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官員寫某某經的新聞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大家之所以關注，原因很好理解。書和官員扯上了關係，很多人讀到書中內容，感覺智商受到了暴擊。官員出書本無可厚非，但過度追捧就有待一說了。
官員寫文出書自古有之，我們要理性看待。
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就曾做過季氏吏（負責管理倉庫）、司職吏（專管牧場養殖）等官職，後期又做了魯國的大司空、大司寇，併兼任代理相國。孔子官做的不錯，但他一生致力於古籍的整理，如修訂《詩》《書》《禮》《樂》等。孔子有沒有自己冠名的書呢？有傳《春秋》就是孔子撰寫的。儒家講究“述而不作”，孔子思想影響深遠，個人著作算是比較少的了。
西漢的東方朔被徵辟後，先後任常侍郎中、太中大夫等職，很得器重。漢武帝也屢屢賞賜他黃金、布帛等物。除了官員之外，東方朔還是一位文學家，他有《答客難》、《非有先生論》等名篇留世。東方朔名氣很大，很多人假託其名作文。明朝的張溥將東方朔名作彙集成冊，形成《東方太中集》。
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也都在朝廷做官。他們的發跡和出名大都不是因為政績，而是文學。如王勃的《滕王閣序》，楊炯的《從軍行》、《出塞》等名詩。比較有意思的是，這四人只有名篇名作流傳，但少有著書立說。直到明朝，人們才將他們的作品進行整理，形成文集。
唐宋八大家中，很多人都做過高官，也有不少人著書立說。如韓愈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柳宗元有《柳河東集》等；蘇軾有《東坡七集》《東坡樂府》《東坡志林》等；王安石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
通過以上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古代官員（尤其是文官）大都具有雙重身份。為政仕途的同時，也是一位文學家，至少也是出色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要進行文章、詩詞創作的，但出不出書就不一定了。即便出，也是將自己的作品彙集成冊，形成文集。古代的官員出書，與其說是官員出書，不如說是知識分子出書。
自古文壇政壇一體，出書這事並不奇怪。古代講究，學而優能文，文而優則仕。古代文人的進身之階和理想抱負就是做官。所以，官員、文人和寫文出書三者幾乎是融為一體的。
儘管有傳統，但官員寫書刻書還是要把握一個度。至少不能濫用權力，透支公共資源，來為自己的聲望和錢包買單。
清代四川總督劉秉璋第三子劉聲木做過補用知府以及山東、湖南學務的差事。劉聲木寫過一本《萇楚齋五筆》的書。書中提到官員出書牟利的兩個案例。
一個是祁寯藻。祁寯藻是嘉慶十九年的進士，教習輔佐道光、咸豐、同治三帝，號稱“三代帝師”。祁寯藻在任江蘇學政時，曾“以自己所刊各書，命諸生買讀”。自己在學政位編印書籍，讓生員購買。這就涉及濫用職權為自己牟利了，而書就是一個工具。祁寯藻因此受到彈劾，被革職處分。
另一個是徐松。徐松是清代著名地理學家，博學多才，撰寫了《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新疆識略》等地理著作。徐松曾任湖南學政。他犯了祁寯藻一樣的毛病，編書並且刻印了《經文試帖新編》，而且作為教材，強行攤派給生員，從中獲利。事發後，徐松由湖南直接流放伊犁。
古代官員出書，其目的不一，但大致算來，無怪乎三種：一是佈道，二是揚名，三是牟利。佈道多半是知識分子的理想情操，我們或可理解。如果是為了揚名謀利，動用了公權和資源，從中進行請槍手、強行攤派等各種騷操作，那就不可饒恕了。
