹、迴廊、巖壑之勝，侍臣攜酒相隨。每到一個地方，讓他“坐飲三爵”，同時還賜制詩，賜“適志東山”篆章。直至秋天，馮溥才衣錦還鄉，在青州引起極大轟動，到達之日，青州城為之空巷，官吏百姓夾道拜迎，“擁擠不得行”。
一位正一品大員，國家主要領導人帶職還鄉，居住存誠堂，足見存誠堂的榮耀。只見當時的存誠堂，門口有兩根大旗杆，兩個大石獅子，侍從門口站立，出出進進，十分威風。
馮溥是一個十分重感情的人，其“居家之孝友，當官之廉幹，與友之誠信”，是他人所不及的。在存誠堂居住，他性喜施於，當時，益都縣令池為為官清正，死在任上，家貧不能歸葬，馮溥出資幫助。馮溥還拿出自己的俸祿2000餘金，代替青州人完成不能按時繳納的賦稅。馮溥居住在存誠堂，還承襲“北海世家”的讀書風尚，博雅多文禾，精於詩章，為出《佳山堂詩集》做好了準備。馮溥品德高尚，與人為善，朋友們都願與他相處。他性格直爽，親友故交有過失，能當面指出，事後相待如初。他家教嚴格，子孫後代皆有作為。馮溥喜愛悠遊山水，陶冶情操。在京期間，購京中隙地一處，種植柳樹，取名“萬柳堂”，吟詩作賦於此，告老還鄉後，在“佳山堂”招待客人，談論詩文，也很有成績。在青州期間，青州的山水也幾乎遊遍。其中游雲門山，寫詩一首(《佳山堂詩集》卷六)如下：
杪秋登雲門山
一杖登臨萬壑風，橫穿雲賓踏飛虹。
波光匹練總問白，日暮晴瞎谷口紅。
洞裡山人常穩睡，天邊秋色正飄蓬。
循崖遙指花林疃，舊是吾家五畝宮。
存誠堂建於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至今年已經是474年，它的存在，進一步證明了青州之歷史，青州之輝煌。一處住宅，出了三位進士，二位國家主要領導人，足見存誠堂在偶園之中的位置，在青州歷史上的位置。復原存誠堂是青州人民的大事，已到了非辦不可的地步。
存誠堂是青州名人的故居，名人的故居又是城市的特殊座標，也是不可再生的人文資源。存誠堂，從名人故居的角度，它是青州的文化符號，對於城市的形象傳播意義非淺。因此，復原存誠堂是當前青州文化持續發展的一個急迫任務，應明確列入文化遺產保護規劃。 （馮振河）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