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兩名湖北武漢的女性文化人火了。先是非知名作家方方，因為一本《武漢日記》一炮走“紅”，進而在網上汙衊“‘戰狼’精神不是一種精神，是一種精神病”；爾後，爆出湖北大學文學教授梁豔萍，只恨自己不是日本人，不能名正言順到靖國神社祭奠“英靈”。“仗義多為屠狗輩”，為什麼我們這些“屠狗”粗人都能明白的簡單道理，到了兩個文化人那裡卻顛倒了是非黑白？
縱觀古今，中國的文人以前並不是這樣形象，他們有“出將入相”的人生理想，有棄筆從戎、打通西域的男兒志向，有橫槊賦詩、“十步殺一人”的豪邁氣質，有“醉裡挑燈看劍”的家國情懷，還有“一片丹心照汗青”的忠貞品質，等等不勝枚舉。是什麼折彎了他們的脊樑，讓他們患上了“軟骨病”？
一、是儒家思想的基因缺陷
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的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也容易給人以先有自身自家、後有國家天下的心理暗示；“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也可以解讀為“自身不保何以保家國”。於是我們看到，不管是面對蒙古鐵騎還是滿洲八旗，作為儒家正統象徵的孔府，總是衝在前面去歌功頌德表忠誠，甚至還出現了在爭當奴才過程中，族人相爭的鬧劇，但也因此保證了孔府世代昌榮，成為不繳糧不上稅的國中之國。儒家思想的這種影響，漢唐開明之時在文人身上表現尚不明顯，宋明之後隨著儒家思想成為唯一主導，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似乎就成了文人的標準形象。“打倒孔家店”，雖然行為有過激之處，但也正是看到了我們文化基因中的痼疾。
二、是“文字獄”的精神閹割
如果說儒家糟粕只是在文人的基因裡留下了一些缺陷，那麼滿清的“文字獄”則是徹底閹割了一些文人的精神靈魂。滿清統治者似乎掌握了對付文人的訣竅，越是對他們兇殘，他們越是奴顏屈膝。“文字獄”最瘋狂的康乾時期，雖然戰火連年、內亂不斷，雖然老百姓因為有了南美引進的番薯、玉米才能勉強掙扎在飢餓線上，雖然作為文壇領袖的紀曉嵐不過是乾隆眼中嗜性貪肉的弄臣小丑，但卻不影響那個時候的文人們把它描繪成康乾盛世，到了現代不也還有遺老遺少在為“千古一帝”“鳥生魚湯”歌功頌德。
三、是近代屈辱的文化延續
到了近代，鴉片和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也打滅了“天朝上國”最後的驕傲，打斷了一些文人身上殘存的精神脊樑，對外國文化奉若神明，言必講主義，成為精英階層的共語，但事實證明，只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能取得最終勝利。可是，這種文化上的不自信卻沒有能跟上祖國不斷強大的步伐，一時間電影界紛紛以衝奧為標杆，實在不行拿個金球、銀熊也能夠覺得身價倍增沾沾自喜；各種苦難文學、創傷文學大行其道，就像忸怩作態為博洋大人一笑的小丑，不過還真得到了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賞錢。於是，在他們的眼裡，“戰狼”成了另類。
當今之中國，正處在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時期。這種文化自卑，與我們當前已經站起來、正在富起來、必將強起來的國家發展形勢是格格不入的，必須要下功夫治好某些文人身上的“軟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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