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及其前後的歷史波詭雲譎。就像命運捉弄人一樣，本來許多看似水到渠成的事情因為一個個偶然的因素改變了航向。
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這樣。武昌起義成功的時候，國父孫中山還在美國餐館裡忙乎，一切都來的太突然、太意外。面對勝利，他說，怎麼我沒在就起義了呢？所以，起義成功了，身為統領的黎元洪是被逼著當上湖北軍政府的都督的。
武昌起義的勝利，對餘威尚存的清政府來說，並不是致命的，從大清的軍事力量來看，鎮壓當時的起義軍還是富餘的，可問題是強大的北洋新軍有些不聽招呼，清政府不得不請出在家賦閒的袁世凱出山，擔任總理大臣。
袁世凱是因為勢力太大才被清政府出缺養病的，此番捲土重來，慈禧太后不在了，已經沒有人能夠制約袁世凱了。
袁世凱出山了，新軍很快壓住了起義軍的勢頭，但袁世凱並不真打，他維持一種均勢，等待時機待價而沽。
對革命黨來說，真打還真不是個兒，很夠南北議和，推行共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這才有了後來孫中山讓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勸清帝退位的事情。
袁世凱的新軍不賣力，清帝因此遜位。對黎民百姓來說，沒有血腥的戰爭就實現了共和，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從當時的情況來說，只有袁世凱有收拾時局的能力，所以，說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有點偏頗，當時最有實力的就是袁世凱，他要保大清朝，基本上沒有革命黨的什麼事兒。如果說，共和是革命的果實，那也是袁世凱成全的。
這就是一個歷史的花絮，因為袁世凱的待價而沽，誕生了民國。也可以說是歷史的一個意外。
接下來的意外就是袁世凱的稱帝，不管什麼原因和背景，老袁走錯了這一步，群小誤國也好，一時糊塗也罷，搞得罵名滾滾來。這個意外影響最大的是袁公的身後評價。他本來可以成為中國的華盛頓。
不過袁世凱能夠及時止損，看著“順民意”而改變的國制不妥，馬上覆任總統，如果老天再給他一些時日，相信他還是能做出新的歷史貢獻，淡化自己的嚴重錯誤的，無奈，上天沒有給他機會，57歲，是他的終點，袁世凱就這樣退出了舞臺。
袁世凱的過世，結果就是北洋的分裂，北洋的分裂，革命黨的北伐才有了成功的機會，這是後話，北伐的成功，才有了形式上統一的民國。
在國民黨建立統一的政權之前，大軍閥馮玉祥幹了一件至今還飽受詬病的事情，就是驅逐清遜帝溥儀出宮，如果沒有這一荒唐的事件，也許至今在頤和園裡還有一個國中之國的清王室。
馮玉祥此舉最大的危害是對契約精神的背叛，清帝的退位詔書和清室優待條例是民國的出生證的兩面，馮玉祥以暴力摧毀了民國的根基，也開了背信棄義的惡例，導致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國家政治的契約精神蕩然無存。直接後果就是在東北搞出了一個滿洲國，給中國的抗戰找了大大的麻煩。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共之爭是當時的主要戰亂，經過五次“圍剿”，蔣介石以強大的軍事實力，已經把紅色革命壓縮在西北高原的彈丸之地，不料，出了西安事變，國共攜手合作抗日，歷史的走向再一次改變。
不能不說，西安事變是那個時期最大的偶然。
抗戰的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關於抗戰的前途之爭，出現了兩種前途的代表，蔣介石和汪精衛。
汪精衛以短期的精明搞曲線救國，投敵成立南京政府，在淪陷區過了一陣好日子。他只看到了日本的強大。死後被挫骨揚灰。
蔣介石在重慶領導抗戰。蔣介石的視野是全球性的，他認為英美必然支持甚至參與中國的抗戰，結果，英美和蘇聯最終都參與了對日作戰，兩顆原子彈讓勝利的日子提前了不少，蔣公以對國際時局的洞察，贏得了全局的勝利，併成功廢除了一系列西方列強的不平等條約。那個時期，他的威望達到頂峰。
抗戰勝利是必然，國際的反法西斯陣營的大聯合也是必然。但，偷襲珍珠港這一偶然加速了蔣公國際大格局的實現進程。
抗戰勝利後，“雙十協定”曾經讓國人振奮了一陣子，但很快就硝煙再起，墨跡未乾的協議只是雙方的權宜之計。這事，從馮玉祥驅逐溥儀時根兒上就壞了。對各種政治勢力來說，沒有人相信契約，只相信拳頭。
假若，雙十協定得到貫徹，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麼樣的景象呢？
但歷史沒有如果。就像足球比賽裁判錯判一樣，偶然就是結局，時光不能倒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